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农民更多是作为一个身份而存在，而不是作为一个职业。欧美农业是由一群现代专业技术武装起来的职业农民主导，而中国农业则是更多依赖于传统靠天吃饭的经验。
细读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里面“培养职业农民”的提法，很有意思。在传统的观念中，“农民”更多是一个身份，而非一个职业。既然是职业，那么谁可以做农民就是一个逃不过的话题，因为并不是生下来是农民就适合做农民。
中国农业从业者职业化程度不高
谁来做农民？这个问题似乎很无厘头，在既往的观念中，农民当然是由农民来做，除了在特定年代里人口是从城市往农村流动——就是说从市民变为农民，但是在绝大部分时间人口流动都是从农村向城市。在过去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伴随着农业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农业从业人员占从业人员总数比重从1978年70%下降到1990年59%，在2013年则下降到31.4%。
这么多农民离开农村奔向城市，不仅改善了自身境遇，同时也补充了城市通过改革开放后所释放的劳动力不足等问题。
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农村，实际上并未导致农业生产的萎缩，相反，粮食总产量则年年创新高，一个可供比较的数据为1978年中国的粮食总产量为30476.50万吨，而2013年底则达到60193.84万吨。但尽管农业产量逐年创新高，但是农产品进口数量和金额却一直在增加。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粮食贸易的规模就一直在扩大，而且总体以进口为主。2002年，中国粮食进口量为1417万吨，2013年增至7796万吨。
为什么粮食在丰收之后还要大规模进口？对此有几个解释，一是成本优势。中国进口的粮食主要是来自欧美等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的粮食生产规模大，单位成本低，因而价格便宜。二是口味需求多样。尽管很多进口农产品是以价格取胜，但是大家对价格昂贵的进口农产品也趋之若鹜。对此，市民收入增加后导致的消费多元化是一个因素。
为什么国内的农业生产降低不了农产品价格，国内的农产品满足不了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当然，农产品和一个地区的自然禀赋紧密相关，我们不可能指望在中国北方生产荔枝和杨梅，但是对于很多农产品，除了自然禀赋以外，从业者的技能可能也有很大关系。
职业农民的出现需要改革农地制度
与欧美农业的大规模生产作业相比，中国农业最大的问题可能是规模化不够，从业者的职业化不高。在中国，农民更多是作为一个身份而存在，而不是作为一个职业。欧美农业是由一群现代专业技术武装起来的职业农民主导，而中国农业则是更多依赖于传统靠天吃饭的经验。也正是如此，李克强总理才会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培养职业农民”。
职业农民如何培养？很多人想到的是像执业律师和职业会计师一样，通过“职业技能和职业道德的培训，取得任职资格提高平均收入。”但这种想法真的可行吗？我看未必，很重要的一点是，当农业生产规模化后，职业农民更像是一个企业家，要对各种市场信息进行收集和判断，如果企业家是无法通过执业证书来判断其能力，那么职业农民也是如此。
在我看来，职业农民最为重要的一点莫过于降低农民的准入门槛。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中，农民是作为一个身份存在，这意味着很多城市居民无法下乡做职业农民。由于农地制度的限制，他们无法从事农业生产；或者是从事了农业生产，但是由于种种因素限制使得他们无法扩大规模。这一点和上世纪80年代初政府限制农民进城务工有点相像，国务院1981年12月30日颁布《关于严格控制农村劳动力进城做工和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人口的通知》，要求城镇单位严格控制从农村招工，认真清理企事业单位使用的农村劳动力，加强户口和粮食管理等措施。
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农民向城市转移的趋势无法控制。既然农民可以进城做工人，为什么城市居民不能下乡务农呢？这可能是今后城市化过程中必然要面对的一个现象。当然，这需要改革农地制度，唯有如此，中国才有可能出现职业农民。
（原载2015年3月7日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