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在《教育是怎样变得危险起来的》中写道，“当整个社会被嵌入一个以人与人之间的激烈竞争为最显著特征的市场之内的时候，教育迅速地从旨在使每个人的内在禀赋在一套核心价值观的指引下得到充分发展的过程蜕变为一个旨在赋予每个人最适合于社会竞争的外在特征的过程。”这几乎切中了当下教育问题的要害：在外在市场竞争大潮的裹挟下，追逐物质占有的功利化目标正在冲击甚至异化受教育者的心灵。就此而言，教育，正在变得危险起来。
当然，辩证来看，为实现个人抱负而接受教育的功利化目标也有其正当的一面。通过接受教育，成长成才，改变命运，无可厚非。许多底层家庭出身的孩子，正是沿着这样的发展路径实现了“功成名就”的目标。这种目标的实现并不必然地意味着他们情感的逐渐缺失和人格的逐渐矮化。相反，往往会对其成长有正向激励作用。
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教育功利化目标的存在，而是功利化目标成为教育的全部目标或主要目标后，更重要的情感教育和人格教育，在“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中变得脆弱起来。换句话说，在一个以占有稀缺资源为目标的竞争社会里，情感教育和人格教育给接受者带来的主要是生活品质方面的结果，往往在与遵循经济效率标准而接受的专业教育、技术教育的比拼中，处于下风。如汪丁丁所言，“只要必须有优胜劣汰的标准，那么那些遵循经济效率标准的群体就比那些基于非效率标准的群体更有效率，于是或迟或早，这些更有效率的群体将有更多的坚船利炮来征服其余的群体——后者或许是根据人们能够表现出的‘文学’、‘博爱’或‘道德’程度为标准来配置稀缺资源的”。
令人尴尬的事情可能也由此出现。那些遵循经济效率标准的群体中有“博爱”“道德”之士，但不乏不自私、失德之徒。后者同样也可能会征服或统治那些以“博爱”“道德”程度为标准来配置稀缺资源的人。说得再直白些，就是“坏人”有可能会统治“好人”，“劣币”有可能会驱逐“良币”——这正是令人忧虑的所在。当这样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时，人们对情感教育、道德教育的重视程度将会下降，或者说，情感教育、道德教育有可能会被弱化甚至边缘化。
如何使人们更看重情感教育和人格教育？就是要让情感教育、人格教育的接受者清晰而直观地认识到，拥有健康的情感、健全的人格，将会使其在长远的社会竞争中占据优势和主动，就是要让“好人有好报”成为一种现实存在和普遍共识。这种教育更接近于教育的本质，它超越了功利化的占有，由此培养出来的人往往严以律己，又时时惦念他人。一个健全而又发达的社会，应该给这样的教育接受者以公平的物质回报而不是相反。
不过，以“博爱”“道德”程度为标准来配置稀缺资源，也许并不如预想中的那样美好，也可能会导致新的贫富不均。根据“博爱”“道德”的标准——假设有这样的科学标准，社会成员可能会被划分成道德上的“三六九等”，那些占据道德至高点的大德之士、占据道德次高点的中德之士可能会成为稀缺资源新的拥有者，而其他的道德平平者——可能也是守法度日的良民，将在稀缺资源的竞争中处于下风。
因此，问题的关键还需回到对竞争的理解和把握之中。如果把竞争理解成对稀缺资源的物质占有，那么，无论是专业教育、技能教育，还是情感教育、人格教育，我们都将难以摆脱这样的窘境：无论是教育者还是受教育者，都可能会在“每个人都是他人的手段”心理支配下，追逐“人上人”的成功目标。而这样的目标，显然背离了教育的本真和初心。
从现在的情形来看，社会转型期的市场竞争大潮，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以占有稀缺资源为目标的功利化教育观念。很多家庭和家长，每天都在匆匆忙忙为孩子赶场——不是在学习，就是在去学习的路上。“不输在起跑线上”的心理似乎并没彻底消散，依然弥漫在空气中。在某种程度上讲，这是在以占有稀缺资源为目标的竞争理念的支配下做出的异化教育行为。
如何摆脱这样的竞争困境？汪丁丁在书中给出这样的答案：“只有在社会创造力被基于每个人的外在特征而不是内在禀赋的市场竞争最终扼杀之前，由市场竞争所产生的物质生活的丰裕程度足以让每个孩子有机会以美学态度审视自己的人生并坚持不让他们的孩子再忍受任何基于外在特征而不是内在禀赋的资源配置方式，只有在那一时期，人类才有可能走出自己的困境。”换句话说，就是当物质生活极大丰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成为一种新生活方式时，人类才可能走出今天的竞争困境。当然，到了那时，同样会存在竞争，但彼时的竞争，应该从大规模制造和标准化的竞争升华为量身定制和个性化的竞争。
也就是说，彼时的竞争，从根本上来讲，不是人与人之间基于对稀缺资源的外在占有而进行的竞争，也不是以占有资源多少为目标的竞争，更不是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的竞争。彼时的竞争，是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发展方向的竞争，是每个人都可以施展个人才华的竞争，是每个人都成为目的而不是他人手段的竞争，应当成为当下教育者努力倡导的一个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