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看一段腾讯科学的报道：
近日，科普作家方舟子发起活动鼓励网友品尝转基因玉米，称应当创造条件让国人可以天天吃转基因食品。他表示，转基因食品安全性早已被证实，而网上流传的“吃转基因玉米后老鼠长肿瘤”等都是谣言。
随后崔永元在腾讯微博对方舟子的倡议提出质疑，两人就双方的语言逻辑问题、有无资格科普的问题进行了对攻。
@崔永元-实话实说：#转基因食品，你吃吗#你可以选择吃，我可以选择不吃。你可以说你懂“科学”，我有理由有权利质疑你懂的“科学”到底科学不科学。你可以说我白痴，我也可以说你白吃。
@方舟子：你当然可以选择不吃，但是不要传谣阻碍中国农业技术发展。我科普的是各国际权威科学机构认可的科学，你根本不懂，有何资格质疑？
@崔永元-实话实说：哪句是“传谣”？你怎么知道我不懂？先补习一下语文和逻辑入门再“科普”好不好？这么两句中国话都看不明白，有何资格科普？
@方舟子：说转基因玉米让老鼠长肿瘤，说金大米有问题，是不是谣言？你上过了几节生物课，让你觉得自己比生物学家都懂什么是转基因？我一个生物化学博士，写了二十多本科普书，还没资格做科普？我做科普的资格还要由一个主持人来认定？不仅做科普要有语言和逻辑，做主持人也要有语言和逻辑。比如才说了“你可以说我白痴”，真被人当成是转基因方面的白痴了，马上又改口说“你怎么知道我不懂”，这又是哪门子的“语言和逻辑”？别人究竟可不可以说你白痴？
@崔永元-实话实说：科普1：李约瑟出生于1900年，37岁上就成了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他在生物化学和胚胎学方面的成名著作《化学胚胎学》和《生物化学与形态发生》都在40岁前问世。我认为他有“资格”科普，他和小伙伴们出版的七卷巨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七卷第一分册就是：语言与逻辑。看看，科普的确需要这基本功。
@方舟子：科普当然需要语言与逻辑，但是你证明这一点的证据居然是李约瑟写过一本叫“语言与逻辑”的书，这样的推理算什么语言与逻辑？李约瑟那本书是科学史著作，和怎么做科普又能扯上什么关系？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语言与逻辑》分册不是李约瑟写的，而是德国汉学家何莫邪（Harbsmeier）写的，在李约瑟死后的1998年出版，目前没有中文版。崔永元不知从哪里听说了这本书，就把它当成李约瑟的著作乱用，白吹了李约瑟一通。这本书是关于中国古代的语言与逻辑的，与科普毫无关系。李约瑟研究中国古代科学史的著作中文版叫《中国科学技术史》，因为这是李约瑟自己定的中文书名，他还请冀朝鼎写了这个书名附在英文版的扉页上。崔永元把它说成《中国的科学与文明》，这是从英文书名直译过来的，难道他看的是英文版？
@崔永元-实话实说：科普2：科普大家李约瑟谈中医诊断和调节阴阳失衡、五行关系失常的手段时说：“虽说我们身处现代，对中世纪医生是如何洞穿这两大力量相互作用的秘密始终感到费解，但许多这类调节治疗的确使人体神经和内分泌恢复到均衡状态，对此我们绝无异议。”看来，对中医是否是伪科学当然可以持不同的观点。
@方舟子：对任何问题当然都可以持不同的观点，但不等于任何不同观点都是有价值的。要证明某学科是科学，不是靠引用某名人的看法，更不是靠玩文字游戏来与现代医学的发现牵强附会，这才叫“语言与逻辑”。何况李约瑟并不认为中医是科学，所以才有“李约瑟问题（为什么科学没有在中国古代产生）”。
@崔永元-实话实说：科普3：有趣的是，对科普大家李约瑟的诸多观点的质疑在世界范围内从未停止过，尽管他有那么好的学术背景，但他从不说这些质疑是“传谣”，也不说这些质疑“阻碍”了中国科技的发展，更没有说“有何资格质疑”。所以，“著名”科普大家也分转基因和非转基因两种。
