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而言之，重阳节乃萌芽于东汉后期，最初的的习俗是采菊，宫廷内饮宴，到三国初期，九月九日大致已成为一个较固定的节日。民间习俗赞美这个“日月并应”的九月九日（重阳），认为适宜于长久（求长寿），并设宴庆贺。
三国时魏国建都洛阳，也就是说，曹丕所记述的九月九日风俗就在今河南洛阳一带。不过后人说到重阳节的起源地，一般流行的说法是今河南省的上蔡县（上蔡在洛阳的东南方，两者相距近千里），因为据说当年恒景登山避祸所登的山就在上蔡县。
上文说过了，费长房的故事只是一个民间传说，其荒诞性足已证明它不是史实。这个说法自然颇受质疑。说法颇多，不详述。事实上，文献史籍并没有明确记载重阳节最先兴起于何地，更不可能有资料证明桓景全家登山就在上蔡县（一个神话故事，哪来的资料证明？难道有资料能证明爆出孙悟空的那块石头是在什么地方吗？）。不过有一点是可以大致肯定的，那就是重阳节的起源地当在今河南中原地域，而这一带正是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
一个民俗节日的形成，往往都要经历一段漫长的时间。在其逐渐形成的过程中，同时逐渐向周围地区传播，接受的人越多，扩展的地域亦越大，节日习俗也随之逐渐发生演变。
最早明确记述九月九日风俗的是三国（220—265）初期魏文帝曹丕的《九日与钟繇书》。
那时的习俗是“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这种重阳求长寿的涵义与设宴享乐的习俗以后一直很流行。
三国后是西晋（265—316）、东晋（317—420）。晋人葛洪（283～363）假托西汉末年刘歆之名所撰《西京杂记》称“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令人长寿”，东晋《搜神记》把它照抄一遍。同为晋人的周处撰《风土记》（原书已佚，书中片段散见于后世类书中）记九月九日的习俗是：“俗尚此日，折茱萸房以插头，言辟除恶气而御初寒。”又载：“汉俗九日饮菊花酒，以祓除不祥。”（清《古今图书集成·历象汇编·岁功典·重阳部》引）可见晋代时过重阳节已是相当流行了，佩茱萸，食蓬饵（最初的重阳糕），饮菊花酒都是当时的节俗。而过节的涵义既是求长寿（曹丕所论与《西京杂记》均说明了重阳节这个涵义），又包含了“辟除恶气而御初寒”、“祓除不祥”。二者并行不悖。
正史中最早出现作为节日名的重阳一词的，是《晋书》第五十一卷载录的晋代挚虞《思游赋》：“且启行于重阳兮，奄税驾乎少仪。”（译文：准备在重阳之日起程啊，先停留下来修习礼仪。）而晋代时的重阳节则诞生了两个最著名的典故，一直流传至今，一个是“龙山落帽”，一个是“白衣送酒”。
“龙山落帽”典故说的是：东晋大将军桓温，于某年重九日带着参军孟嘉和其他幕僚登龙山宴会。山风把孟嘉的帽子吹落，孟嘉不觉，随后如厕。桓温让人把帽子捡起放到孟嘉的座位上，并叫孙盛写了一篇文章嘲讽孟嘉帽落不知，有失体面。孟嘉回来后看到嘲讽他的文章，当即提笔回敬了一篇文章，“文辞超卓，四座叹之”。（事见陶渊明《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及《晋书·孟嘉传》）此事在当时乃至后世一直传为美谈。这个重阳登高常用的典故，反映出在东晋时，登高已是重阳日节俗。
“白衣送酒”典故说的是：晋末文人陶渊明（365～427）酷爱菊花，认为“酒能祛百病，菊能制颓龄”，重阳节这天，既要赏菊，更要畅饮。哪料某年重阳节，陶渊明无酒，只好在菊丛中犯愁，恰好郡刺史遣身着白衣的家丁送酒来，陶渊明接酒就在菊花丛中痛饮，喝得酩酊大醉。
“白衣送酒”是重阳饮菊酒常用的的典故。过去有本教人做对联的书，其中“九月”部说重阳有这两句：“紫萸色重，黄菊香飘。白衣飞送酒，朱笔竞题糕。”便说到这个典故。不过今有资料称，重阳节饮菊花酒始自陶渊明，那不符合事实。因为在陶渊明以前的《西京杂记》就已明确记载了饮菊花酒的习俗。
顺便一提，陶渊明是孟嘉的外孙。祖孙两代给同一个传统节日各留下一个著名的典故，绝无仅有，可谓中国传统节日中的佳话。
东晋后是南北朝（420—589）。重阳节已盛行于长江南北，南朝依次是宋、齐、梁、陈四个朝代。梁代吴均《续齐谐记》所载恒景全家登山避祸的故事，便是以最容易为民间所接受的神话传说方式记述了这个登高节俗的缘由，反映出当时重阳登高已是普遍的习俗，《续齐谐记》所载“登山避祸”的观念，与《风土记》所说的“辟除恶气”、“祓除不祥”
