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灾年代
清顺治十三年（ 1656） 正月大雪。
清康熙五十七年（ 1718） 正月大雪，三日方消。
清康熙五十九年（ 1720） 正月大雨雪。
清康熙六十年（ 1721） 正月二十七、八两日，积雪，四山皆白，三日方消。
清雍正元年（ 1723） 正月初六日，大雪，平地积（雪）深尺余，山头数日不化。
清雍正五年（ 1727） 正月大雪。
清雍正六年（ 1728） 正月初六大雪。
清乾隆十六年（ 1750） 正月大雪。
这份记录安溪历史上发生的自然灾害大事记，转引自两本具有充分可信度的历史文献，一是清乾隆丁丑年间由官方编修的《安溪县志》，一是 1994年由安溪县政府组织力量修撰出版、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翔实的《安溪县志》。为了行文的方便，我稍作综合，但不影响来自官方资料的严肃性与权威性。国有史，邑有志。具有“资治、教化、存史”之功效的地方志，可以帮助我们识县情、知兴替、明得失、弘传统，当然，更重要的是，以史志为鉴，还可以勉今人，启后人。
那么，一份归入《杂志·灾祥》体例、而屡屡载于邑志的天气记录，究竟可以提供什么样的角度，供后人比较研究，从而发现其“无意义”之中隐藏的“意义”？人们常说，历史与现实之间存在着交汇点，其实，历史事件与历史事件之间的交汇点更值得我们仰赖智慧，寻找蛛丝马迹，细心详勘，综合加以推断，从而使记忆重现、真相还原。
看到这份天气记录所涵盖的时间段（大约从 1656年到 1750年），我突然产生一种研究的旨趣：在 18世纪 20至 30年代，素来“燠热”“冬无冰雪，或不御绵”的安溪，连续数年“大雨雪”“大雪”“积雪”，气候骤然变冷。《安溪县志》代表着官方权威，史官不可能错载误录，况且在一个重农业、轻工商的时代，人们对气候变化的观察有着足够的耐心，雨雪不分、霜冰不辨的情况几乎不可能出现。分析后可能得出的结论只能是，“雪灾年代”从此将在安溪历史上产生意义深远的影响。
研究中国历史时，人们常犯的两个错误在于，当我们追求中国社会的“整体性”时，会导致一种“单一性”的叙述困境，从而无法解释中国社会的复杂现实；当我们面对中国社会的“多样性”时，又常常将中国社会割裂为一些碎片，最终背离在社会整体之上观察中国的视野。正是这两类错误，导致我们目前所开展的铁观音物种研究，经常游离于“整体性”之外，不能或难以将铁观音置放于安溪社会历史演进的大环境之中，重传说，轻科学，缺乏实证求索的精神。
关于安溪铁观音源起的王、魏“二说”，未见于 1994年前的官方史志已是不争的事实。我这里想说的不是“王说”“魏说”的真伪，因为历史的真相不能一概以是否见诸史志为标准和依据。只是想换一种视角——说猜想也无不可——来追问安溪铁观音的发源，因为无论是“王说”还是“魏说”，都显然没有真正解决物种起源的问题。神话固然是美好的，充满着遐想无边的诗情空间，但观世音菩萨毕竟没有亲手在巍巍的南岩山上栽种过铁观音这样一棵神奇的茶树。
那么，这棵神异的茶树又是从哪里来的？凭空从地里头长出来吗？如果植物也有“前世今生”，那么，铁观音的“前世”又是什么？困扰我多年的一连串问题，在这份“大雪成灾”的天气记录面前，似乎一下都有了答案——不同的历史事件在各自不同的时空运行，对于一种即将到来的动人交汇，人类谁都无法预知，这就是自然的造化。
神天与人天
关于铁观音发源的王、魏“二说”，散见于安溪史志和各种文集，虽然行文描述存在不少差异，但都与两个重要年份 1725年（“魏说”）、1736年（“王说”）相对应。也就是说，铁观音诞生于安溪茶乡 1725年至 1736年的大致历史区间，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细心的读者就此可能已经发现，安溪史志上所集中记载的“雪灾年代”与此有着惊人的重合，两者之间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历史的必然？如果是历史的巧合，那么铁观音物种的源起只能是永远都无法解码的科学之谜了；如果是历史的必然，则“雪灾年代”对铁观音物种的源起所产生的关键性作用，就不能被后来研究者轻易地推在一边。相形之下，前者令人兴味寡然，后者令人心血怦动。
煌煌千年安溪文明史，修志七部，除明嘉靖和清康熙、乾隆三种版本留存于世，余皆散佚。披阅新中国成立后先后重印刊行的三种古代版本可以发现，从开始有地震、山崩、旱涝等灾情记载的宋 1067年至今，安溪近千年县史总共发生过不足 10次大雪成灾的事件。依据我的记忆，安溪最近发生的一次“雪灾事件”是在1977年12月12日。而集中在18世纪20至30年代的有5次，占一半之多。也就是说，对人类能造成灾难的大雪，有一半多降到 1720年至1728年这个历史区间了。从气象学的角度而言，1720年至 1728年也就成为安溪气候史上非常值得注意的年代了。
不妨进行一番纯文学意义上的想象与描述：18世纪 20至 30年代的每年冬天（时间）。安溪山川大地（地点），大雪纷飞，银装素裹（事件起因）。急剧下降的气温，使缺少抵御雪灾经验的安溪民众措手不及。尤令人忧心忡忡的是，山坡上辛勤开垦出来的茶园遭大面积冻毁，损失惨重（事件发生、发展）。雪灾过后，王仕让、魏荫（人物）出现在房前屋后、峰麓山巅，四处寻挖未被冻死的茶树以便补苗。此时，遭雪灾冻压而顽强幸存的几棵茶树——一个新的茶树品种——铁观音诞生了（事件高潮、结局）。
我的这种研究方法固然漏洞百出，实在经不起推敲，但却是值得关注的。因为现在虽然不能用“雪灾年代”的具体气候数据，来证实气候变化对茶树新品种的诞生造成多大影响，却可以根据物种进化的规律和现代育种方法，从中发现奥妙所在。物种是自然的产物，而自然无非是阳光、空气、水等因素。自然环境变化对物种进化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橘生淮南为“橘”、生淮北为“枳”即是典型一例。据此，我们完全可以从逻辑上作一个大胆假设：“雪灾年代”诱发茶树基因变化，诞生了铁观音。
假如这就是历史的真相，那么，集中发生在 18世纪 20至 30年代安溪大地上的“雪灾事件”同样呈现出事物利弊参半的两面性。所谓祸兮福倚，现在看来，这场给昔日安溪先民造成重大损失的“雪灾事件”，却是一个由大自然主持进行的“物种新试验”，为后世千千万万的安溪人带来巨大的福祉。
而古代安溪人无法根据科学理智地认识物种的源起，对自然始终怀有的“敬畏之心”，使他们把铁观音的诞生或“归功”于神天——观世音菩萨的“托梦”，或“归功”于人天——皇权的“赐名”，这也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了。从对神天的敬畏，到对人天的征服，到人类怀疑一切、选择科学的理智，我们的社会历史似乎都行走在这样的基本路线上。
来源：茶之原乡:铁观音风土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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