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9日，广州白云区一家幼儿园的家长持螺丝刀伤害6名幼童，再次为广州校园的安保敲响警钟。近日，相关部门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举行了一场“校园伤害案件处理与预防”的论坛，邀请了多名中小学校长。但有个别校长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这引发了广州市政法委综治办副主任程秀忠的“炮轰”。程秀忠说：“校长不来，说明不够重视这种关于校园安全的座谈会，连副校长也不来一个，你能代表谁？”该学校的出席代表面露难色，只得解释称：“区长到了学校，校长去那边开会了。”程秀忠继续质疑：“该你们重视的时候不来，不要出了事就推给公安机关。”（4月15日南方都市报）
校长不出席安全管理座谈会，确实会让人联想到不重视安全，可问题是，有关部门召开座谈会，就能解决校园安全管理的问题吗？我国各级政府针对校园安全问题，没有少开工作会、现场会、研讨会、座谈会，没有少发紧急通知、文件，可是，这些会议究竟解决了多少校园安全管理的关键问题？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贯彻文件，是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工作的常态，这不是对工作负责，而是以召开会议来免责——我们已经召开过会议，再出问题，就不是我们的问题了。
说实在的，对于这样的会议，校长根本就没有什么必要参加。众所周知，由于各个政府部门，都强调自己工作的重要，都要召开会议部署工作，都要求“一把手”校长亲自参加，校长反而每天陷入文山会海中，该做的事情做不了。教育去行政化，也包括给校长去掉会议负担——会议可以开，但必须解决实质问题。
从媒体报道的信息看，广州这次校园安全主题的座谈会，谈的都是老生常谈的问题，诸如家长与校方的冲突；学校安保薄弱；学校担心承担责任，取消春游、秋游；限制学生课余活动，等等。对于这些问题，有关部门应该做的是到现场办公，了解学校的困难，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而不是把校长招来召开座谈会，把老问题又重述一遍，会议开完，什么实质问题也没解决。
笔者一直认为，校园安全问题应该纳入公共安全管理的范畴，即应该由公安部门统筹学校的安全管理，包括把学校纳入治安巡逻的范围，由公安部门统一招聘、培训、管理校园保安，保障校园安保的经费，而不应该由教育部门或者学校自己负责。目前，我国的校园安保问题，经常出现学校、教育部门、社区、公安部门的推诿扯皮问题，有的校门口甚至成为三不管地带，学校不管、社区不管、政府也不管，有很严重的安全隐患。
在我国校园安全管理中，学校校长现在是第一责任人，只要出现安全事故，就要追究校长的责任，这让校长不堪重负。而实际上，有的安全事故，如果清晰界定责任，根本就不应该由学校负责，比如校车事故，校车应该由政府部门保障，提供安全的校车，并由专业的公司运营，而不该由学校自己配备校车、招聘驾驶员，负责运输的安全。由学校自行配备校车、招聘驾驶员，政府部门只负责监管，结果是校车事故一再发生，原因是学校缺乏资金、对校车的运行管理不专业、规范。政府部门不解决投入问题，而只对学校发号司令，消除不了校车安全隐患。再比如春游事故，学校组织春游，如果把活动交给没有资质的公司运作，从中收取回扣，出了事故，当然要追究校方的责任，可如果学校委托的是专业的公司，签订有服务协议，事先对学生有安全教育，在春游途中出现交通意外事故，就不应该追究校方责任。不分青红皂白地追究校方责任，学校就宁愿不组织春游。
只有把校园安保纳入公共安全管理，清晰界定学校在各类教育教学活动的安全责任，才能给学生安全的学习、成长环境。在把校园安保纳入公共安全管理后，学校的责任是，配合公安机关，加强学校安全管理，督促安保工作，并对教师、学生加强安全教育。另外，对于教师在具体教育教学活动中，怎样对学生起到监护责任，这需要严格执行《未成年人保护法》，而不是仅以师德对教师提出要求。师德要求貌似可以让教师更好地履行监护责任，实则不然，一方面，如果对教师侵犯学生的行为，就用师德规范进行处理，会把法律问题，变为学校内部问题，本应对当事教师进行司法处理，却只是进行行政问责；另一方面，也会引发争议，就像这次广州的安全座谈会上，广州市教育局督导主任华山鹰说：“遇到伤害事件，老师要尽力保护学生，也要尽力保护自己。如果做不了活着的英雄，就做永生的烈士吧。”不少人就从道德上对此进行讨论，而其实，对处于危险环境中的未成年人，起到监护责任，这是教师的法律责任。
给孩子一个安全的成长环境，是政府部门、学校、社区必须携手直面、认真解决的问题。解决校园安全问题，要动真格来实在的，而不能总是会议来会议去，只有形式上的重视，却无资金和制度的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