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O们要在格子间里办公吗？他们放弃了私人空间，而在与人交流合作中收获了很多，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ICG商务公司提供的（销售）采购服务价值达8,150万美元。去年秋天，该公司CEO卡尔·加里诺（Carl Guarino）与一位首席财务官（CFO）——也是潜在客户——进行电话交谈，他们即将达成一项交易。就在10个月前，加里诺将ICG公司从传统办公大楼搬迁到一间5.8万平方英尺、由仓库改建成的大工作室，在这里不论是他本人还是公司其他300名来自宾夕法尼亚州普鲁士王市的员工都没有私人办公室。
挂掉电话后，加里诺手下的营销主管说，她不小心听到了他们的谈话，并问那位CFO是否提及他的一些同事对这桩交易颇有疑虑。加里诺没有注意到这点，就回电话给那位CFO，专门就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人们经常会问：‘每个人都能听到你说话，你又怎么能保护公司机密呢？’”53岁的加里诺说道，“公司不能仅着眼于那区区2%的机密信息，相反，更应该为那98%的共享信息流着想。”
前美林公司CEO约翰·塞恩（John Thain，又称沈约翰）完全可以拥有自己的独立办公室和价值高昂的办公柜，但是对某种类型的CEO来说，办公格子间——或是其他开放型的工作空间同样也不错。这些经理们慷慨地用幽静的私人空间来换取与大伙交流的机会。在格子间办公，这一决定具有部分象征意义。这种办公场所显示并且孕育出一种“我们同呼吸共命运”的平等主义氛围，有助于形成甘苦与共的战友关系。此外，这种选择也具有战略意义，因为它能为上下级之间的非正式交流与合作创造更多的机会。
“如果CEO们想让每个人都明白自己是团队的一员，那么在格子间办公是最佳途径，”思林博德咨询公司总裁阿里普勒·卡利斯（April Callis）这样说道，“你可以听到很多你在舒坦的独立办公室里永远无法听闻的事情。在格子间办公，能给人一种强烈的贴近现实感。”
格子间策略的适用对象不限于新兴的小公司。“有些公司想让人明白，他们的CEO也是平凡人，会糊涂犯错，会卷起衣袖与其他人一起工作，”卡利斯说道，“而有些公司则想打造精英型领导。这取决于每个公司的不同追求。”
Ebay总部坐落在美国圣何塞，其CEO梅格·惠特曼（Meg Whitman）选择坐在迷你的隔间里办公。速旅公司（Travelocity）CEO米歇尔·培鲁索（Michelle Peluso）也曾如此。Zappos公司CEO托尼·何斯（Tony Hsieh，又称谢家华）也是在拉斯维加斯公司总部的格子间办公，Zappos每天的访客尽收其眼底。晨星公司的办公桌都是紧挨着的，其CEO乔·曼斯威托(Joe Mansueto)的格子间与公司投资服务小组的办公室设在同一层。
纽约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在纽约市政厅设立了大办公间，他就在其中一个格子间办公。布隆伯格一手提拔的纽约市教育局行政长官乔尔·克莱恩（Joel Klein）在特威德法院改建后一个简陋的格子间里工作，周围是其他高级官员的办公处。英特尔CEO保罗·欧德宁（Paul Otellini）也选择在格子间办公。为了营造“平等文化”，该公司没有为高级主管特设独立的盥洗室、停车场或餐厅。
在匹兹堡美国铝业公司的办公大楼中，其CEO克劳斯·克莱因菲尔德（Klaus Kleinfeld）的格子间带有滑动玻璃门。“这种安排有助于进行更公开、更频繁的对话，”美铝公司发言人凯文·劳瑞（Kevin Lowery）说，“这样你就必须与人当面交流。”
近距离办公就意味谈话都不是私下的，老板可以随时插话。“礼节上，你不该偷听别人的谈话，但是又无法避免。”ICG商务公司的加里诺坦率地说道，他总会时不时听别人交谈，有时还会加以评论。“我会说些这样的话：‘我刚刚听到你与某位客户在洽谈，可是你知道吗，其实我们之前已经着手这项业务了？’”
良性的窃听可以是双向的。ICG的营销副总裁克里斯汀·科诺夫特（Kristen Knouft）有一次听到加里诺在谈一宗收购案。科诺夫特说：“我听到卡尔在反馈时表示，这个计划对我们毫无意义。当时，卡尔首先提到了那家公司的各方面优势，接着他话锋一转说道：‘但是贵公司与我们公司在以下这些事件上的战略不相符。’”几周后，科诺夫特在拒绝一位卖家时也使用了相同的方式。“我先是向对方说了些积极肯定的话，然后又说：‘不过以下事实表明我们之间的合作对彼此没有太大意义。’这样对方在离开时就不会觉得很受挫。”
开放的工作环境同时还能促进协作，这对创意型企业特别重要。四年前，美国明尼阿波利斯的Colle+McVoy广告公司CEO克莉丝汀·弗卢爱西特（Christine Fruechte）拥有私人办公室，透过房间的落地玻璃窗能俯瞰湖面和跳台滑雪。但是她有种被其他员工孤立的感觉。
“最难受的就是接到招聘人员的来电”，Colle+McVoy广告公司的高级广告撰稿人约翰·内尔兰德（John Neerland）说道。每当接这类电话或是其他私人电话时，内尔兰德与同事们都会退到单独的房间或是寻找其他途径。
