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盏，历代有各种不同的称谓，每一种称呼背后即表达了茶人对茶盏之美的诗人想象，也体现了不同时代里茶盏的器型变化。
在饮茶之始，由于茶在当时的生活饮品中还没有占据主流位置，因此也就没有真正专门用来饮茶的器具，喝茶时常与酒器、食器一起混同使用。自秦汉以后，饮茶之风日渐兴起，茶具才开始从日常的食器、酒器中分离出来。至唐代，茶已成了人们日常生活饮品，并且形成了茶人兴茶、皇家重茶、文人写茶、佛教崇茶、举国饮茶的社会现象，此时方才出现了专门用于饮茶的器具——茶盏。
唐岳州窑青釉碗
在唐代，茶盏常被称为“茶碗(盌)”、“茶瓯”。在唐代诗文中，“茶瓯”出现的频次要远高于“茶碗”。
“茶碗”的诗文，有：卢仝《七碗茶》的“一碗喉吻润……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王维《酬严少尹徐舍人见过不遇》的“君但倾茶碗，无妨骑马归”。
“茶瓯”的诗文，有：边塞诗人岑参《暮秋会严京兆后厅竹斋》的“瓯香茶色嫩，窗冷竹声干”;姚合《杏溪十首·杏水》的“我来持茗瓯，日屡此来尝”。
整个唐代诗人中，留下茶盏诗词最多的当数白居易。白居易自号醉吟先生，不独好酒，而且嗜茶如《想东游五十韵》的“客迎携酒榼，僧待置茶瓯”;《重修香山寺毕题二十二韵以纪之》的“烟香封药龟，泉冷洗茶瓯”;《山路偶兴》的“泉憩茶数瓯，岚行酒一酌”;《招韬光禅师》的“白屋炊香饭，荤膻不入家。……命师相伴食，斋罢一瓯茶”等等。
唐邢窑白釉玉璧足茶碗
器型上,唐代的茶碗或茶瓯口径较大、高度较矮。在唐代煎茶法中，大口径，有利于观看茶汤的色泽与变化;高度较矮有利于手的把持。茶盏在成为专门饮茶器具后，唐人在茶盏的器用之外，开始对茶盏有了美的视觉需求。
宋定窑白釉斗笠盏
在宋代，“茶盏”(琖)是最为普遍的说法，但“茶瓯”、“茶碗”依然被继续沿用。茶盏和茶瓯被用的最多，也无明显区分。即便是描写建盏的诗文中，也时而用“盏”，时而用“瓯”。
“茶盏”的诗文，有：苏东坡《送南屏谦师》的“忽惊午盏兔毛斑，打作春瓮鹅儿酒”;陆游《梦游山寺焚香煮茗甚适既觉怅然以诗记之》的“毫盏雪涛驱滞思，篆盘云缕洗尘襟”;梅尧臣《次韵和永以尝新茶杂言》的“兔毛紫盏自相称，清泉不必求虾蟆”。
“茶瓯”的诗文，有：陆游《试茶》的“绿地毫欧雪花乳，不妨也道入闽来”;范仲淹《和章岷从事斗茶歌》的“黄金碾畔绿尘飞，紫玉瓯心雪涛起”;葛长庚《水调歌头·咏茶》的“放下兔毫瓯子，滋味舌头回”。
宋建窑兔毫盏
受宋代理学的影响，宋代茶盏轻盈而优雅，造型上更为秀丽、挺拔，盏壁斜伸、碗底窄小，亭亭玉立，给人一种不稳定的感觉，充满了“文人气质”。与唐代的张扬、豪放、大度的气质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宋代茶盏讲究“收敛、节制”，造型上细致入微，且更注重比例的协调。
明成化斗彩团花鸟茶杯
进入明清之后，茶盏开始被称为“茶杯”，并渐成主流，但“茶盏”、“茶瓯”仍时有出现。但此时的“茶盏”或“茶瓯”只是名称上的沿用，器型上与唐宋时期具有质的不同。
“茶杯”的诗文，有：吴宽《爱茶歌》的“堂中无事长煮茶，终日茶杯不离口”;文征明《闲兴(六首之二)》的“莫道客来无供设,一杯阳羡雨前茶”;文征明《三月晦徐少宰同游虎丘》)的“一樽不负探幽兴,更试三泉覆若杯”;张以宁《题李文则画陆羽烹茶》的“阅罢茶经坐石苔,惠山新汲入瓷杯”。
清雍正斗彩翠竹茶杯
由于饮茶方式的巨大变革，明清时期的茶杯发生很大的变化，不仅将茶盏、茶托二器合一，且器型上比宋代小得多，釉色也由黑釉转变为白瓷。由于用叶茶直接冲泡,茶汤绿,故白瓷更能衬托出叶茶嫩芽冲泡时的嫩绿的色泽。
明清对茶盏的喜好，高濂在《遵生八笔》概括得最为精辟:“茶盏惟宣密坛盏为最,质厚白妾,样式古雅,有等宣密印花白瓶,式样得中而羞然如玉。次则嘉密心内茶字小盖为美,欲试茶色贵白,岂容青花乱之”。
茶碗、茶瓯、茶盏、茶杯，不同的称谓，牵引着不同时代的品饮用法，与自我表情的释放。每一个称谓背后，都是美的开始和诗人对茶和盏的咏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