@方舟子：李约瑟最多算是科学史大家，哪来的科普大家？他的研究结果是否成立，与中国科技发展无关。但是转基因技术是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用谣言、谎言来妖魔化转基因技术，当然会阻碍中国科技的发展。要质疑科学、学术问题，当然要有证明自己懂行的资格。不然你列举李约瑟多牛干什么？不同学科的门槛不一样。比如中国古代科学史的门槛不高，即使不是那个专业的，如果读得懂古文，掌握了史料，也完全可以质疑李约瑟的某个说法（事实上李约瑟的研究的确被发现错误百出，其中有的是因为他误读古文）。但是生物技术就不同了，现代生物学是高度专业化的学科，不是学这个专业出身的人，不可能发现其中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妖魔化转基因技术的人，几乎全都是电视主持人这样的外行，学生物出身的屈指可数，说来说去就是蒋高明、王月丹那么两三个奇葩。
@崔永元-实话实说：科普4：我以为力挺“科学”的都是些个大家呢，看看跟帖像到了扫盲班一样。如果你们认为质疑“科学”需要博士学位撑着，那发微博就起码得有记者证了。请注意，发言权包括质疑的权利是宪法赋予的。这个“学位”像个胎记，生下来就有。再给你一个骂我的权利，当你觉得不该骂人的时候，我的科普就成功了。
@方舟子：你有发言的权利，但别人也有批评你在胡说八道的权利。在微博上乱放炮不需要资格，但是要质疑科学问题，就需要资格，不一定非要有博士学位，但至少得让专业人士相信你懂行。不然要专业学习干什么，岂不当上主持人就可以包打天下了。有些人分不清权利和资格的区别，还要给人做“科普”。好比说，某著名主持人跑到生物技术研究所，要求做转基因研究，人家认为他不懂生物学，没有资格做，他就大喊“你们不能剥夺我劳动的权利！”。
@崔永元-实话实说：科普5：先说＂传谣＂现在又说＂胡说八道＂你和你的水军用词真干燥，这就是那些科学家无法和你争论的真正原因，他们在乎学养，也在乎教养。再说，哪个科学观点是以＂世界权威机构认定＂来当论据的，只有电视购物和小广告才这么忽悠的。
@方舟子：推广转基因的科学家被人骂“汉奸”“卖国贼”都不怕，反对转基因的“科学家”就那么脆弱，还怕被人说“传谣”“胡说八道”？如果传的不是谣言、说的是事实，还怕人说？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不听世界权威机构的，难道听野鸡机构的？小广告那是捏造世界权威机构，你能因此否认真正的权威机构？食品安全问题，如果信不过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管理总局，总该信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美国科学院这些权威机构吧？崔永元说只有电视购物、小广告才要人听权威机构，那么如果有人问他食品安全问题，不知他要人去听谁？难道告诉大家什么都别听，等着饿死？崔永元说我雇了水军骂他，有什么证据吗？我不久前说韩家派出“爸爸累”水军，列出了表明水军特征的详细证据。没有证据，就把批评自己的人说成是水军，这可不符合“语言和逻辑”。难道崔永元认为自己的观点绝对正确，不会有人表示异议，或认为自己是公认的圣人，不会有人骂他，有异议、骂他的就是水军？
@崔永元-实话实说：科普6：一个合格的科普人虽然够不上大师，但应有专家的视角，作家的文采，画家的耐心，儒家的风范，亲家的和蔼，唯独不能有商家的刁蛮。
@方舟子：这是要办颁发科普合格证书机构？读过多少科普著作，就要给科普立规矩？这么说，没有儒家风范，更不和蔼的理查德·道金斯什么的，全成了不合格的科普人了？揭露了谣言，驳斥了胡说，就成了“商家的刁蛮”了？揭露“气功大师”的骗局，岂不更“刁蛮”？
@崔永元-实话实说：科普7：1957年4月，70多位专家参与的论证会上，只有黄万里一人反对三门峡水利工程上马，因支持派里有苏联＂权威机构＂的专家，黄万里落败，惨遭打击。50多年过去了，事实证明，黄万里的反对是正确的。抱歉，我得查查黄先生的罪名里有没有＂影响中国水利事业的进步＂。
@方舟子：现在的国际权威机构不是当年的苏联专家，主持人也不是黄万里这样的业内专家。当年用政治势力打压学术界内部争论，影响了中国水利事业，现在用舆论势力打压转基因技术推广，影响了中国农业的进步。以外力干预科学技术发展，后果都会很严重。
@崔永元-实话实说：科普8：1958年，徐水公社预计谷子亩产两万斤，山药亩产一百万斤，每头猪重一千斤。除了革命热情也有＂农业专家＂的支招：深翻地、密植秧、多施肥….其实农民也有反对的，但为何不说。我猜，可能是怕背上＂阻碍中国现代农业发展＂的罪名吧。
