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茶风更加繁荣昌盛，其原因有这样几点：明初年首都南京所处的江南一带一向就是盛产茗茶的地方，注重科举的政策使得文士的地位在四民之中居于首位，而文士一向视茶与琴、棋、诗、画一样为必备的素质。朱元璋本是穷苦人出身，因此对茶课税很轻，由于利厚，民间种植茶树的积极性很高，茶商也很乐于贩运茶叶。明代《农政全书》有这样的记载：“种之则利薄，饮之则神清，上而王公贵人之所尚，下而小夫贱隶之所不可阙。诚民生日用之所资，国家课利之所助”。明代茶饮之盛可见一斑。另外，明代延续宋代的政策，以茶来怀柔四方，即“采山之利，易充厩之良”的“以茶易马”政策性贸易，这也是明代对于茶的重视的一个原因。
明代，在重科举政策的影响下，文风大盛。崇尚风雅的文士，在吟风弄月之时，常常以品茶助兴，这种风气早已形成，当时的名士袁宏道在他的《袁中郎全集》中说道：“茗赏者上也，潭赏者次也，酒赏者下也。”有人曾经问他：“公今解官亦有何愿？”他回答说：“愿得惠山为汤沐，益以顾渚、天池、虎丘、罗芥（以上皆茶名），如陆（羽）蔡（襄）诸公者供事其中……”袁宏道是当时文士和茶关系的代表。而当时的著名画家也多有以“茶事”为题之作，如文徽明之《烹茶图》，沈周之《醉茗图》、《虎丘对茶坐圈》，仇英之《松亭试泉图》，唐寅之《品茶图》等，明代的茶书著作有四十余册之多，许次纾的《茶疏》是其中的代表。明代的茶肆经营较为普遍，民间品茶的活动，从户内发展到户外，并不时有“点茶”、“斗茶”之会举行，大家相互较量技术高下的风尚大为盛行。
明代，在制茶工艺上发明了“炒青法”，在炒青法发明之前，茶叶的制作采用的是“自然发酵”，而炒青法发明之后才逐渐有了绿茶及红茶的制造。由于制成的茶已经逐渐从团茶演变成散茶，因此对唐宋时期的茶法有所增补或删除，主要是从原来的煮茶演变成了泡茶，程序因此被缩减，不过，当时在普遍采用“泡茶”方法的同时，“煮茶”法并未消失，而仍有沿袭，只不过在器具和过程上更加简便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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