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消息称广州“小升初”政策出台，多所公办外国语学校取消“面谈”环节，取而代之以“指标分配+电脑派位或抽签”的形式直接录取新生。据悉，此举意在最大限度地落实义务教育阶段的政策公平。
但这场看似“公平”的教育决策，却引发了不小的争议。比如，因“取消面谈”的影响，有学校向上级部门申请“另辟招生网站让有意入读的尖子生报考”，有的“努力争取面谈”，而有的则干脆表示“不面谈”。
显而易见，“面谈”的取消意味着学校招生自主性的彻底清零，其在历史上形成的办学特色、质量、口碑等，也不再能受到社会应有的尊重和支持。这对有追求、有理想的学校不啻于一次打击，而对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学校也乐得推脱责任，逍遥自在。虽然最终的录取结果尚未揭晓，但一场围绕“面谈”的危机，已悄然在种种博弈的推波助澜下形成了。
从教育行政部门看，注重“公平”当然是没有错的，但“公平”是否就等同于“吃大锅饭”呢？不惜拒绝“面谈”，而宁愿相信“指标分配”和“电脑录取”的冰冷数字，充其量只是在概率学上达到了“机会公平”。可这种表面的公平，对那些学习有天分而家庭条件不佳的学生，或是有对口深造愿望的家庭，都是一种打击。也就是说，在“机会公平”之外，还应有“结果公平”存在（即根据不同学习条件的孩子和家庭，实行定向的补助、提携、深造等）。只有两种“公平”兼而得之，孔子主张的“有教无类”和“因材施教”才可能得到真正统一。
由此可见，只以简单的“机会公平”遮人耳目，而不识甚至不愿用“结果公平”对教育负责任，其实是一种庸政思维的体现。因为统一化、数字化的录取方式在操作上简便易行，在责任上一干二净，在政绩上再立新功，何乐而不为？
庸政思维的另一表现来自“避嫌”。也就是因担心被人诟病“人为操控”或“拼爹拼妈”而刻意取消“面谈”。实际上，只要增强操作的透明度和信息的公开度，“避嫌”一说本不足为滤，但事实上这类行径却年年发生。如此因噎废食的愚昧决策在心理学上被称为“动机不对称”。站在教育行政部门的立场看，为的是“方便”和“太平”，但从学校和家庭的角度来说，却关系到各自“图存”和“发展”。于是，我们就能从中理解为什么有学校恳求另辟路径单独招生，而主管部门却对之不理不睬。当权力部门缺乏“同理心”，缺少换位思考，甚至以非此即彼的“二元论”判断错综复杂的教育时，“面谈危机”自然不可避免。
所以，这场“危机”表面是对“面谈”是否取消的争辩，但实际反映的却是教育相关部门根深蒂固的庸政思维，可以说是某种教育隐痛。此次事件中，主管部门若能“主客并举”，计算机先予抽取（按一定比例扩大），既可保证“机会公平”；再进行面谈，家校互通，直至最终商定，又能确保“结果公平”。那么，“面谈”将成为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家长和学生四方共赢的方式，它的标签将从“不公平”华丽转身成“双选”的典范。
“危机”终将过去，但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应及早“去庸政化”，立足多元，善于倾听，打磨细节，关怀人文。唯如此，今天的“隐痛”才算得到根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