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要“建设现代学校制度”，“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依法保障学校充分行使办学自主权”。但事实上，校长拥有的办学自主权并不多，校长权力很小、责任很大形成的倒挂，总体看是普遍性的现象。那么，校长到底有什么权力？校长该如何发挥权力？
仅仅从“管办分离”的角度来看“办学自主权”，这个权力还是单维的，也就是说是科层赋予的自上而下的制度性安排。这个权力的边界比较清晰，通常可以用我们所熟知的职位表的形式来描述。关于校长领导力，总体上都可以归并入行政领导力、道德领导力、专业领导力三个基本维度，它们构成校长领导力的三角形，作为“隐喻”框出了校长的“势力范围”。由于来源于科层的行政领导力只能是一个固定值，校长权力的“势力范围”主要是由道德领导力和专业领导力决定的。相对受制于制度边界的行政领导力，道德领导力、专业领导力则不可限量也无从限量。试想苏霍姆林斯基之于帕夫雷什中学，杜威之于实验中学，陶行知之于晓庄学校，陈鹤琴之于鼓楼幼稚园，其成就与影响，又岂是行政范畴的校长职位所能拘限的呢？
在学校中，校长不仅仅是依据科层设置，更应该在道德品质和专业素养上“行走在前面”。道德领导力对校长来说从来就不只是“有了更好”的“修辞”因素，而是“必须要有”的“语法”要素，即是校长职务与职业的题中应有之要义。从这个角度说，道德领导力总是与专业领导力相互蕴含、紧密结合在一起。
正是道德领导力和专业领导力，通过“影响力”和“非正式权力”扩充了校长的“势力范围”，进而形成了“先信奉，后领导”的新型权力机制。这里的“先信奉”，是说共同愿景与共同价值承诺。校长领导力，作为实践议题，与现代学校制度建设和教育改革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校长领导力，并不是校长作为单一个体的领导力，而是“共同体”的，校长是这个共同体的“首席”、“代表”与“象征”。
校长领导力作为关乎变革的议题，其本身应该具有开放、民主、对话、宽容的基质，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交互主体性，注重在组织中营造伙伴式的团队文化，将自己的组织建构成为一个学习型组织。同理也是同时，它伴随着众多的分权和授权行为，使领导权利与责任、领导意识与能力更多表现在学校的次级组织和学校的成员个体中，从而形成科层制与扁平化的镶嵌与融通，不断促进学校的文化变革和组织重塑。这一方面，许多像北京十一学校和江苏省锡山高中这样的出色学校的课程规划、组织、开发和开设，可以给我们提供关乎学校领导行为的成功的范例。
校长们面对的社情、校情、教情、学情各不一样，每一位校长也不一样，因为校长个体也参与编织着办学的具体情境，是自身处境的构成要素。所以，这是一个很难给出明确答案的问题。但若仅仅局限在单维度的“多乎哉不多也”的“办学自主权”上，那这个问题议论不议论、回答不回答，价值都很有限。我们在呼吁保障和扩大校长办学自主权的同时，更应该由此跳开去，更新理念，拓宽思路，将道德领导力和专业领导力引入观念视域和实践场域，办好萨乔万尼所称道的“有德”与“有效”总是联系在一起的“有德行的学校”。现在，这样的学校，应该就是体现现代学校制度的新型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