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6日，山东青岛市教育局组织264所城区优质中小学与272所农村中小学共同签订合作办学协议，开展“一校一策”的定制合作。这种合作模式与当前我国教育界，特别是北京、上海、杭州、深圳等地流行的另一典型合作模式——“名校集团化”政策有异曲同工之妙，但两者之间亦有不同，值得加以辨析。
第一，就项目启动的动机而言，“名校集团化”和“一校一策”都旨在促进我国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发挥优质校的带头作用。区别在于，“一校一策”并不更改合作校的校名，而在“名校集团化”政策下，附校往往需冠以名校（总校）的名称，因此更能借助“名校”的实力与声誉，给社会公众以“泛名校化”的“光晕效应”。当然，光晕不能代表真实的进步，学校的改革与进步不是光凭更名，需要日复一日的努力和沟通。
第二，就目标的订立主体而言，“一校一策”的合作目标由市级教育部门订立，具有行政命令性质，颇具科层化色彩。表面看来，该政策执行的范围广、力度强、目标明，但其针对性、适切性有待商榷，可能存在部分学校抵触和敷衍之弊。而在“名校集团化”中，虽说往往也是地方政府发起的创意，但在指导学校的工作目标方面，政府往往不会干涉。总校有权设立教育集团的工作目标，其在工作目标指导下的权力和资源的分配更具有协同性，更具效率。但是也可能存在集团内部将总校和附校视作两个“阶层”的问题，总校往往是提案的发起者，而附校则是相对被动配合的角色。
第三，就联结逻辑而言，“一校一策”以“城—乡”为联结的逻辑纽带，而名校集团化则不拘于“城—乡”逻辑，更多的是城区学校之间的联结。应反思的是，虽然存在大概率的“城优乡劣”合作校组合，但是部分农村中小学的教学质量也可能优于部分城区学校，因此，在订立合作协议时，不应想当然地指派城区学校去指导农村中小学，而应更强调双方的平等互动。相比而言，名校集团化的“总—附”校概念，天然带有“总优附劣”的评判倾向，也应加以反思，促进附校各美其美，百花齐放。
第四，就联结方式而言，“一校一策”的联结方式是“一带一”，而“名校集团化”的联结方式则是“一带多”，名校（总校）往往有更大的“辅导”负担。部分“被集团化”的名校总校校长表示，由于名校集团化政策的执行，使得教育集团内部的优质资源被附属学校“摊薄”“稀释”，往往导致总校教师不满。，因为总校教师承担着指导附校的职责，而遭遇职称参评等利益相关的事项时，却要与附校老师平等参评，在集团评优评奖总数未能相应成比例增加的情况下，总校教师感到“奶酪被切走了”。相对来说，“一校一策”政策能规避此类利益冲突。
第五，就强弱之势而言，即使在“城—乡”逻辑下，“城校”有时也未必强于“村校”，农村中小学在合作办学中有更多的主动作为的空间，可以以更平等的方式提出合作需求；而在“总—分”逻辑下，名校总校一般来说始终保持龙头位置，带动并入校或新建校的各方面工作，“分校”的主动性相对较弱。
第六，就合作形式而言，名校集团化政策下，即使是相对松散型的集团共同体，在集团内部人员、资源调动方面都要比“一校一策”这种单纯的合作型共同体要更为便利、系统和周密，名校集团中的总校校长在共同体中的发言权较大。
总而言之，上述两大政策都在当前我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探索阶段，针对教育改革的“中国问题”给出了的药方，究其根本，不过是学校改革的利益相关者在趋利避害的决策本能驱使下，对学校权力和资源的重新分配与组合。真正值得深思的是，在这些“热闹”的地方性教育政策的背后，是否有坚实的调研基础，这些政策是否适应基层学校的实际需求，能否对一些教育时弊予以纠正，令教育质量得以提升，这才是关乎这类政策存废的关键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