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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楚城濮之战,退避三舍,后发制人

俗话说“先下手为强,后动手遭殃”。在军事上,“先发制人”也是一个重要的命题。早在《左传》中便有“先人有夺人之心”的提法,后人也多强调“兵贵先”、“宁我薄人,无人薄我”,意思都是主张争取作战中的先机之利。

可是,事情并不是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后发制人”也是军事斗争的重要手段,它与“先发制人”之间存在着辩证的统一。其实质便是积极防御,即以防御为手段,以反攻为目的的攻势防御,它常常成为较弱一方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春秋时期的晋楚城濮之战,就是历史上这方面的典型战例之一。

城濮之战发生于鲁僖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32年),它是春秋时期晋、楚两国为争夺中原霸权而进行的第一次战略决战。在这场战争中,楚军在实力上占有优势,但是由于晋军善于“伐谋”、“伐交”,并在战役指导上采取了正确的扬长避短、后发制人的方针,从而最终击败了不可一世的楚军,“取威定霸”,雄踞中原。

春秋时期,大国争霸,最先崛起的是东方的齐国。齐桓公死后,齐国内乱不已,霸业遂告中衰。这时,位于长江中游地区的楚国乘机向黄河流域扩展势力,并在泓水之战中挫败宋襄公图霸的企图,将自己的势力范围发展到长江、淮河、黄河、汉水之间,控制了郑、蔡、卫、宋、鲁等众多中小国家。

正当楚国势力急剧向北发展的时候,在今山西、河南北部、河北西南一带的晋国也兴盛了起来。公元636年,长期流亡在外的晋公子重耳历尽艰辛,终于回国即位,是为晋文公。他执政后,对内修明政治,任贤使能,发展经济,崇俭省用,整军经武;对外高举“尊王”旗帜,争取与国,从而逐步具备了争夺中原霸权的强大实力。

晋国的壮大崛起,引起了楚国的严重不安。两国之间的矛盾因此日趋尖锐。而围绕对宋国的控制权,终于导致了这一冲突的全面激化。

公元前634年,鲁国因和曹、卫两国结盟,几度遭到齐国的进攻,便向楚国请求援助。而泓水之战后被迫屈服于楚的宋国,这时看到晋文公即位后晋国实力日增,也就转而依附晋国楚国为了维持自己在中原的优势地位,便出兵攻打齐、宋,并想借此来扼制晋国势力的东进和南下。而晋国也不甘心长期局促于黄河以北一带,于是便利用这一机会,以救宋为名,出兵中原。

公元前633年冬,楚成王率领楚、郑、陈、蔡多国联军进攻宋国,围困宋都商丘。宋成公于危急中派大司马公孙固到晋国求救。晋国大夫先轸认为这正是“报施救患,取威定霸”的良机,力主晋文公出兵。但是,当时晋、宋之间隔着曹、卫两国,劳师远征,有侧背遇敌的危险;况且楚军实力强大,正面交锋也无必胜把握。正当晋文公为此踌躇犹豫之际,狐偃进而向晋文公提出建议:先攻打曹、卫两国,调动楚军北上,以解救宋国,这样就坚定了晋文公出兵的决心。战略方针确定后,晋国君臣随即进行了战前准备,将原来的两个军扩编为上中下三个军,并任命了一批比较优秀的贵族官吏出任各军的将领。

准备就绪后,晋文公遂于公元前632年1月统率大军渡过黄河,进攻卫国,很快占领了整个卫地。接着,晋军又向曹国发起了攻击,三月间,攻克了曹国都城陶丘(今山东定陶),俘虏了曹国国君曹共公。

晋军攻打曹、卫两国,原来的意图是想引诱楚军北上,然而楚军却不为所动,依然全力围攻宋都商丘。于是宋国又派门尹般向晋告急求援。这就使得晋文公感到进退为难:如不出兵驰援,则宋国力不能支,一定会降楚绝晋,损害自己称霸中原的计划;但若出兵驰援,则原定诱使楚军于曹、卫之地决战的战略意图便将落空,且己方兵力有限,在远离本土情况下与楚军交战恐难以取胜。为此,晋文公再度召集大臣进行商议。先轸仔细分析了形势,建议让宋国表面上同晋国疏远,然后由宋国出面,送一份厚礼给齐、秦两国,由他们去请求楚军撤兵。同时晋国把曹、卫的一部分土地赠送给宋国,以坚定宋国抗楚的决心。楚国同曹、卫本来是结盟的,如今看到曹、卫的土地为宋所占,必定会拒绝齐、秦的劝解。齐、秦既接受了宋国的厚礼,这时便会抱怨楚国不听劝解,从而同晋国站在一起,出兵与楚国作战。晋文公对此计颇为赞赏,马上一一施行。楚成王果然拒绝了齐、秦的调停,而齐、秦见楚国不给自己面子,也大为恼怒,便出兵助晋。齐、秦都是当时的大国,他们放弃中立立场,使得晋、楚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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