@方舟子：这回世界各国的生物学家成了中国大跃进时期的土专家，转基因技术成了连农民都知道不对的土办法。看来大力推广转基因技术的美国正在搞大跃进，若不听崔“农民”的忠告，美国马上要饿殍遍野了。
@崔永元-实话实说：总结：看了你的跟帖，语气有点文明了，这就好，干科普的哪能一身匪气呢。正因为许多人不懂，才要爱心耐心专心，不要因人费事。以后有话好好说，反对转基因的人也懂科学，不懂科学的主持人也可以插嘴。抽空看看历史，习惯打棍子扣帽子的人结局并不完美。再见，用理性的方式接着推广你的转基因吧。晚安！
@方舟子：也是总结：你这才扯到1957年三门峡、1958年大跃进呢，我还以为会一年年扯“科普”扯下去，这就匆匆忙忙宣布自己大获全胜跑掉了？我自始至终的语气何曾变过？如果一开始指出你传谣、胡说八道是“匪气”，现在不也还在这样说，何曾变成了“文明”人？没有帮助中国农业发展的“爱心”，我忍受谩骂去科普转基因知识干什么？还真以为我是拿孟山都的钱了？没有“耐心专心”，我会坚持科普转基因知识10年，出了两本有关的书，写了几十篇文章，做了多场讲座，参加了多场辩论？我又不是心血来潮发两天的癫，还需要你来教育我“要爱心耐心专心”？你从李约瑟扯到中医扯到三门峡扯到大跃进，被我一条条反驳了乃至指出了事实错误，你也不做回应，马上再扯一条别的，扯来扯去，哪一条“科普”与转基因有关，哪里证明了“反对转基因的人也懂科学”？我和反对转基因的人辩论过许多次，懂科学的反对转基因的人还没遇见过，这回见你打着“科普”的旗号我还以为碰到珍稀动物了呢，你却又自称是“不懂科学的主持人”。既然知道自己“不懂科学”，怎么又打着“科普”的旗号扯了8条？不懂科学做的是哪门子科普？不懂科学的主持人当然也可以插嘴，那是你的权利，但是你到你不懂而我懂的领域气势汹汹地插嘴，我也可以掌你的嘴，那也是我的权利。哪有只许你不懂地插嘴，不许我懂地掌嘴的道理？现在是反对转基因的人不断地给科普、推广转基因的人打棍子扣帽子，到你的这条微博评论下随便找找：“方就是被汉奸势力利用和一定的控制”、“方舟子快点滚回孟山都拿5美分”、“方脑壳，洋走狗，自己想当洋鬼子的小白鼠自己当就好了”……你那句“习惯打棍子扣帽子的人结局并不完美”难道是对你的这些支持者说的？你怎么不建议“用理性的方式接着反对转基因吧”？你什么时候见过我在推广转基因时用过那样的词汇？我在科普转基因知识的同时，也驳谣言批谎言，但哪次不是讲事实摆道理？这反而让你觉得不是“理性的方式”？你理解的“理性”是不是和你扯的“科普”一样的怪异？
上面的唇枪舌战，谁胜谁负，我是看看不出来的，但至少我明白你要让我放心吃这个东西，靠嘴说，我是不会相信的，你必须提供足够的科学实验数据，公开权威的报告，然后让人们自主进行选择。人们要吃得明明白白，才不会提心吊胆。
下面是同人于野，发表于《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的一篇文章——“反常识”思维，值得学习。
正文：
芦山地震，有人批评我国电视台的报道过于煽情。记者们有意刻画了太多哭泣和死者的画面，他们竟试图采访一个还在被废墟压着的人，甚至还想直播帐篷里正在进行的手术。你这是报道灾情呢还是拍电视剧呢？
但煽情是文人的膝跳反应。日本NHK的灾难报道可以理性而专业，然而对绝大多数中国观众来说煽情是他们最能听懂的语言。不煽情就没有高收视率。也许更重要的是，煽情可以获得更多捐款。
在2007年发表的一个研究中，几个美国研究者以做调查为名招募了若干受试者，并在调查结束的时候发给每个受试者5美元作为报酬。不过研究者的真正目的是搞一个决策实验。这个实验的机关在于，随着5美元一同发到受试者手里的还有一封呼吁给非洲儿童捐款的募捐信。
而这封信有两个版本：
- 第一个版本列举了一些详实的统计数字：马拉维有三百万儿童面临食物短缺；安哥拉三分之二的人口，也就是四百万人，被迫远离家园，等等。
- 第二个版本说你的全部捐款会给一个叫Rokia的七岁女孩。她生活在马里，家里很穷，时常挨饿，你的钱会让她生活更好一点，也许能获得更好的教育和卫生条件。
研究者问受试者愿不愿意把一部分报酬捐给非洲。结果收到第一个版本募捐信的人平均捐了1.14美元，而收到第二个版本募捐信的人平均捐了2.38美元。
