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写的是自己真实的事情，容易写多了！”一个孩子这样说。一个学生如果在那里说，“老师，我不会写作文”，那么，他的真实意思很可能是：他不是不会“写”作文，他只是还不会“编”作文。脱离生活常态、生命常态的作文，让作文成了语文课最可怕的问题。
有个学生在作文中写道：
今天早上，我在换衣服时，怕头上的夹子把我的头发弄乱，就把夹子取了下来，放到了某个地方。等我换好衣服，吃完饭，去找那个夹子，谁知夹子不见了。可是，我又忘了把夹子放到哪了。我又反复地在我房间找来找去，又到妈妈的房间找了两次，还到厨房看了一次，结果还是没找到。
我心想：房间只有这么宽，难道夹子会飞？不可能呀！可如果不是飞了，可能是邱俊，因为他到我的房间玩过，又到我妈妈房间玩过。我就去邱俊家找他，可是他也没拿。夹子到底在哪里呢？直到现在还没找到，只好拿个新的。
现在我们来做个假设。假如这篇文章不是这个学生在她的生活中“写”就的，而是用我们一贯的“编”的办法，那最后的结果很可能就是：我找呀、找呀，终于在哪个角落里找到了。这种编造出来结果，因为太过拙劣的圆满，而使文章索然无味。而原文的高明处就在于：那个夹子“直到现在还没找到，只好拿个新的”。这不仅能够激起读者的共鸣——因为它很真实地写出了许多人在生活中同样的经历与感受，还能让读者与作者一起思考，给读者留下想象的余地：那个夹子究竟到哪里去了呢？
对于一个小学生来说，如果让她刻意去安排这种比较高明的结尾，也许是一种苛求；但生活很自然地、轻而易举地就教会了她这个本领——因为生活很多时候不按常规出牌，让人无法简单地从常理去想象。能从生活中捕捉到或者能凭大脑想象到这种不合常理却又很真实可信的东西，也许就找到了一个文学创作的绝好素材。
沈从文在他的《湘行散记》中写道：“两千年前那个楚国逐臣屈原，若本身不被放逐，疯疯癫癫到这种充满了奇异光彩的地方，目击身经这些惊心动魄的景物，两千年来的读书人，或许就没有福分读《九歌》那类文章，中国文学史也就不会如现在的样子了”。至于沈从文自己，无论小说、散文，都写得那样奇美别致，据我想来也应如他自己所说，当别人还只在埋头读一本小书时，他正举目四望，和莫言一样，一直在读一本大书。
连文学大家都不敢轻易避开生活另辟蹊径，写出“美丽”——哪怕是自己觉得还有些意思的东西，何况刚刚接触文字的儿童们。
湖南教育报刊社有个期刊叫《初中生·作文》，里面有个很响亮的办刊宗旨：真情表达，轻松作文。据我看来，作文时说真话，抒真情，不刻意修饰，不故意提升，不故作矜持，不做作，不编造，不欺世，不故弄玄虚，不打逛语，作文就很轻松，反之，作文就很不轻松。
“编”作文是个异常艰难的技术活——不管是编造还是虚构。借用钱钟书批评《论衡》时的妙论：“文艺取材有虚实之分，而无真妄之别……窃以为惟其能无病呻吟，呻吟而能使读者信以为有病，方为文艺之佳作耳……故文艺之不足以取信于人者，非必作者之无病也，实由其不善于呻吟。”由此看来，还是《论衡》里所谓“实事、”“真美”——今人所谓“真情作文”更接近学生的“善于”。
语文老师必须弄清楚，作文中的编造绝不等同于文学艺术中的虚构。文学艺术的虚构，是一种虚构的真实。“艺术的真实”的含义包括：事件不真，事理要真；事理不真，感情要真。而作文中的编造，无疑是一种背离真实，背离生活、逻辑、艺术、生命的邪恶习气——邪恶到甚至连编造也不是属于自己的编造，而是那些被一代代作文老师指导出来的、陈年老套的、漏洞百出的、虚假无比又肉麻无比的、令人哭笑不得的“推车子”、“捡钱包”、“关窗户”之类的胡编乱造。
这样的胡编乱造，很容易被当作“想象”，并以培养想象力为借口而大行其道，在作文教学里阴魂不散。但即便是想象，也是分层级的。脱离逻辑层面、违背生命本真的、而且还有一条套路的胡思乱想，一定是最低层级的想象形式。当想象与逻辑、与智性达到水乳交融的境界的时候，最优秀的文学与真正的科学就会随之产生。文学与科学，是想象在达到其最高层级之后的最自由形态。
为了编造而做缺乏逻辑的、不负责任的、无聊透顶的、以造假为明确目的的编造，不仅永远达不到想象的最高层级，而且极有可能因此损毁想象的乐趣。我实在不敢相信，一个学生在构思无聊话、瞎话、废话、混账话的时候，他会是快乐的。我不相信这样的东西就能让他享受到思维的快乐、想象的快乐。这种无聊的想象训练，除了会损害我们干净、健康、自然又充满灵性的文风，很可能还会让他因为“想象”的毫无趣味而放弃想象。
别以为儿童的想象就是很低级的胡思乱想。看起来最不懂艺术的儿童，其实是艺术的源头；看起来最不懂道理、最不懂逻辑的儿童，其实是最讲道理、最讲逻辑的群体。如果把一种背离了艺术、背离了逻辑、背离了真情、背离了生命本真的东西也称之为想象，那么，这样的想象越“丰富”，越“大胆”，也就离儿童本位越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