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云南、贵州、沈阳、上海、广州等地，一些小学生在家长要求下戴各种“监听神器”进课堂，被媒体大力报道，舆论反应强烈，较多指向“教育信任危机”问题，即家长对学校和教师不信任，仿佛家校互信已到了危险边缘。
在一个传统上崇尚“尊师重教”的国度，教师理应得到尊重和信任；于是，当发生此类现象时，“教育信任危机”极易成为舆论抨击的理由。只是，在家校合作的大趋势下，不能只拿起“教育信任危机”的大棒向家长挥舞。
心理学的观点认为，“信任”是主体对客体的一种正面期望，在家校关系中家长的信任表现应是相信学校及教师能有效教育自己的孩子。可现实差强人意，被媒体报道的这些事件，其实有一个导火索：沈阳一教师29段录音曝光，涉嫌多次打骂学生。而频发的虐童事件和一些教师的粗暴教育难道不是造成家长不信任学校的某种原因？
当然，家校之间的信任危机并非不存在。当前，城镇化快速发展和人口大规模快速流动，使人们从“熟人社会”进入“陌生人社会”，彼此的不安全感增加，互信风险增大。在家校合作中，家长基于与教师的情感纽带而建立起来的人际信任势必下降。在此情况下，家长的课堂“监听”行为，虽难逃对教师及其他学生隐私的侵犯之嫌，方法欠妥，但一旦被扣上“教育信任危机”的帽子，也易遮蔽家长对新型家校关系的诉求。
的确，从实际情况来看，课堂“监听”未必就是为了对付教师，而是出于对学校教育、课堂教学、师生关系的深层关切。正如某位上海家长所言：“这样做是为了知道孩子在上课时是否积极发言；如果被‘坏孩子’欺负了，监听录音还可当做证据。”还有一位家长说，“让孩子佩戴监控手表是便于自己晚上给孩子辅导功课”。因此，相较于信任危机，家校合作的“制度危机”，即学校教育的信息透明和家长参与机制缺乏更值得关注。
而这种机制的构建，并非无经验可循。当前的家校合作面临着诸如双方合作意识淡薄、形式单一、实质地位不平等之类的现实问题，但也有学校做得很好，通过家长会、家长论坛、家长开放日、家长兼课等措施让家长有效参与到学校教育，提高了学校教育的透明度和家校的互信度。
因此，既要强烈反对真的课堂“监听”行为，因为信任是教育的根基，又要避免将部分家长的非监听举动放大为“教育信任危机”，更要看到这类事件凸显的家校合作机制建设的紧迫性。单方面归因并批评家长，容易让家校关系更加脆弱。缓解家校信任“危机”，需建立家校教育共同体，形成有效合作沟通机制，教师则应树立崇高师德。
（文章原载12月22日中国教育报评论版，作者系中国教育刊社“蒲公英评论”特约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