“当我与搭档合作搞创意时，多数都会选择去咖啡厅或是会议室，”内尔兰德补充说，“有时你需要空间。你希望在适当的时机才让主管参与。因为有时创新过程并没有那么光鲜亮丽。”
偷窥CEO的办公桌作为记者，我过去24年间最令人满意的工作，就是撰写一系列描写知名首席执行官办公室的文章，这一点毫无疑问。我给他们打电话，试着说服他们，允许我去参观其办公桌、家庭照和书架。大多数人明智地拒绝了。但有少数人答应了，他们要么是因为对我没有疑心，要么就是因为够虚荣。因此，在一段很短的时间里，我得以放纵自己爱管闲事的天性——同时还能因此获得报酬。
窥探某人的办公室，比窥探浴室橱柜的感觉要好。我不仅能够对他们的色彩方案指指点点，还能扮演一位纸上谈兵的心理学家，解读其中含义。
前GEC严厉的主管温斯托克勋爵(Lord Weinstock)坐在近乎漆黑的办公室里，只有一束微弱的灯光照亮着他的书桌。灯开关周围有一圈污垢。我的结论：他吝啬得过于病态，甚至连灯都不愿意开，更不用说装修房间了。
时任英国石油公司(BP)老板的罗伯特•霍顿(Robert Horton)自豪地解释，为了减少来访者对与他见面的恐惧感，他请人将他那间巨大办公室的天花板特别降低了一些。然而，书架上的主要展品是他的皮面日记本，那些日记可以追溯到10年或更多年以前。我对他的结论：傲慢，脱离现实。几个月后，他就因为傲慢和脱离现实被英国石油解雇。嘿，你不知道我当时多么得意。
在我的办公室系列搁笔15年后(很遗憾，因为愿意接受采访的人太少)，我发现当时的行为可以用一个词来描述——窥探学(snoopology)——而且这还是有着正确做法和错误做法的一门科学。哎呀，看来在我乐乐呵呵地进行窥探时，方法却完全错了。而根据就是一本引人入胜的著作：《窥探——事物如何体现性格》(Snoop – What your Stuff Says About You)，作者萨姆•高斯林(Sam Gosling)是得克萨斯大学(University of Texas)的心理学教授。
我做错的第一件事是，顺从地坐在为来访者准备的椅子上，这意味着我看到的办公室是别人希望我所看到的样子。优秀的窥探者会坐到办公桌后面去，看看下面有没有成堆的鞋子，翻翻垃圾筒里都有些什么。但是，鉴于我的受访者已经坐立不安了，这种做法可能有些困难。
据高斯林称，职业的窥探者必须小心，不要急于下结论。以照片为例。首先需要注意的是，照片是面向主人还是来访者。如果办公桌上的全家福面朝外，它也许是在说：瞧，我是多么出色的、顾家的男人。如果照片面朝内，那么它可能是为了提醒主人，他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如果他愿意回家看望家人的话。
为了给来访者留下深刻印象而放置的照片，并不总能产生预期效果。我记得，时任英国航空(British Airways)董事长的金勋爵(Lord King)曾带我参观他办公室墙上悬挂的照片。“那是我和教皇……那是我和布什(Bush)在白宫总统办公室(Oval Office)，还有我和葛培理(Billy Graham)。那是我度假时和里根(Reagan)的合影”——在最后一张照片上，这位商界人士和前美国总统都身着牛仔装，骑在马背上。金勋爵试图告诉我，他是个重要人物;但实际上他告诉我的是，他是一个极其势利的小人，炫耀与名人结交，令人讨厌。
照片还能发挥“情绪调节器”的作用，让我们感觉更好。坐在我旁边的同事将他和一位朋友泛舟湖面的照片设为电脑屏保。这张照片他拍得不是特别好看，但他很喜欢，因为这让他回想起与朋友共度的那个愉快下午。当他在办公桌前辛苦工作时，这种想法能让他情绪振作。
此外，对办公桌上放置的一件物品所代表的含意进行解读，可能会出现错误。我自己的办公桌上放着——除了一大堆其它东西以外——一瓶没有打开的芬达(Fanta)、一本名为《战争的33条战略》(33 Strategies of War)的书、还有一对闪闪发光的自行车夹。
其中，只有自行车夹透露了它似乎代表的含意：我骑自行车。那本书并不代表我对战争感兴趣，不过是某个人寄给了我一本毫无价值的管理书籍，而我还没有把它扔掉。那瓶芬达并不代表我喜欢橘子汽水：事实上我讨厌橘子汽水。我只是太笨了，我不会操作自动贩卖机，想买健怡可乐时却买了一瓶芬达。
实际上，我们也无法从一张整洁的办公桌中得出什么结论，除非还有其它证据进一步证实。办公桌的整洁可能是勤恳尽责的体现;也可能恰恰相反。不把每只曲别针按大小排列整齐就无法开始工作的人，只不过是在需要完成工作时设法拖延痛苦时刻的到来。
高斯林表示，更为可靠的是，一间办公室能告诉你一个人的思想有多么开明。如果某人的藏书五花八门，而且经常翻阅，这表明他对新想法持开放态度。但这个建议对我也没什么用：我参观过的所有办公室里几乎都没有书，可能除了一本没有被读过的《追求卓越》(In Search of Excellence)，这本书在当时相当流行。
最让我困扰的不是那些留下众多矛盾线索的员工，而是那些没有留下任何线索的人。我的一位同事桌上没有摆放任何物品，甚至连一支铅笔也没有。就在刚才，凭借窥探壮起的胆量，我偷偷走过去看了看他的抽屉。最下面两个抽屉里什么也没有。最上面的抽屉里有6支钢笔，排成一行。铅笔旁边就是我得到的唯一线索：一包用完一半的扑热息痛。
来源:金融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