据说是斯大林说的，“杀死一个人是悲剧，杀死一万个人是统计数字”。这个捐款实验证明统计数字的力量远远比不上一个人，一个具体的人。受试者对远在天边的国家的抽象数字没有多大兴趣，而他们对一个具体人物 — 哪怕仅仅听说了她的名字和最简单的背景，都更乐于出手相助。
在石器时代的几十万年里，甚至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一直到进入现代社会之前，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具体的”世界中。我们的活动范围仅限于自己所属的小部落或者小村庄，很多人一生去过的地方也不会超过一天的路程。我们熟悉每一个有可能打交道的人，而这些人的总数加起来也不是很多。这种生活模式对大脑的演化有巨大的影响。
据英国人类学家邓巴估计，我们至今能够维持紧密人际关系的人数上限，也只有150个而已。 当我们需要做决定的时候，我们考虑的是具体的事、具体的人、和他们具体的表情。在这些具体例子的训练下，我们的潜意识早就学会了快速判断人的真诚程度和事件的紧急程度：我们不会把钱借给一个嬉皮笑脸的名声不好的坏人，但是会借给一个窘迫不安的众所周知的好人。
进化本能使我们毫不费力就可以通过人脸和情绪来作出判断。婴儿刚出生几天就能识别不同的面部表情，六个月就能识别不同的人脸，我们只需要四分之一秒的时间就能以相当高的准确度从两个政客的照片中找出更有能力的那个。
这种“具体思维”做各种选择的首要标准，是道德。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世代定居的传统中国社区本质上是熟人社会。在熟人社会中人们做事不是靠商业和法治，而是靠道德和礼治。在这个体系中出了案子，首先关乎的是名声和面子，而不是利益。
乡绅会“先照例认为这是件全村的丑事”：“这简直是丢我们村子里脸的事！你们还不认了错，回家去。”费孝通说乡土中国的最高理想是“无讼”，就好像足球比赛中每个人都能自觉遵守双方的规则，而犯规的代价不单是被罚，更是整个球队和指导员的耻辱。
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我们的首要技能的不是数学计算，而是分辨善恶美丑。也许这就是文人思维的起源：针对每个特定动作的美学评价。有时候他们管这种评价叫“价值观”，但所谓价值观无非就是给人和事贴或好或坏的标签。文人把弘扬真善美和鞭挞假恶丑当成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低端文人研究道德，高端文人研究美感。他们的原始本能使他们热爱大自然，他们赞美花、赞美蓝天、赞美山水、赞美健康的动物和异性。这些赞美会演化成艺术。可是只有刚接触艺术的人才喜欢令人愉快的东西，审美观成熟到一定程度以后我们就觉得快乐是一种肤浅的感觉，改为欣赏愁苦了。
人类历史上大多数人很难接触到什么艺术，而现代社会却能让艺术普及，也许这就是为什么统计表明过去几十年流行歌曲的趋势是感情越来越忧伤和含糊。所以美学是不可能客观的，每个人都在鄙视别人低端审美观和被别人鄙视，我们在审美观的鄙视链上不断移动。文人有时候研究病态美、悲壮美、失败美等等，也许更高境界则追求各种变态美。但本质上，他们研究美。
文人对事物的议论是感叹式的。有时候他们赞美，有时候他们唾弃；有时候他们悲愤，有时候他们呼吁。他们说来说去都是这个XXX怎么这么YYY啊！
他们有时候把自己的价值判断称为“常识”，因为这些判断本来就是从人的原始思维本能而来。
然而现代社会产生了另一种思维，却是“反常识”的。
现代社会与古代最大的不同，是人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复杂。除了工作和休息，我们还要娱乐和社交、学习和发展、以及随时对遥远的公众事务发表意见。我们的每一个决定都可能以一种不直截了当的方式影响他人，然后再影响自己。面对这种复杂局面，最基本的一个思想，就是好东西虽然多，你却不能都要。
你想用下班时间读书，就不能用同样的时间看电影。你不能又读书又看电影又加班又饭局，还有时间辅导孩子学习。距离工作地点近的房子通常更贵，你不能要求这个房子又大又便宜又方便。长得帅的未必挣钱多，挣钱多的很可能没那么多时间陪你。我们不得不在生活中做出各种取舍，而很多烦恼恰恰来自不愿意或者不知道取舍。古人很少有这样的烦恼，他们能有一个选择就已经高兴的不得了了。
