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与李鸿章都为清末重臣，两人有不少相似的地方：都曾获曾国藩的举荐任封疆大吏，督办军务；都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立下了大功，为日后的政治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随着民族危机及封建统治危机的加深，两人都察觉到了变革的迫切性以及近代技术的重要性，因而成为洋务派的中坚。但是，两人一生却处于敌视争斗状态，不仅相互攻讦，甚至对对方阵营中的人物也是极力打压。
左李结仇，缘起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一次战役。同治三年（1864），由曾国荃率领的湘军久攻南京不克，朝廷下谕，让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率淮军前往援手。老谋深算的李鸿章知道，如果遵谕前往，就有抢功之嫌，很有可能令湘军首领、曾氏兄弟下不来台，但是朝廷谕令又不可能漠然置之，为了在朝廷与师长之间两不得罪，李鸿章率部南下，进入浙江与太平军作战。他的做法，被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认为是“越境掠功”，一怒之下上告朝廷，两人由此结怨。
《清代野记》载，左宗棠随曾国藩筹办军务的时候，曾在湖南招募了数千兵勇，组成“楚军”。安徽桐城有个名叫陈春万的农夫，勇健而有胆量，投到左宗棠麾下，平定太平天国后，又随剿灭了西捻军，平定了陕甘的回民起义，一路积累军功至记名提督，授“巴图鲁”勇号，获赐黄马褂，颇得左宗棠的赏识。只不过，陈春万自幼务农，大字不识，徒具匹夫之勇而已，故随军征战十年，只是做到营官，想要升迁至统率数营的统领都很难，更不用说正式除授实缺了。
清代的记名提督是一种虚衔，如果想要得到实授的官职，须由总督或巡抚以密奏的形式向皇帝保荐，由皇帝裁夺。而在清末，因平叛攒有军功的军官多不胜数，在吏部注册的记名提督就有近八千人，总兵有近两万人，副将以下更是不计其数。所以，像陈春万这样的记名提督，是根本不可能获得实授的。
后来，陈春万统属的勇营遭裁解散，前途黯淡的他又无钱回乡定居，日子过得很失落。等到左宗棠班师回任，陈春万前往求见，想要谋个职位，混口饭吃。没承想，左宗棠一见到他就向他贺喜，说道：“你还不知道吧？你的官印现在比我的官印要大出一倍。”陈春万大惑不解。左宗棠命手下准备香案，让陈春万跪下听旨。这时候陈春万才知道，他已被朝廷破格选用为肃州镇挂印总兵，任命的公文已经送达好几天了，只是一时找不到陈春万通知他。
清代的挂印总兵大都兼有将军衔，地位很高，与普通的总兵迥异，可以专门向皇帝递交奏折，也不受总督的指挥管辖，而是直接向皇帝负责。所以左宗棠开玩笑说陈春万的官印比他的还要大一倍。不过玩笑归玩笑，左宗棠心里也留下了一个疙瘩，因为肃州镇的总兵出现空缺，待人递补，向来都是由他上奏举荐人选，而他之前在密奏里举荐的两个人选，都没有被采用。所以左宗棠怀疑，陈春万一介白丁，能够获得这个职位，是获得政敌李鸿章举荐的缘故，由此对陈春万十分猜忌，内心开始提防他。没过两年，陈春万就称病告还。
后来左宗棠通过内廷的太监了解到，陈春万获授挂印总兵，纯属意外。在选放外官的时候，军机处把名单呈给同治皇帝，由他点选，而同治手中的毛笔蘸朱墨太饱，他还在查找左宗棠保荐的人名的时候，一滴朱墨正巧滴在陈春万的名字上。因是红墨，无法更改，同治只得将错就错，说：“就选此人。”陈春万因此获授挂印总兵。只不过，在互为倾轧排挤的官场上，毫无根基的他即使有此好运，官也做不长久。
光绪十一年（1885），李鸿章受命与法国签订了《中法新约》，左宗棠大加抨击，说“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一时间引得群情激愤，把李鸿章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李鸿章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左宗棠的亲信，湘军名将王德榜、台湾兵备道刘璈随后丢官，就是这场政治角力的结果。左李之争，只是大厦将倾前官僚政治的一个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