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食“改火说”
古今学者对民间盛传的“子推说”多有异辞，天多认为寒食是古代改火礼制的产物。也就是说，火星（亦称龙、心、灵）出而禁火以及四时变更火种（改火）的古礼，是寒食风俗的根源。这种“改火说”在学界最为流行，与民间“子推说”的广泛流播相映成趣。比起民间传说来，“改火说”具有较强的理性说服力。其说的理论前提是：既然子推割股焚骸之事，经文不言，正史不载，那它必然是虚构出来以附会本源模糊的寒食习俗；而《周礼》有火星出而禁火以及四时改火的记载，后代改火的时间与寒食又大体差不多，所以寒食是以改火为背景的习俗。
考此说当肇端于唐末的李涪，他在《刊误》卷上“火”条中云：
《论语》曰：“钻遂改火。”春拾夏枣秋柞冬槐，则是四时皆改其火。自秦汉已降，渐至简易，唯以春是一岁之首，止一钻缝。而适当改火之时，是为寒食节之后。既日就新，即去其旧。今人持新火者日勿与旧火相见，即其事也。又《礼记·郊特牲》云：“季春出火为禁火。”此则禁火之义昭然可征。俗传禁火之因皆以介推为据，是不知古故以钻涟证之。
且不论其改火说是否可通，他引以为据的《郊特牲》的“禁火”之文其实是不存在的。原文仅谓：“季春出火，为焚也‘”郑玄注：“至季春火（星）出而民乃用火。”其说与《周礼·夏官·司淮》同（参后），本来是指出火非内（纳）火，反而不当禁火，李涪误引。南宋罗泌《路史》
卷三二（发挥一》“论遂人改火”条以为寒食断烟来自改火，指民间“子推说”为“妄说”。明清之际的大学者顾炎武坚决主张，“割股、播山，理之所无，皆不可信”，并从史家角度论证介山与介子推的矛盾，使他成为改火说或否定子推说最有力的支持者。
9ft学者李玄伯（宗佣）尽管并未引据古人有关寒食的改火说，但他首次把古希腊风俗跟中国的改火及寒食联系起来，使他成为改火说的现代确立者。他说，希腊的“每年重燃新火，即我国古代所谓‘改火”，。改火则须停火，“这停火的时间与改火的时间”，“其中之一即寒食的起因”。“后人对寒食之说，去古已远，不能了解，遂附会到介子推身上。其实改火、寒食的制度，较古不知若干年也，”①后来又有学者根据域内外有关改火、籍火、烧山、焚烧牺牲等民俗，进一步确认寒食与古代改火的联系②。这种论证兼及古今中外，最终使“改火说”得以充实和完善。
看来，在每年的某些时候改变火种，是在世界很多民族中广泛实行的一种民俗。在中国古代，改火与寒食的时间大体是对应的，如春季改火与“春中”或清明前的寒食接近，冬至改火与“冬中”寒食接近，夏至改火与五月五日寒食也差不了几天‘当然有误差）。而且，改火“既日就新，即去其旧”，持新火者所谓“勿与旧火相见”（上引《刊误》），则改火要停火，似乎与寒食的“不举火”也相吻合。如此说来，改火应该是寒食的根源。
但是，改火说自有其内在矛盾，还存在一些疑点难以解释。
首先，古代是否连贯地或彻底地实行改火？改火说者所引据的古制是《周礼·夏官·司灌）。其文说：“掌行火之政令，四时变国火，以救时疾。”郑玄注引郑众据邹子（邹衍）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枣杏之火，季夏取桑拓之火，秋取柞槽之火，冬取槐植之火。”顾炎武以为国火与明火不同，前者取五行之木，烹饪用之，后者以阳隧取之于日，卜祭用之（（日知录》卷五“用火’，条）。而《司爟》说变国火并未言及木隧，司垣氏虽取明火但不变国火，邹衍取火说显然是五行思想的产物。当然《论语。·阳货》所谓“钻隧改火”应是木隧。
