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者周振鹤曾在《假如齐国统一了天下》一文中，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反历史假设：如果战国末年不是秦国而是齐国统一中国，那可能带来一种完全不同的中国文化。
与当时的中原各国相比，齐国无疑是个异类，但就国力而言却是个强大的异类：在春秋五霸中，齐桓公是最先称霸的，战国时齐威王任用孙膑，在公元前352年的桂陵之战中大败骄横的魏军，“于是齐最强于诸侯，自称为王，以令天下”(《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在很长时间里，齐国一直是东方国力最盛的国家之一，周振鹤据此认为：“秦的统一固然有其必然性，但是东方六国完成统一大业的可能性并非不存在，魏、齐、楚都曾经强盛一时，尤其是齐国，始终是秦实行统一的最大障碍”，他假想如果在统一天下的进程中是齐国占上风，那么“似乎可以说，中国走另一条道路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这当然不失为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假设，但仔细考察一下就会发现，齐国的这种社会制度并不能帮助它在战国晚期诸国激烈竞争的局面中胜出，由它来统一天下的可能性基本上可说是不存在的。
打造战争机器
自西周初年姜太公在东方创建齐国，被授权专征不守王命之方国，这一专征大权遂成为日后齐国开疆拓地的合法根据，故西汉末年刘向《说苑》称“鲁有王迹者仁厚也，齐有霸迹者武功也。”在直至战国中期的数百年里，齐国作为东方大国很少受到能威胁到其存亡的强敌进迫，战败也很少被逼到首都被围乃至迁都，既然足以应对国外挑战，那恐怕也就不会被倒逼改革。晏子“二桃杀三士”之举恐怕更多是着眼于消除不稳定因素，重建国内政治秩序的需要。
但如果要统一天下，那么战国时代的政治演进已表明一个残酷的现实：无论士人如何设想理想的“天下”，最终要“定于一”，事实上还是得打造一部高效的战争机器。此时的战争形态与春秋时贵族武士之间那种谨遵礼制的车战已大为不同，而需要国家力量、资源的总动员化，但齐国的军队组织却甚难适应这一挑战而及时转变。
在齐国，有一点乍看起来相当矛盾：中国军事史上公认的两部伟大军事理论著作《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的作者都是齐人，但齐军的整体战斗力在同时代人中的评价却不高。孙膑围魏救赵时便曾明白承认：“彼三晋之兵索悍勇而轻齐，齐号为怯。”到战国末年，荀子作为三次出任齐国稷下学宫祭酒的大学者，对齐军理应知之甚多，但他对齐军的评价却极低，认为是“亡国之兵”，因为齐军过分推崇个人技能、在意物质奖励，遇到弱小的敌人还能有用，遇到大事强敌就涣散了。在他眼里，秦军战斗力最强，魏军次之，齐军最差;但讲兵法的水平，正好相反，齐国最发达，三晋次之，秦又次之，兵学自东往西传。
荀子所描述的齐军，在某种程度上仍遗留着两三百年前田开疆等三士那种对个人英雄主义的推崇，整体协同作战则较差，这一好勇斗狠的单兵作战模式是典型的武士文化。这一民风顽强地保留下来，直至西汉初年，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仍然评价说，齐国风俗“怯于众斗，勇于持刺”，也即对群体性搏斗消极，而对单兵较量却非常勇猛，这与齐人好武、尚功利的特质是密不可分的，管子等政治家的传统治国思路也注重对人的私欲因势利导，主张顺应人的私欲才能达到社会的长治久安，结果这在促进“民富”的同时，也使齐军将士的个人英雄主义更为功利。直至西汉时，龚遂为渤海太守，仍发现“齐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以至于这位循吏花了很大力气“躬率以俭约，劝民务农桑”，见到“民有带持刀剑者，使卖剑买牛，卖刀买犊”。
也正因此，齐国被迫在军事理论、尤其是军事谋略上入手来弥补其整体战斗力不强的弱点，这便促成了孙子这样的兵法家兴起。张华松在《齐长城》一书中指出：“齐国对外战争败多胜少，但发达的工商文化以及其他种种的背景和因素又使得齐国的兵家文化独领风骚，先秦时代的著名军事理论家和兵书战策也就大多出自齐国。以孙武和孙膑为代表的齐国兵家，其兵法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他们所强调的首先是防御，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通过‘伐谋’、‘伐交’的手段而制敌取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