一脉相承，乃源于自西汉末年以来形成的阳九为灾厄之数的谶纬观。其含义是：阳为刚，重阳是“二刚相逢”而相克，且“九”为至阳之数、极数，根据《易经》物极必反的理论，就要走向反面。重阳时节，自然界呈现万物凋零、阴盛阳衰之象，故被视为“厄日”，称“阳九之厄”。西汉末年新朝代汉，灾荒连年，新朝皇帝王莽便将之归于阳九之厄（见《汉书·食货志上》），证明这种观念当时曾很盛行。南北朝时重阳日登山、佩茱萸，含义是避邪防灾，以消阳九之厄。
这是重阳节涵义的最大演变：东汉末三国初，九月九日是“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是个吉日。到了南北朝，却又被视为“阳九之厄”的“厄日”。要登山、佩茱萸以避之消之，而饮菊花酒的涵义仍主要是却病求寿。
重阳登高这个节俗，为后世一直延续，成为重阳节最具代表性的民俗活动。但其中消“阳九之厄”的观念，并没有盛行多久。比《续齐谐记》作者吴均（469-520）稍晚、同为南朝梁代人的宗懔（约501—565）撰写了一部影响深远的民俗学著作《荆楚岁时记》，记述荆楚地区（湖北长江中游一带）自元旦至除夕的二十四节令和时俗，书中记述当时的重阳节俗是：“九月九日，四民并藉野饮宴。”（土农工商各行各业的人都到郊外铺草为席，坐在上面设宴饮酒）并没有提到要登高和佩茱萸以辟邪避灾。
同时期的北朝北周（667—580）人杜台卿撰写的民俗学著作《玉烛宝典》（全书已佚。其轶文见于后世类书），所记重阳习俗是：“九日，食蓬饵，饮菊花酒者，其时黍秫并收，因以黏米嘉味触类尝新，遂成积习。”（清《古今图书集成·历象汇编·岁功典·重阳部》引）也没有提到要登高和佩茱萸以辟邪避灾。
隋朝（581—618）人杜公瞻给“九月九日四民并藉野饮宴”加注：“九月九日宴会，未知起于何代。然自汉至宋未改。今北人亦重此节。佩茱萸，食饵，饮菊花酒，云令人长寿，近代皆安设于台榭。”（台榭：高台上的亭子）。记述了当时登高、佩茱萸、饮菊花酒的节俗，涵义亦非辟邪避灾，而是“云令人长寿”，回复到重阳节最初的涵义。
隋后的唐代，重阳是四大节日之一，又是“三令节”之一，极受朝野重视，在唐代中后期还被定为全国性法定假日，不是去避灾，而是“宜任文武百僚择地追赏为乐”（《唐会要》
卷二十九）。过节的气氛基本上是一派喜庆，登高主要是一种休闲娱乐方式，一种旅游观赏活动，消“阳九之厄”的涵义已消失殆尽。《全唐诗》、《全唐文》及其续编等相关文献都明显地反映出这种时代风貌。后世亦基本如此。事实上，重阳日发生的灾难并不比平日多，后世文献亦极少再说“阳九之厄”，偶有提及（见宋·吴自牧《梦粱录》），也不过是这种谶纬观念的残存，再加上封建文人崇尚“法上古之意”的表现，并非民众普遍性的观念。今人谈重阳节，一再征引《续齐谐记》登高佩茱萸以避祸的故事，好像历代都是如此，这并不符合史实。
重阳节发展至南北朝时，在长江南北已相当流行，诸种带普遍性的主要节俗，如登高，佩茱萸，饮菊花酒（后来加上饮茱萸酒）、赏菊，食蓬饵（重阳糕），享宴等已基本形成并逐渐定型，后世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直至民国，皆沿习承续，无大改变。不详述。
宋代（960-1279）时，重阳节出现了祭神活动，这是前朝甚少记载的。朝廷拜先帝、祀三皇（中国传说中的古代三个帝王。通常指燧人、伏羲、神农或者天皇、地皇、人皇）。普通百姓则上坟祭奠祖先，同时向神祈福。
重阳节自宋代起逐渐成为朝野祭神扫墓的重要日子，这种习俗一直延续下来，在明清时甚为兴盛。所祭各路神灵亦十分庞杂。比较普遍的是祭祀土地神，农历九月是农作物丰收的月份，农民要答谢神恩。此外还有祭上天，祭祖，祭元帝，祭城隍神，祭斗姆，以至祭狐仙，祭黄鼠狼等等，五花八门，各地情况不一。不详述。
重阳节还有一些只存在于个别地区的习俗或已消亡的习俗，如把牲畜散放田野、九月农业收成后“尝新”、骑射、敬师送礼，贴重阳糕于儿女额头以祝“高”等等，与广东重阳节俗基本没关系，不述。
因其日期，重阳节别称重九、重九节、九月初九、九月九、九月九日、九日。因其习俗，重阳节又称登高节、登高会、茱萸节、茱萸会、菊花节、女儿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