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一所“211”高校的学生写给媒体一封揭露大学教育弊病的信引起舆论极大关注。作为传媒专业的学生，杨柯（化名）反映：专业课师资缺乏，多数专业课皆由非传媒业界或专业的老师教学；老师讲课照本宣科，授课内容乏味，提不起学生的任何兴趣，课下师生也基本没什么交流；作为必修课的“公共关系学”竟然沿用上个世纪90年代新闻专业学子的“教材”……
这位大学生的“失望”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尽管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已经成为教育界的共识，但现实是，部分大学的本科教育质量问题并未得到根本改善。高校的硬件设施可能已搭建得很好，但包括师资、专业课程等在内的软功夫尚未练好。尤其是扩招后的新专业，因为缺乏严格的“准入门槛”，往往使学生沦为试验品。
令人尴尬的是，这些问题虽然早已为人所知，但百计用尽却收效甚微，甚至呈愈演愈烈之势。
为寻求解决之策，我们不妨把眼光转向近代德国大学的崛起之路，或许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丁东先生在《德意志大学的兴衰》一文中做了如是描述：教授是国家公职人员，享受社会中上层的生活待遇；绝不允许大学教授办公司，但通过减税鼓励企业家资助教授的研究课题；严把大学教师的准入关，只有优秀的研究者才能成为大学教师，照本宣科、拾人牙慧者只能下课；即便是拿较少工资的编外讲师和额外教授也需经严格考试获取资格，要想晋升为教授，更必须具有献身科研的精神，取得突破性的重大成果；为了避免近亲繁殖现象，扫除门户之见和裙带关系，教师不允许在同一所大学里升格；学生的学习有充分自由，可以到任何一所大学里去学习，使得任何一名大学生都有机会与最优秀的科学家讨论问题；同学之间可以进行结伴式的自由讨论，也可以独立工作，自由进入任何图书馆，查阅已公开的任何资料，绝不存在任何学生与老师之间的级别限制……
正因如此，在德国，大学成了学习和研究的乐园，德意志人迅速居于世界科学的领先地位，甚至在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前期一度成为世界科学中心，涌现了高斯、哥德巴赫、赫茨、普朗克、爱因斯坦、伦琴等一大批科学巨匠，而德国的崛起自然也就水到渠成了。
诚如德国史专家李工真教授所言，类似德国这种集中力量办大学可称为“国兴科教”模式，其特点在于用“专制”方式实现大学独立和学术自由。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国兴科教”模式或许与我们的国情不无相通之处。事实上，当年几度留学德国的蔡元培先生在入主北大期间也曾有过尝试，短短几年，便使北大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