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萌芽于民国十一年，大半决定于十五年，而成熟于十七年”。继而，从1931年至1937年，梁漱溟在山东邹平进行了长达七年并富有成效的乡村建设实验，以书生意气，在军阀割据的夹缝中，将多年“困勉研索的结果”付诸实践，并取得了启迪后人的乡村建设宝贵经验。
《乡村建设理论》首次问世之时为1937年，由邹平乡村书店出版。作者并未将思维局限于乡村和农业本身，而是纵横捭阖，将笔触伸向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军事等多个领域。诚如作者所言：“天下事愈是目的之所在，愈不能在那里用力。凡正面用力，直接用力，都是最笨最没力量的。一定要从侧面四周围去用力，间接地用力才行。”
其中，尤为令人关注的是，作者从文化层面提出和强调了一系列旨在改造和提升乡民文化素质、促进乡村建设的文化教育课题。“礼俗本位”“职业分立”“德业相劝”“过失相规”“彼此看待都很高”“从来之所尚是谦德君子”等思想，无一不是从中国文化中萃取出的支撑乡村建设乃至传统社会进步的独特精神内核。
虽然，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激烈批判，并不无偏激地剖析了“中国文化的老衰性和幼稚性”，但实际上梁漱溟对以儒学为主要标志的中国传统文化充满了尊敬、爱护和自信，他的批判在某种程度上讲正是“爱之深责之切”的体现，以至于被美国学者艾恺称为“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不是一个对中国文化感情用事的“溺爱者”，而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充满了高度理性的自觉和自信。
或许，正是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洞察和剖析，以及对西方社会大城市病的敏锐诊断，还有作者内心深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济世”情怀，梁漱溟才决意要从乡村建设入手，立志通过和平建设乡村来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
从某种意义上讲，乡村是城市的母亲。没有乡村，城市就是无根浮萍，就可能会迷失前行的方向；没有乡村的文明进步，城市文明也必将黯然失色。乡村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母体，几千年的农耕文明孕育了辉煌灿烂的中华优秀文化。
梁指出，“讲乡村建设就包含了都市，我们并不是不要都市，因为着意于本，则自然末；乡村越发达，都市也越发达。现在西洋社会的毛病就是政治的、经济的大权都操在都市人手里，重心集于都市，这是一个顶不妥的社会、顶偏欹的社会，所以不稳当”。这种以乡村为本的思想，无疑抓住了中国社会进步的基础。甚至也契合了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
梁漱溟还说“乡约这个东西，它充满了中国人精神——人生向上之意，所以开头就说‘德业相劝’‘过失相规’。它着眼的是人生向上，先提出人生向上之意；主要的是人生向上，把生活上一切事情包含在里边”。所谓“乡约”，大意是指邻里乡人互相劝勉共同遵守，以相互协助救济为目的的一种制度。是通过乡民受约、自约和互约来保障乡土社会成员的共同生活和共同进步。“乡约”在当下的新农村建设中似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等乡约元素，对于处在社会转型期的当下，对于和谐人际关系，传承弘扬互助友爱精神，都是一剂富有针对性的精神良药。
虽然，囿于客观环境和主观认识的限制，梁的乡村建设理论和毛泽东的农村革命理论不可同日而语，也未能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取得根本成功，但是，蕴含其中的文化元素对于当下的乡村建设仍具有积极的借鉴价值。
当代中国，正面临一场“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据报道，2015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已达到56.1%，这意味着一个新的成长阶段，也意味着一场剧烈的城乡变迁。在波澜壮阔的外出务工潮里，2.74亿农民工从乡村走入城镇，部分农村正呈现空壳化。
在这场大变局中，数以千万计的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共赴小康，是不可改变的历史潮流。但同时，原有物质落后状态下所生长的昂扬精神和美好期盼如何在新的美好物质生活中延续和发扬？如何使人们在现代化的大浪中“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哲人有言，不怕念起，就怕觉迟。城市里不仅应有现代文明的涌动和传播，更应有乡愁的流淌和滋润。从某种意义上讲，城市比乡村更需要乡愁的滋养和浇灌，否则，城市的愁，将成为真正的“愁”——人情冷漠、物质崇拜，甚至精神空虚、心灵荒芜……老子说，“圣人不病，以其病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西方也早有人指出后工业时代的种种危机，面对这种种危机所带来或有可能带来的种种困境和烦恼，或许，《乡村建设理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独到分析和精辟见解，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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