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一段记者暗访视频揭露，江苏常熟一些服装企业通过中介从云南等地招收童工，十几岁的孩子被骗到工厂里没日没夜地干活，只要不听话就会挨打，不干到年底就拿不到工资，想逃跑就会被扣押身份证、银行卡和手机，甚至遭受暴力……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媒体曝光童工现象后，却受到了不少言论的质疑，理由是媒体的介入和之后的解救，只能让童工们重新回到更加贫困的状态，因此有论者直言“反对粗暴地解救童工”。
现实地看，这类质疑不是一点道理没有。比如，前几年深圳一批来自大凉山的童工被发现，孩子们出人意外地抗拒“解救”，但最终还是被送回家了，甚至一些童工输出地的政府阻止少年外出打工，还引起家长的不满。由此可见，媒体竭力守护的文明标准，对不少贫困家庭及儿童来说，多少有点遥不可及，这也许正是一些反对声音的立足点。但哪怕这都是事实，解救童工仍是不容置疑的选择，任何现实的无奈，都不能成为宽容童工现象的理由。
把童工产生的原因归之于贫困，归之于学校教育对孩子们吸引力不够，没有给孩子们足够的希望，这些判断虽然揭示了童工现象得以滋生的部分原因，但这能成为对此表示理解的理由吗？一个人的经济文化权利，包括孩子们的生存权和受教育权，都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确实关联着一定的物质条件，但更关联着我们社会的文明标准。当今中国社会的文明标准之一，就是义务教育的强制性。一些质疑者指责16岁的童工定义标准是在考虑和维护城市的“面子”，言外之意是这一标准超出了国情，脱离了贫困乡村和家庭的实际，因而主张定义童工的年龄下限应该降一降，让孩子们合法地出门打工。这样的解决方案，是文明，还是反文明？当大都市的同龄人在享受着日益丰裕的生活，享受着向国际标准看齐的教育水平时，凭什么要改写童工标准，让贫困家庭的孩子到工业流水线上为同龄人加工时尚产品呢？这是向前走，还是往后退？
类似质疑的声音，表面上似乎是为贫困家庭和孩子们考虑，实质上是城乡差距和利益固化的现实，在一些人的观念深处沉淀出了“二元”的文明标准，为现实的巨大落差寻求主流话语的认可。这种标准一旦确立，对贫困乡村的孩子来说，难道不是更为残酷的现实吗？改变贫困现状，提高教育质量，都有一个过程，为此焦虑是应该的，但这决不能成为建立“二元”文明标准的理由。当然，质疑者未必有这样明确的动机，但这样的想法，确实反映了现有国情之下一些人价值观的扭曲变形，尽管他们内心也是出于善良的愿望为弱者考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不能因为一个问题暂时难以化解，就对由此衍生的其他问题持宽容态度，甚至建立“二元”标准。
不可否认，一些言论在解救童工问题上的摇摆，是为童工和他们的家庭考虑，是希望彻底改变乡村的贫困现状。这种愿望当然很好，但要根本解决，则是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大问题，而保证孩子们在该读书的年龄去读书，正是发展的一部分，不可轻易妥协。一方面寄希望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反对“粗暴”解救童工，这等于把孩子们抛在发展进程之外考虑问题，这对孩子们来说，是最大的不公平。
真正为孩子们的未来考虑，还是要在现在的法律制度框架之下解决问题，尽快把没有完成义务教育的孩子们送回学校，这是政府、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共同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