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和草和木做伴，即谓“茶”。
茶有幸忝列开门诸事，盖因茶的实质是“水”———饮茶喝水可以解渴；茶又能“品”，雅俗之别在举手投足间立现。
茶是国饮。茶事———茶种、茶制、茶藏、茶饮、茶用，兴于唐而盛于宋。北宋的王安石虽不善“品”，却深知茶之价值，首次将茶与米、盐相提并论：“夫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以无。”（《议茶法》）
茶有喝茶、饮茶、品茶之分。想来，茶之雏形应当是凉开水。即便是现在，江浙一带的农人依然视饮水为“食茶”。至于坊间的“粗茶淡饭”之俗语，既是自嘲，也是写实。因为用于解渴消暑之茶是粗茶，且多是六月雪、冬青之类的苦茶，隔天饮，大碗喝。后来，随着社会分工的出现，“茶”才有“饮”和“品”之分。
清晨上班，泡杯清茶润润喉，该是几十年养成的好习惯，“雅”得很———当开水冲入杯中，但见茶叶似绿色的生灵缓缓膨胀、蠕动、绽开，丝丝缕缕的热气带来淡淡的清香；呷上一口，回味无穷———似酒，不如酒烈；似泉，比泉更甘，那份感觉，远非“沁人心脾”所能形容。
“呷”类似于“饮”，都偏重于茶的实用价值。旅途倦怠，饮上一杯疲劳顿消。文思枯竭，难于下笔，呷上一口也颇能益思。饭后一杯茶，更能消食解腻。但不管怎么说，“饮”多是茶馆（室）的活，既消磨时间，又享受休闲的日子。
据记载，唐诗中有“茶舍”、“茶寮”的名词。到了宋朝，茶馆已相当普及。《儒林外史》说，乾隆时南京城，大小酒楼有六七百座，茶社有一千余处。专门描写宋朝都市生活的《东京梦华录》，还描述了汴梁城几乎彻夜不眠的夜市中的茶坊。
上善若水，万物离不开水。茶水是至善之水。这个至善不只是物的道理，更是人的道理。喝水是生命之必需，饮茶却不一定是生命之必需，而是精神生活。“饮茶之所宜者，一无事，二佳客，三幽坐，四吟诗，五挥翰，六徜徉，七睡起，八宿醒，九清供，十精舍，十一会心，十二赏鉴，十三文童”。所有这些，都环绕着一种懒洋洋、无须谋食的闲适。
老舍先生的《茶馆》是老北京的茶馆，有大清的遗风。茶馆里聘有说书高手，居中摆一位置，说唱的都是些侠客传奇、野史别传。到了紧要关头，往往留下一句“且听下回分解”，既为茶客添趣，更为自己招徕生意。当然，最为人们熟知的还是阿庆嫂的“春来茶馆”：“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
去年葵花盛开时节，我曾去义乌市佛堂采风，见到了最原始的乡下茶馆：茶桌大多是用早晨开门时落下的门板搭成的，光顾茶室的也都是村里的老者。烘青现泡，一元一杯，续水免费。从进门开喝，到起身离开，老人们手捧茶杯，无拘无束地从古今中外聊到天南海北，从世界风云说到身边琐闻，好不惬意。
品茶，是闲人的活计，意在品评、鉴赏。行家里手，一嗅，一看，一尝，就可品出此茶属几品，辨出某种茶产于哪一类茶树，甚至能说出某茶是哪一个季节晴天雨天采摘的。
如此高超之品技，文人雅士兴许没有，但品感之高绝不亚于鉴赏家。三毛说，喝茶有三道境界，第一道苦若生命，第二道甜若爱情，第三道淡若微风。一杯清茶，由苦而甜而淡，甚至连生命、爱情都喝出来了，不是“品”，又是什么呢？
“分茶”是宋元时文人雅士煎茶品茗的游戏。曾在金华落脚的李清照好酒爱赌，还经常玩赏“分茶”。她在“转调满庭芳”中曾忆及“分茶”：“当年，曾胜赏，生香薰袖，活火分茶。”而在另一首《摊破浣溪沙之二》中，她又写到不宜玩赏：“豆蔻连梢煎熟水，莫分茶。”矛盾的心理恐怕源于“分茶”之游戏，犹如瘾君子吹烟圈，非常人所能及。
林语堂论茶，更有“三泡”之妙：“严格地说起来，茶在第二泡时为最妙。第一泡譬如一个十二三岁的幼女，第二泡为年龄恰当的十六岁女郎，而第三泡则已是少妇了。”
林的这一妙语，出自明代茶人许次纾。许在他的茶著《茶疏·饮啜》中说：“一壶之茶，只堪再巡，初巡鲜美，再则甘醇，三巡意欲尽矣。余尝与冯开之戏论茶候，以初巡为婷婷袅袅十三余，再巡为碧玉破瓜年，三巡以来，绿叶成荫矣，开之在以为然。”
不过，无论是“林”还是“许”，以佳人喻茶，或许都从苏东坡“从来佳茗似佳人”之句生发开来。窃以为，苏东坡之比格调高雅，而许、林之妙喻虽然富有情趣，但显得俗气，并对女士有不恭不敬之嫌。以当下的价值观视之，妙语者，谬论也。
我属“牛饮”之列，虽不善评品，但“苦茶庵”主人“茶以绿茶为正宗”之说深得我心。依我之浅见，喝茶总比喝酒好。人们见过因喝酒而打架斗殴的，却绝少见因饮茶而动气伤神的。
“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喝茶之后，再去继续修各人的胜业，无论为名为利，都无不可，但偶然的片刻优游乃正亦断不可少。”
来源：金华晚报 作者：三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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