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W·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说，在美国“非学院的知识分子”（the nonacademic intellectual）已经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整群怯懦、满口术语的大学教授。
他说，贾克比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有“不对任何人负责的坚定独立的灵魂” 。贾克比认为，“现在类似那一代的知识分子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沉默寡言、无法了解的课堂内的技术人员。这些人由委员会雇用，急于取悦各式各样的赞助者和部门，披挂着学术证件和社会权威的外衣，然而这种社会权威并未促成辩论，只是建立声誉和吓唬外行人。”
今天我们身边的所谓知识分子，有几个不是贾克比所说的那样，“披挂着学术证件和社会权威”的外衣、“满口术语”的?那些个权威名流有几个不是致力于取悦听众或上峰的。当他们热衷于大书特书取悦大众或上峰的文字的时候，已经配不上知识分子的称呼了。知识分子这一行其实就这样被他们自己废掉了。所以，在取悦大众的同时，也会给权高位重者写信，出主意，表忠心。要不就以“跨界”或越界的方式，对中小学教师颐指气使，以争取自己想要而未得到的地位，以更好地在当权者面前展示能力。所谓悖论式人格，或许是一种策略。
萨义德认为，“19世纪对于知识分子的代表倾向于强调个性，知识分子经常像屠格涅夫的巴扎洛夫或乔伊斯的戴德勒斯那样，是个独立、孤高的人，根本不顺服社会，因而是完全自外于社会定见的反者。”可是到了“20世纪越来越多的人士属于所谓知识分子或知识阶层的团体，不由得使人怀疑作为独立声音的个体知识分子的存在。”即便像“戴德勒斯如此纯洁，一心追求理想，最终还是力不从心，甚至更糟的是，只得噤声不语”。美国如此，其他各国呢？
看看那些声名显赫的“知识分子”或冠以“学者”头衔标榜自由独立的名流，一旦遇上利益的时候，有几个不是趋之若鹜的，形式不同而已。就如萨义德批评的那样“最卑劣的就是自以为是地指责其他国家的恶行，却放过自己社会中的相同行径”，就个体而言，就是“最卑劣的就是自以为是的地指责同行的恶行，却放过自己的相同行径”，甚至在实际运作时已大有登峰造极之势。
萨义德坚持认为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是个业余者，而不是专门化的。他觉得“今天教育系统中爬得越高，越受限于相当狭隘的知识领域”陷入专门化，就可能怠惰，“要成为专家就得有适当的权威证明为合格；这些权威指导你说正确的语言，引用正确的权威，局限于正确的领域，尤其在敏感、有利可图的知识领域受到威胁时更是如此。”否则，“到头来照别人的吩咐做事，因为听命于人终究成为你的专长”。想想倒也是，生活中那些大人物，表面上对人是颐指气使的，实际上当面对上峰时，有几个不是听命于人的?“专门化”戕害了兴奋感和发现感。“而这两种感受都是知识分子性格中不可或缺的”。所以萨义德认为“要维持知识分子相对的独立，就态度而言业余者比专业人士更好”，因为业余意味着选择公共空间的自由与灵活，更为有价值的是，业余者才有可能选择真正符合自己所相信的价值和原则的理念与观念。
许多人其实不是不聪明，自然也不是不明白，之所以执于一端，除了因为拘泥所学，所读，所见外，还因为身份使然。于是当他们谈论问题的时候，往往习惯于不容置疑，似乎他们真理在握。
所以，萨义德认为，“基本问题在于如何使自己的认同、自己的文化社会、历史的真实情况与其他的认同、文化、民族的现实调和一致。”“今天，口中说的都是人人平等和谐的自由主义式的语言。知识分子的难题就是把这些观念应用于实际情境，在此情境中，平等于正义的宣称和令人难以领教的现实之间差距很大。”
一个人真要不从自己的组织（更多的其实是圈子）利益出发言说，其实是困难的。因此，作为听者，需要的是批判与审视，而不是盲目的点赞与跟风。萨义德认为“今天的知识分子应该是个业余者，认为身为社会中思想和关切的一员，有权对甚至最具技术性、专业化行动的核心提出道德的议题……此外，身为业余者的知识分子精神可以进入并转换我们大多数人所经历的仅仅为专业的例行做法，使其活泼、激进得多；不再做被认为是该做的事，而是能问为什么做这件事，谁从中获利，这件事如何能重新连接上个人的计划和原创性的思想。”所学，所读，所见有限，认识难免局限。尽管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不可能全知全会，但当我们就某一话题言说时，是不是可以从业余者的视角多想想？虽然我们不在知识分子之列，但任何个体都不可能永远对公共话题缄默不言，当我们言说时，还是应该宕开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