另一方面，在古代改火礼制的实行并不连贯，也不彻底。《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说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初置别火”。颜师古注引如淳据《汉仪注》日：“别火，狱令官，主治改火之事。”武帝初置别火，说明所谓改火古礼早不通行。随后，宣帝时丙吉又奏请于元康五年（前61）夏至“更水火”，说明武帝的改火也未得到连续实施。虽然东汉有冬至日“钻健改火”之礼，但别火之官在光武时已废。南北朝至隋初，似乎都未彻底实行改火。（隋书·王助传）载，“助以古有钻隧改火之义，近代废绝，于是上表请变火”，“于五时取五木以变火”。这虽得到了隋文帝杨坚的许可，但其久废却是事实。
当然，唐宋时期宫廷中往往在清明改火，并将火种分赐群臣③。杜甫《清明二首》之一、韩翻《寒食》、贾岛《清明日园林寄友人》等都有改火风俗的反映④。但苏轼《徐使君分新火》云：“沟中枯木应笑人，钻研不燃谁似我。”有人说从苏诗，“可以想见当时钻火已很困难”，这是由于“钻火仅保存在宗教仪式中”的缘故⑤。
《宋史·赵师民传）载，民曾给宋仁宗讲解“钻隧改火”之义，并云“近世渐务苟简，以为非治具而遂废之，至其万事皆不如古”。由此，亦可见改火礼制在古代的衰微情形。虽然寒食节也曾时断时续，但它后来转化或合并为清明节，一直延续到现在。改火与寒食的生命力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细加梳理不难发现，改火习俗在唐代以前的寒食中并不存在，它主要是在唐宋时期得到实行（而且主要在清明）。如果寒食真的改火，那为什么东汉太原等地的寒食没有改火之说呢？唐宋的改火风俗以及“改火说”的产生，可能与王助奏请改火之事不能没有关系。
《汉书·终军传》说鲁国铸冶“至秋乃能举火”。又《后汉书·礼仪志中》：‘旧夏至，禁举大火〔引按可注意只禁大火），止炭鼓铸，消石冶皆绝止。”禁止铸冶之火的礼制来源于《周礼》。上引《司灌》在“四时变国火”后说：“季春出火，民咸从之。季秋内火，民亦如之。时则施火令。”郑玄注“出火内火”：“火所以用陶冶，民随国而为之。郑人铸《刑书》，火星未出而出火，后有灾（引按见《左传·昭公六年））。”又注“施火令”：“焚莱之时。”唐贾公彦疏：“上言行火政，此又言施火令，则不掌火禁，故郑云焚莱之时。”
可见执掌四时变火（即所谓改火）的司灌行火政时，虽然有禁火令，即要百姓随火星“内（纳）火”‘我们宁愿不赞同贾疏，而相信司难也掌火萦），但他禁火并非由于他“变火”或改火，而是为了与火星协调一致；而且所禁者也只是“陶冶”之火，而不是炊火。所谓“焚莱”亦即焚田，其时反而在火星人而不出之时，亦可见司堆禁的只是陶火。又《周礼·天官·宫正》：“春秋，以木铎修火禁。”贾疏：“此火谓陶冶铸铜之火。”说明宫正在宫中于火星出人之时带备，禁的也是铸造之地的炉火。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司灌和宫正要求民众在季春随火星出而用火。在季秋随火星人而休火。这与改火论者所谓季春改火、禁火（如李涪虚构者），在时间及禁火与否上都是根本不同的。
可能只有司垣氏的中春禁火与寒食有关。《周礼·秋官·司垣氏》说“中存以木铎修火禁于国中”。郑注：“为季春将出火也。火禁，谓用火之处及备风燥。”贾疏：“三月昏时火辰星在卯南见，是火星出。此二月末出；故云为季春将出火也。”这里没有说明所禁是什么火，但“备风燥”（即春旱干燥）之说表明司垣氏也应当禁止炊火。和司灌、宫正一样，司垣氏禁火也是因为火星未出，但司灌和宫正是要人在火星人的时候休火，司垣氏只是要人在火星“将”出前禁火。他没有像前二者那样在季秋到次年季春这么长的时期里禁止用火。
正是在司灌和宫正禁火期的末段（即中春或二月末），司垣氏的禁火令尤其特别（详后）。但即使司垣氏以阳健从太阳中取“明火”，也没有迹象表明他禁火是由于取火或改火。他的禁火，在火星将出的表象背后可能还有更重要的原因。改火说者认为寒食以改火为背景，但我们以为，在逻辑上，既不能把“火星出而禁火”与“改火而禁火”两种禁火混淆起来，也不能从改火需停而后改，推导出寒食禁火源于改火的结论。前者是因为火星出的禁火既不一定是为了改火，也不一定都是禁止炊火；后者是因为还有一种可能：
