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俗信的产生首先同原始信仰和迷信有着密切关系。其中一部分俗信发端于原始信仰，或存在迷信成分。但就总体而言，俗信又不等同于原始信仰和迷信，大多数的俗信同人们的生产、生活经验有着直接联系。
原始信仰是人类初始阶段认识世界、解释世界的结果。原始信仰的基础是万物有灵论。原始信仰的内容比较庞杂，诸如大自然信仰、动植物信仰、图腾信仰、祖灵信仰等都属于原始信仰。迷信是反科学、非理性的一种盲目的、极端的信仰，它主要是对原始信仰、原始巫术和原始宗教中的有害成分的强化，对现代社会和个人都会造成直接或间接的危害。诸如占卜、星相、堪舆、禁咒、巫蛊等都属于迷信。
许多俗信具有原始信仰或迷信的某些成分，有些俗信甚至直接来源于原始信仰或迷信。但是同原始信仰和迷信相比，俗信没有虔诚的仪式，没有严厉的后果制约，对社会或个人没有或较少有有害成分。
有些民间俗信最先从原始崇拜或迷信中发展而来，它渗透着原始信仰及迷信的影响，但又不等同于原始信仰和迷信，与原始信仰和迷信处于一种“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我催你生，你借我活”
的关系。但是，流传至今的俗信中的原始信仰成分已经被时间磨损殆尽，仅剩下某些片段、遗存。如“打燕子瞎眼”，本是出于对玄鸟的信仰，还有原始的鸟图腾崇拜的遗迹；农村以“小儿帖”治小儿夜哭，其基本文化内涵是语言灵物崇拜；“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丁”，将天上的星与地上的人对号入座，是古代对日月星辰等大自然崇拜所形成的宇宙观。但是，这类俗信与迷信不一样。迷信是伪科学，或反科学，而俗信不反科学，有时会在科学的影响下，向科学靠拢。有的俗信，如对祖先的魂灵崇拜，人们已逐步抛弃了原属于它的落后的、迷信的内容。民间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为数不少的人，一方面烧香上供磕头祭祀，一方面又讲“人死如灯灭”，不相信有什么阴曹地府、鬼魂神灵；他们给死人摆供品、烧纸扎，充其量是对死者的缅怀和对生者心理的安慰，故而形成了“活着递碗汤，强过死后出大丧”的俗信，甚至讽刺大办丧葬者是做给活人看的，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更多的俗信就其本质来说属于“生产与生活经验的累积”。尽管其中有些俗信是生产、生活常识的片面的甚至是歪曲的反映。
虽然一部分俗信往往笼罩着一层神秘的色彩，然而将其剥开，就会发现其源头在于民众的生产、生活。一是直接来自于实际生产、生活的经验。其中有些经验是成熟的、科学的，而有些经验则是不成熟的、非科学的。但无论哪一方面，人们往往都普遍认可、接纳，从而形成俗信。如“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是庄稼人对农时季节、生产规律的认识；“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反映了人们珍惜大好时光，早起早行、积极进取不懒惰的良好心理和行为；“南京到北京，买的不如卖的精”，反映了人们对商家精明的评价和调侃；“车船店脚牙，无罪也该杀”，是过去人们对这几个行业的从业者恶行的诅咒。随着科学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们实践能力的提高，这类俗信中那些不科学的东西，必然被淘汰，而被更为科学的“生活常识”所代替。如“车船店脚牙，无罪也该杀”的俗信，在当今商品经济的社会里已很少有人相信。而且“车船店脚牙”中很多岗位，已成为许多人向往的职业。二是来自对未来的预测。
其中有的是根据一些客观自然因素推测的，如“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多行不义必自毙”，就是自然规律或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体现。有的则是为制造某种舆论而流行的，或者是“大预言”式的。它们将偶尔的应验和部分的偶然巧合当做是全部的和必然的结果，有时甚至有意将二者进行错接，或人为制造出某种结果，再大加宣扬，借助于心理的、具有强烈导向的暗示作用，控制人们的思维，形成一时的俗信。随着时间的流逝，不科学的预测不攻自破，诸如“千禧年，灭人眼”之类；而个别确实应验了的预测，则进一步强化了人们的信仰程度。三是在传统观念和风俗习惯的引导或制约下，大部分往往具有必然应验的因果关系。比如，“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出头的椽子先烂”、“胳膊扭不过大腿”、“不昕老人占，吃亏在眼前”等处世俗信，“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女大不中留，留来留去留成仇”等婚嫁俗信，既是人们根据以往的若干事实总结出的经验，也是在传统观念和风俗习惯下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
从这几个方面的情况来看，俗信的本质和内容已经远远超出了原始信仰和迷信的范畴。
俗信的产生，还有其他一些来源。
有些俗信是某些社会历史事件和故事的转借或嫁接，或者是从一些偶然的巧合中派生出来的。俗信善于扩大偶然性的结果和影响，往往利用偶然的应验——有些只是传言而无法证实，有些在传承中发生了错讹，有些是牵强附会的，有些则干脆就是捏造的——去强调并说服人们去相信它。如“正月不剃头，剃头死舅舅”，原本为清朝灭明之后一些前朝遗民“思旧”的讹变；“左眼跳财，右眼跳灾”，有的人赶巧碰上这样的现象并不奇怪；“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是人们附会了孔子、孟子的寿限形成的俗信；“三六九往外走，二五八好还家”，是以“三”的倍数为顺数、吉数；“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是用“屋漏偏遇连阴雨”等偶然事例去证明；“闰八月，用刀杀”、“冬打雷，遍地贼”，则将历史上的一次或几次特定事件扩大为普遍规律。
一些俗信是地域文化的反映，因此这些俗信有着较大的地域性差异。在山东的鲁西、鲁南地区，人们见面不能称“大哥”，而应称“二哥”，因为大哥武大郎一辈子窝窝囊囊，二哥武松则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但是到胶东和鲁东南地区却喜欢称大哥而讨厌称二哥，因为“二哥”蕴含着“二百五”、“愣头青”的意思，甚至暗指男性生殖器，所以“二哥”之称又带有骂人的含义。上海人探望病号忌讳带苹果，因为在上海“苹果”与“病故”几乎是一样的发音。广东人喜欢“8”，因为“8”与“发”渚音，笃信“888，发发发”。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创造一方文化，俗信也毫不例外。
在众多的俗信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历史典籍、文学作品中记载的名言、诗句。如“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千夫所指，无疾而终”、“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近水楼台先得月”等等。这些名言、诗句虽然多出岛文人墨客、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们的口中或笔下，但究其来源，仍然是民众生产、生活经验的反映÷当然，也不可否认，许多俗信正是因为经过历史、文化典籍和名人们的倡导，才在民众中更加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