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向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在谈到对2018年政府工作的建议时指出，要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然而，近年来，“寒门再难出贵子”广为流传。去年高考后，北京文科状元熊轩昂说的“高考不仅是个人才智的比拼，更是家庭背景的较量”，将“寒门再难出贵子”推向了舆论高潮。
“寒门再难出贵子”的结论来自于一系列的研究报告。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中清、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梁晨及其团队曾合作研究了一个命题——中国长达150年里的精英究竟出自哪些家庭？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刘云杉统计了1978年～2005年北大学生的家庭出身，权威期刊《中国社会科学》于2012年刊登了研究报告《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52-2002）》《中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研究》等。这些研究得出了基本一致的结论：恢复高考前后一段时间是“寒门出贵子”最多的一个时期。1990年之后，考上北大、清华的精英子弟比例快速攀升。2000年之后，寒门子弟进名校的通道变得越来越窄。
“寒门再难出贵子”有四个方面的重要原因：
一是教育资源配置不均，导致寒门子女进入重点中小学的比例越来越低。“全国中小学教育现状调查研究”课题组发布的《中国城市高中生的家庭背景调查》指出，长期以来，我国基础教育领域实行的是一种“等级化的学校制度”，从而形成城市重点学校、城市普通学校、农村重点学校、农村普通学校这样的等级序列。城市重点学校集中了最多社会优势阶层的子女，农村学生在中小学阶段就已经“输在起跑线上”。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状况是高中教育的直接延续，寒门子女在重点高中的比例越来越低，因此，升入重点大学特别是顶尖大学的比例下降是必然结果。
二是寒门家庭经济状况较差，这对下一代的教育有较大影响。大量实证研究说明，家庭经济状况影响子女的营养状况、阅读水平、心理压力、教育资源等。美国曾经做过一项针对幼儿园的全国性调查，结果显示，社会经济地位处在前20%的家庭，每天给孩子阅读的父母占62%，而在20%的低收入家庭，每天给孩子阅读的仅有36%的人家。在育儿方法上，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会更多地满足孩子的需求，提供相关资源，而社会经济地位较差的家庭，对孩子管多教少，提供资源也不足。
作家西坡在文章中描绘过这样一个场景，“人家的孩子放学进补习班，周末上兴趣班，暑假出国游学，我放学去希望的田野上，周末去希望的田野上，暑假还去希望的田野上。田野虽好，不考种地啊”。他总结说，农村孩子应试都拼不过城里的孩子，拼素质也不行。让教育资源有天壤之别的两个孩子参加同一场考试，结果可想而知。
三是家长的文化背景存在差异，这是寒门子弟难以逾越的门槛。比如2017年北京文科状元熊轩昂的家长，他们除了有殷实的经济资本外，还有较高的教育素养以及生活品味。后代正是通过熏陶渐染、无意识地继承了家庭的文化资本并内化于心。所以，出身于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的孩子们从小就受到来自父母的文化熏陶，并有大量机会接触各种各样的事物。这一最初的人生经历就奠定了他们具有较高的学习能力、眼界、执行力、胆识及魄力。
一个家徒四壁、父母半文盲状态的农村孩子，从懂事起就为柴米油盐发愁，就牺牲玩乐时间下地干活，要他们与城市文化家庭的孩子以同样的规则竞争，几乎一开始就输定了。可怕的是，家庭文化的贫困往往会给后代带来更大的不幸，甚至会一代代传下去，这比物质贫困更加可怕。
四是招生考试制度改革，仍需向寒门学子倾斜。2009年，上海、南京、杭州、宁波和苏州的教学科研机构曾联合做了一项针对高校自主招生对江浙沪教育影响的《高等学校自主招生的问题与对策》的调研，结论认为，高校自主招生测试题突破了高中教材内容，对弱势群体不利，如农村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他们在学习条件上比不上处境好的学生，农村学生的综合素质普遍弱于城市孩子，从而限制了他们的见闻。有些重点高校的自主招生隐性门槛并不低，首先学生一定要有学科竞赛高级别的奖项，这对县级以下的高中学生有失公平。
新高考方案淡化了高考选拔权重，突出了“三位一体”的综合评价录取机制，加之走班制和选考、竞赛、自主招生、外国语送生制度的存在，高校出现了从考生之间的个人应试竞争演变为考生家庭之间综合实力较量的趋势。这对于普通学校、普通家庭的孩子来说，仍需要更多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