即使改火与寒食顺序进行，它们也都可能是另一前提的结果，它们之间没有足够的理由构成完全自足的互为因果的关系。
再次，中国改火是否要燃放辣火、焚烧牺牲？
持改火说的学者根据域内外民族的习俗来分析中国古代的改火与寒食，这的确使对本源模糊的寒食的解释别开生面。但是，这种联系是否容易使人产生疑惑还值得考虑。比如，欧洲释火节的焚烧牺牲与改火是否也有自足的因果关系？中国古代的改火是否有熊熊燃烧的葺火？介子推的焚骸是否与改火有关？仔细阅读《金枝》有关释火的第六十二至六十四章，不难发现欧洲辣火节尽管有细节上的差异，但其意义往往与模仿太阳及破除魔法有关。
魔法是巫师或其动物化身所为，故而焚烧他们是为了保护人畜和庄稼。而魔法在阳光或火光中自然躲匿或破解。阳光是庄稼生长最重要的因素，所以火焰由于模拟着太阳或是焚烧了危害庄稼的魔法师，也有促进作物丰收的奇效。
中国古代民俗也对火日相关性及火的净化作用有所认识，但没有迹象表明存在类似的掩火风俗（尤其是在改火的时侯），也没有为了改火焚烧牺牲的实例。如果以为后樱是在改火后的新火中被焚的牺牲。而介子推的焚骸也有类似的背景，在没有确切证明后被死于改火以前，其说是不能成立的。中国也有焚烧巫王的习俗，但不是因为魔法。
约在曹魏时代以前，民间有废寒食则有雹雪之灾的俗信（（玉烛宝典》卷二引曹操《明罚令》），但这是因为不禁火还是因为不改火尚待辨析，不能以此等同于域外民族释火防雹的俗信。在欧洲，“释火常常是为了保护田地不受雹灾，房舍不受雷电袭击的”，“不过人们经常以为冰雹、雷电都是妖巫施为”，“因此禁戒妖巫的释火必然同时也就作为防止冰雹雷电的护符了”①。不难看出，除雹的方式在欧洲是燃火，而中国是禁火。
中国古代也偶有巫蛊之祸，但相对而言巫师并无多少施展魔法或黑巫术（black magic）的事例，而雹灾倒是从本土文化的角度得到了顺畅的解释。《晋书·石勒载记下》说，石勒曾就西河介山（即子推进文公地）“大如鸡子”的雹灾问徐光，后者以为“虽天地之常事，然明主未始不为变，所以敬天之怒也”，此灾是去年禁寒食而使“群神怨憾”，“怒动上帝”。韦谈则说：“案（春秋》，藏冰失道，阴气发泄为雹。自子推已前。雹者复何所致？此自阴阳乖错所为耳。”
徐、韦二人从灾为神怨或阴阳顺逆角度分析雹灾，最能切合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色。
最后，撤开介子推传说，是否能全面解释寒食习俗？
改火说者以为，介子推传说由于缺乏史实依据，自然是编造和附会。这当然是一种史家立场，但站在这种立场看待的却是民俗和传说—前者来自民众的信仰，后者出于民众的想象；它们也有理智和事实，却不一定跟科学或史实完全一致。即使从史学角度否定子推与介山的关联，否定子推焚骸的传说，也不能否定子推和介山的存在以及它们在传说中有发生关联的可能，不能否定在类似场合（但不是改火或破除魔法）有人被焚的事实。我们认为，如果不顾民俗的已然事实而撇开子推传说，实际上就撇开了其中丰富的民俗内涵，也就忽视了解释寒食习俗的其他可能性。这样做既不能照顾民间智慧和情感，也不能照顾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当然，在这种习俗和传说的联系中，我们可能既寻觅不到改火的风俗，也演绎不出与大火星有关的历法，或是火之生灭、食之生熟一类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相反，我们倒有可能在其中深刻地感知到民族农耕文化底蕴的渗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