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陕西数百名大学生，经历了一场闹剧。利用暑期参加爱心支教活动，到达支教地点后才发现，主办方非但没有相关资质，竟然还开起收费性质的辅导班。当地教育局向北青报记者回应，经调查，涉事企业并无举办支教活动的相应资质，目前相关部门已对其进行查处。（7月16日北京青年报）
“要补课，去校外。”社会教育培训机构利用节假日组织有偿补课，不受“减负令”“禁补令”规制，早已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一家没有举办支教活动相应资质的社会教育培训机构，打着“爱心支教”的旗号，大肆组织违规收费补课，且公然招募大学生暑假支教志愿者，将有偿补课覆盖到陕西省汉中市的多个县镇，深入到了偏僻乡村，其明目张胆的行为实在令人惊讶万分。
在“减负令”“禁补令”政策实施后，在职教师参与有偿补课现象得到了有效遏制，但学生课业负担却是“越减越负”。大量补习班、兴趣班、特长班、奥数班等堂而皇之地占据大街小巷，与“减负令”“禁补令”形成了极具讽刺的反差。
“减负令”“禁补令”针对的是中小学及在职教师，对社会教育培训机构无任何约束力，这也许是陕西尚思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敢于借“爱心支教”大行收费补课之实的底气吧。其将平时的收费补课进行“由城市包围农村”的扩大化生产，难道不是“补课有理”的一次大胆炫耀？社会教育培训机构在城市上演疯狂的攻城略地战，开始尝试着开辟“农村战场”，倘能成功，则可以预料，大量农村孩子必将被席卷而入，成为繁重课业负担的下一个“牺牲品”。
社会教育培训机构可以“合理合法”地品尝有偿补课的教育“蛋糕”，可以不执行国务院、教育部“减负令”“禁补令”，可以将读书打造成“中国孩子最痛苦的事”，这种极其荒谬的社会现象为什么能在社会上“一夜成风”？当教育部门对有偿补课的打击不断升级时，却没有人质疑社会教育培训机构的收费补课的不妥，更没有人愿意对其收费补课采取实质性行动，这难道不更加荒谬吗？就像此次“爱心支教”骗局发生之后，也仅见当地教育部门忙碌的身影，但社会教育培训机构不受教育部门管辖，“减负令”“禁补令”都可以被视为无物，教育部门的处理岂不又是对牛弹琴，隔山打虎？
6月13日李克强总理在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监管是政府的法定职责，要严格落实“谁审批谁监管、谁主管谁监管”要求，切实做到权责一致。社会教育培训机构是由工商部门审批、注册的，工商部门应该是监管责任主体。工商部门管教育，实属权力交叉，可谓师出无门。每次社会教育培训机构出事，最终挺身而出的几乎都是教育部门，这岂不是正中社会教育培训机构的下怀？工商部门乐于做甩手掌柜，教育部门没有监管权力，最后的结局当然就“不痛不痒，皆大欢喜”。
爱心支教骗局的背后，是一条斩不断的利益链。无支教资质的陕西尚思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之所敢于打着“陕西爱心支教联盟”的名号，骗大学生前往支教地点开展有偿补课，也许正是洞悉社会培训机构监管漏洞而打的一个擦边球，其最终目的就是盈利。
教育部门践行“减负”“禁补”，工商部门却不能真正起到监管作用，这一社会突出矛盾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候。收费补课破坏的是国家教育政策法规，危害的是千千万万孩子的健康成长，阻滞了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步伐，为此必须全面否决社会教育培训机构的“补课有理”，铲除“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的政策壁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