前几日，笔者读到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白亮教授《农村幼师短缺不妨试试“支教模式”》一文，感触颇深，启发也很多。幼师短缺是当下很多地方绕不开的痛点问题，极大地影响了当地学前教育的质量。
由于地缘、区位、资源禀赋和综合经济实力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各地教育生态各异，学前教育所处阶段不一，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问题也各有不同。但幼师短缺问题普遍存在，这是幼师培养数量严重不足、总体“供小于求”的基本面决定的。按照“缺啥补啥”的思维逻辑，一些地区自然会把增加编制供给作为破难题、祛痛点的首选之策。
但是，增加编制真的能解决幼师短缺问题吗？笔者以为，在“编制总量控制，财政供养人员只减不增”的约束下，我们不能陷入“谈编色变”的困境，将编制“妖魔化”，更不该认为编制是万能的。不可否认，增加幼师编制的确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幼师供给的暂时性矛盾，但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幼师短缺难题，因为幼师短缺的“病因”不仅仅是简单的编制供给问题。因财力有限，在一些地区，有编不补是常态，甚至有编招不着人也在常理之中。
放眼全国，伴随学前教育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全面二孩政策的放开，学前教育的需求呈“井喷式”增长。因此，从供给端发力，有效增加供给既应该也必须，这种有效供给包括顶层设计的制度供给、人财物等要素的保障供给。从人的维度看，既包括编制的供给，也包括学前教育师范生的培养。编制供给解决的是幼师职业认同感和岗位吸引力的问题；学前教育师范生的培养，则是帮助学生完成从职业认同、选择到执业能力、资质确认和许可的过程。
各地虽都面临着幼师短缺的问题，但原因不一，解决问题的路径和方法自然不同。对大中城市而言，人口不断集聚，解决幼师短缺问题更多地要运用“看不见的手”，通过合理确定幼师的待遇，让年轻学子们“用脚投票”。欠发达地区和县城，要结合自身所需，正确认知、科学定位，让政府和市场“双轮驱动”，同向发力。一方面要综合运用“编制周转池”，最大范围增加编制供给；另一方面要加强与高等院校和高职院校对接，加快幼师培养，加大政府购买力度，妥善解决编制外幼师的待遇，尽可能做到体制内外“同工同酬”。同时，要优化服务环境，打造“近者悦远者来”的人才环境。解决边远民族地区和中西部农村地区幼师短缺的问题，则要打破思维定式，按照“省市统筹、以县为主、乡镇补充”的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承担起责任，无条件扛起兜底职责。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学前教育是终身学习教育体系的“短板”，幼师短缺是“短板”中的“短板”。在呼唤扬长教育的今天，补齐幼师短缺的“短板”确需综合施策、多维思考、多向发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