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金融投资学习和工作的人大约都知道巴鲁克学院(Baruch Coege)，纽约市立大学(CUNY)一个校区,以金融投资课程著称,此乃是由华尔街传奇人物犹太人伯纳德·巴鲁克(Bernar Baruch)所创立。他本人则更倾向于认定自已是一个投资家。为了让大家能够想起他。我先讲几个关于他的故事。
巴鲁克生于1870年，早先他在纽约的一家小经纪行中干些打杂的活儿，周薪3美元。通过不断努力，被迅速提升为公司的合伙人后，他倾其所有，购得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一个席位，不出30岁便成了百万富翁。此后的几年里巴鲁克几度濒临破产却东山再起，可是到了1910，就已经和摩根等一道成为华尔街屈指可数的大亨。
他在28岁那年的一个星期天晚上，在旅途中无意听说西班牙舰队在圣地亚哥被美国海军歼灭，这意味着美西战争将随即结束。巴鲁克立刻意识到若能在翌日黎明前赶回办公室操作，准能大发一笔。但苦于当时的班车在夜间不运行，他便急中生智，赶到火车站，包租下一列专车，连夜疾驰，终于在黎明前赶到办公室。在其他投资者尚未能醒悟时，巴鲁克倾全力果断出击，结果赚了个钵满盆盈。
能证明巴鲁克实力的，莫过于他能够在1929年大危机到来前夕顺利逃顶。美国30年代的股市崩塌对全世界投资者的震撼是难以磨灭的，你只要想像一下，如果上证指数从2200点急挫到250点，对我们的伤害有多大就能够理解了。
巴鲁克回忆起大危机前夕的情形时说，随着股价的飞涨，人们已经忘记了“二加二等于四”这种基本的东西，甚至华尔街擦皮鞋的小孩都开始向他推荐买进股票，令他不得不相信该是脱手离场的时候了。
“群众永远是错的”是巴鲁克投资哲学的要义。他很多关于投资的深刻认识都是从这一基本原理衍生而来的。比如，巴鲁克主张一个非常简单的标准，来鉴别何时算是应该买入的低价和该卖出的高位：当人们都为股市欢呼时，你就得果断卖出，别管它还会不会继续涨;当股票便宜到没人想要的时候，你应该敢于买进，不要管它是否还会再下跌。
投资大师格雷厄姆也曾在大萧条中惨遭灭顶之灾，他的告诫，只有在股票价格远低于其内在价值时，即有了足够大的安全缓冲带之后才可买进股票，显然是深受着股灾阴影的笼罩。
一般本益比超过17就是不详之兆，本益比低于10就要买进。巴鲁克提出应该注意投资对象的三个方面：
，它要拥有真实的资产;
第二，它有经营的特许优势，这样可以减低竞争，其产品或服务的出路比较有保证;
第三，也是重要的，是投资对象的管理能力。
巴鲁克告诫道，宁肯投资一家没什么资金但管理良好的公司，也别去碰一家资金充裕但管理糟糕的公司的股票。
其实巴鲁克也相当注意对风险的控制。他提醒投资者要学会止损：犯错势在难免，失误后的选择便是要在短时间内止损。他告诫不要试图买在底部、卖在顶部。他说：“谁要是说自己总能够抄底逃顶，那准是在撒谎”。他也提醒投资者要谨防所谓内幕消息或者道听途说，投资的错误往往由此而铸成。
也正由于大危机，巴鲁克则对群体的盲动(ane o cro)有了更深切的体会。他认识到，作为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个人，人们通常是明智而富有理性的。但当成群结队、情绪相互影响时，却全变成了一伙笨蛋，老是在股市上涨时过于兴奋，而在它下跌时又过于沮丧。
巴鲁克讥刺道：“股市存在的目的不就在于把尽可能多的人制造成傻瓜吗?”直至今日，群体的盲动在股市中仍以各种翻新的形式周而复始地上演着。譬如网络经济概念股之类，真教我们稍一不慎，便有痛心疾首之憾。
巴鲁克于是乎相信，既然群众永远都是错的，那么要想在投资中获利的话，非得与大多数人反向操作才行。在这里，我们也许不得不指出，有些杰出人士虽然在某些方面颇为伟大，但在证券投资上却未必比“群盲”高明多少。
下面是巴鲁克以“对冲”来救丘吉尔一把的故事。
1929年邱吉尔访美时，巴鲁克带他去纽交所参观。看到行情的涨涨跌跌，邱吉尔不由手痒，决定投上几百块小试。谁知屡买屡套，输得够惨。好在巴鲁克早有先见之明，用邱吉尔名义另外开了个账户，凡是老邱买进什么，那个账户就卖出什么，居然挽回了老邱的亏损。这也算是个早期的“对冲基金”罢。
巴鲁克曾说：“我并不聪明，但我喜欢思考。大家都看到过苹果从树上落下来，只有牛顿才去问为什么。”，股票市场的任何所谓“真实情况”无不是透过人们的情绪波动来间接地传达的;在任何短时期里，股票价格上升或者下降主要都不是因为客观的、非人为的经济力量推动和改变的，而是因为人们对发生的事情所做出的反应所造成的。
所以他提醒大家，判断力的基础是了解，假如你了解了所有的事实，你的判断就是对的，反之，你的判断就是错的。
巴鲁克则在后关头进行“惊险的一跳”，得以全身退出。此后巴鲁克逐渐淡出证券市场，把主要精力转向政治和社会公益。他曾先后成为六任美国总统的顾问，并在二战后美国的对外关系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巴鲁克在1916年被威尔逊总统任命为国家防护理事会顾问委员。
二战时期巴鲁克又成了罗斯福的智囊团的重要成员，他提出的一系列经济建议均被罗斯福政府所采纳，成为促进美国经济恢复的重要政策。
战后巴鲁克受杜鲁门总统之命参与联合国原子能理事会，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巴鲁克以95岁的高龄死于1965年，可谓福寿全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