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茶，中国的茶文化，从一产生就浸滛着道教精神和道教思想，与“道”结下不解之缘。提到茶文化，当然不能忽视佛教(主要是禅宗)对其的影响，这也是当今茶文化研究者所乐道的。“禅茶不分家”“茶禅一昧”，“吃茶去”几乎是茶人皆知。
禅宗是中国化的佛教，魏晋起始，佛教便有人以道教理论来宣传佛家学说，援道入佛。禅宗更将老庄思想内容吸收并发扬，“中国禅宗思想实直承庄子学说(现代学者肖疌夫语)。故老庄与禅皆为主静，道虚佛空。老子的“无为”和佛家的“般若”相契合，便成为文人学子新的理论导向和心灵追求。“释迦与老君同流，真性与元神杂出”，影响着文人雅士们的审美意识和生活情趣。特别是随唐，佛教天台宗大兴，其众多宗派大都受道教影响，非佛非道非儒或即佛即道即儒，道士讲佛法，和尚注道经，正符唐代“以佛治心，以道治身”。唐代众多的人钟情茶，是时代背景社会风尚和茶的品性相契合分不开的。
茶生于灵山峻岭，承芳露，秉清灵，禀玄幽，草木仙骨，野稀之物，与此物相伴，回归自然物我两融。独品对啜之间涤除玄鉴，学道参禅，谈玄悟真，实为老庄玄学流风遗韵。虽然儒家禅宗创造了茶的仪式，佛家把茶事更加程式化，宗教化。而执著的道士们，仍守着自然无为冲寂超然的归趣。即不十分看重茶的程式，也不探究其中的技巧。没有法则才是道教顺乎自然的最高法则。无怪乎，茶至宋代，制作龙团凤饼极尽工巧“无以加矣”。而崇俭抑奢苦己利人的全真派祖师邱长春诗曰：“虚心实腹唯求饭，待客迎宾不点茶”(点茶是宋代一种繁复的饮茶方式)。元代全真派兴起，道风流行，茶人受道家冥合万物道法自然的影响，开辟了茶人与自然融合的饮茶风气。给茶文化回归道趣重返自然趋于简约打下基础。明朱洪武下令取消龙团贡茶，以散茶冲饮，遂开千古茗饮之风至今。其子朱权便说：“茶乃天地之物，巧为制作，反失其真味，不如叶茶冲泡，能遂自然之性”。他还在所作《茶谱》中表明了以茶明志风高节清的精神。一时间，宗隐逸的茶者皆循道教“药解延年，草解忘忧”之旨，追求的是“自种瓜，自种茶，炉内炼丹砂，看一卷《道德经》，讲一会渔樵话，自在然”的玄趣。
禅宗把中国茶文化传入日本，形成今天代表日本国民精神的“茶道”，诚如日本著名大师学者冈仓天心所说：“佛教中，大量吸收道教教义的南宗禅，创造了用心良苦的茶的仪式……正是这个禅宗仪式终于在十五世纪发展成为日本的茶道”。他最后直接说到：“茶道是道教的化身”。日本茶道如此，中国的茶文化又何尝不是，被称为茶“亚圣”的卢仝有一首脍炙人口的“七碗茶诗”，堪称千古绝唱。这位不愿为官，一生以茶为伴的“茶痴”这样写道：“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章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惟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蓬莱山，在何处?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山上群仙司下土，地位清高隔风雨”。诗录至此，两腋生风，茶通仙灵的吃茶境界已然道出。中国茶文化的内核，与道教就是因缘难解。
道教所涉茶事甚多，如唐代著名道士叶法善，在浙江松阳卯山修炼，利用卯山优质水土种茶，制成形似竹叶，色泽绿润的茶叶取名“仙茶”，因品质上佳，为唐高宗珍爱，列为贡茶。如佛教天台山乃茶禅之地，为茶叶东渡日本起过重要作用，日本茶祖荣西从天台山带回去茶种，并著《吃茶养生论》，述茶为“养生之仙药，延龄之妙术”的道家栖要。天台山种茶起源，乃是东汉道士葛玄(葛仙公)首开植茶之风。如清代名士梁章钜在武夷山天游观与道士静参谈茶事，无比钦佩，回后写道：“非到山中鲜以为颠人语也”，高度评价静参对武夷山茶特胜品第的精通。如现代道士艺术家阿炳，拉琴一辈子，喝茶也是一辈子，他的那首《二泉映月》(人称二泉仙曲)，就是多次在二泉茶室喝茶受师父启迪，发自心灵的不朽名曲。以至后来每当他要演奏此曲前，总要喝上一盏酽酽的浓茶。道士与茶缘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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