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水平提升，阅读观念深入人心，国内的年轻父母们越来越重视孩子的阅读。但如何为孩子们选购童书的问题也随之而来：不同年龄段的孩子读什么书最好？我该怎么选书？也正因如此，“童书分级阅读”的呼声是越来越高。但呼声之中，还存有一些类似“有无权威分级标准”“细化阅读是否必要”的争议。
社会上出现童书分级阅读的呼声，跟电影领域的分级制度颇有渊源。在西方国家中，童书分级制度早已落地。国内对童书分级的讨论氛围比较热烈，争议也相对较多，但实践情形却并不令人满意，问题主要集中在童书分级标准的混乱上。市面上的童书分级，往往以橱窗、柜台、年龄标示，或者以“译丛”等形式，来确定阅读层次。但在各个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中，有些以年龄区分的分级童书，却各自为营，标准各异。
童书分级，如果有确定的标准，那童书出版就只能按照标准所为，这样一来，出版自由会打折扣，而不跟随市场导向，又难以在商业角逐中分一杯羹。同样，阅读的主体——儿童，其阅读能力的高下之分，显然不在标准所框定的设想之中，而家长在代为选择之时，便会出现孩子需求和童书市场的不对接，对一些选择乏力的家长而言，童书分级的混乱让他们无所适从，更难以为孩子精选童书。心理、喜好、阅读能力的多样性，使得对童书的分级，在政策层面上难以突破。因此，有人开始质疑是否有通过分级细化阅读的必要。
国内童书的分级情形，好一点的充其量是细化阅读，更多的仅仅就是一个很简略的分类。分类和分级，绝不能等同视之。仅仅就在年龄上自己主观确定一个分隔，然后在柜台上标明推荐，这种在国内童书市场司空见惯的做法，更像是通过分类实现定向营销，而背后需要细化设计的分级投入，真可谓是徒有其表。
另外，中国的童书分级，更需要避免陷入误区。我国对分级的理解，比如对电影分级的思考，就是认为那个年龄段不适合观看就从哪里分级，而不是从适合观看什么来实现分级，这样更像是限制、禁止，而不是通过分级来为个人提供更好的观影体验，这一点在图书分级上也是如此。基于此种考量的分级，往往会在各级中间制造一种生硬的隔膜。此外，优化童书分级制度，还需在童书质量上下功夫，否则童书质量过于低端、内容良莠不齐，便毫无分级的必要和意义。
理想化的童书分级，一个起码和基本的“低调”要求，就是不能使阅读受限。分级的主要目的，是因年龄、心理、阅读能力的差异，在人普遍存在的一个阅读进阶过程中，圈定一个大概的范围，而不是具体的要求，而大概的范围其实就是这个理想制度的弹性所在，也是其克服分级制度“绝对性”所需要释放的一个内在张力。
2011年，国务院颁布《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明确提出“推广面向儿童的图书分级制，为不同年龄儿童提供适合其年龄特点的图书，为儿童家长选择图书提供建议和指导”，但这只是在政策的意向上“有所眉目”。相比起步较早的国外童书分级，诸如美国和欧洲出版商制定的分级阅读，根据语言、年龄、儿童阅读水平来划分的体系非常多，这些体系可以帮读者了解自己的语言水平，并据此去寻找难度适中的读物。
虽说这些体系的制定办法，在我国逐步落实童书分级的进程中有一定参考和借鉴作用，但童书分级制度是个系统工程，是在准确分析和评估孩子学习阶段、心理素质、理解能力的基础上，制定标准，放诸实施，不能简单处理，以中国人匹配“西方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