取舍这种思维，英文有一个可能更形神兼备的词：tradeoff。两个好东西我不可能都要，那么我愿意牺牲（off）一点这个，来换取（trade）一点那个。Tradeoff是“理工科思维”的起源。讨价还价一番达成交易，这对文人来说是一个非常无语的情境！既不美也不丑，既不值得歌颂也不值得唾弃。斤斤计较地得到一个既谈不上实现了梦想也谈不上是悲剧的结果，完全不文艺。所以文人不研究这个。
Tradeoff要求我们知道每一个事物的利弊。世界上并没有多少事情是“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的所谓“帕累托改进”，绝大多数情况下兴一利必生一弊，而利弊都不是无限大的。
可是文人思维仍然停留在有点好东西就高兴的不得了的时代，习惯于无限夸大自己的情感，一边说金钱如粪土，一边说朋友值千金，一边说生命无价，一边说爱情价更高。
做过利弊分析，理工科思维要求妥协，而文人总爱戏剧性的不管不顾，喜欢说不惜一切代价，喜欢看动不动就把全部筹码都押上的剧情。理工科思维要求随时根据新情况调整策略，而撒切尔夫人说她“从不转弯”—可能是因为选民爱听这个，不过她的确不爱转弯。
对自己的事物搞不好tradeoff，生活仍然可以对付着过下去。但现代社会要求我们必须在整个社会的尺度上进行tradeoff。从美学角度看计划生育制度不但不美简直还灭绝人性，但是从社会角度人口暴涨的确有可能成为灾难。
历史上很多国家因为人口太多而发生生产和社会退化，十八世纪的日本甚至连牛马都不用了，什么都必须用人，甚至打仗都不用枪炮直接退回到原始状态。所以我们不能光考虑计划生育这个动作的美学，我们得计算这个动作的后果。而且这个计算必须随时修正，比如现在就很有必要考虑是否应该继续保留这个制度。
但文人却喜欢用一个动作的“美感”来说服别人。万历皇帝想收商业税，东林党反对，而他们给出的反对理由不是收税这个动作的输出后果，而是“天子不与小民争利”！当然有人认为东林党其实代表利益集团，是故意拿道德作为借口，但这种不重知识重姿势的谈话氛围仍然令现代人震惊。
诺贝尔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的《思考，快与慢》一书，把人脑的两套思维系统称为“系统1”和“系统2”。
前者自动起作用，能迅速对事物给出一个的很难被改变的第一印象；而后者费力而缓慢，需要我们集中注意力进行复杂计算，甚至我们在系统2工作的时候连瞳孔都放大了。系统2根本不是计算机的对手，没人能在百万分之一秒内计算111.61872的平方根。
然而系统1却比计算机强大得多，直到2012年Google用了1.6万块处理器，才让计算机学会识别猫的脸 — 而且它肯定还不会识别表情。系统1这么快，显然是因为它在漫长的进化史中非常有用的缘故。
我们可以想见一个不会算数，甚至不会清晰地逻辑推理的人只要知道谁对他好谁对他坏，靠本能也能在草原上生活的不错。只有到了现代社会，他才会有大麻烦。文人思维显然是系统1的集大成者，而理工科思维则是系统2的产物。
Tradeoff要求量化输入和预计输出，这也是理工科思维的最根本方法。但人脑天生不适应抽象数字。伦敦奥运会组织者给运动员准备了15万个避孕套，竟在开幕仅仅五天之内被用完。腾讯请来梁文道、蒋方舟和阎连科三位文人对此事发表了意见。这三位都是高端文人，根本不计较道德，专门谈审美，甚至还要做一番技术分析。
梁说他从来都是公开支持性产业和性工作者。蒋说拥有优秀基因就会花心。阎说中医认为以毒攻毒，性可能也是一个疏通渠道。三人说的都挺有意思，可他们怎么就不算算一万运动员五天用掉15万个，这是每天六次的水平！真正合理的解释是大部分套被运动员拿走当纪念品了。据运动员说，奥运村还真没到性晚会的程度。
文人思维天生喜爱耸人听闻的消息，如果再加上不爱算数，就会对世界乱担心和瞎指挥。请问在以下死亡方式中，哪种是最值得担心的？
在海滩游泳被鲨鱼攻击，恐怖袭击，还是被闪电击中？直到911事件让恐怖袭击的戏份突然变大，美国媒体上曾经充斥着鲨鱼攻击的报道。而事实上美国平均每年死于鲨鱼之口的还不到一人 — 从这个角度说鹿比鲨鱼危险得多，死于开车撞上鹿的人数是前者的三百倍！一个美国人在过去五年内死于恐怖袭击的概率只有两千万分之一，而根据《经济学人》最近提供的一个各种死法危险排名，其在一年内死于闪电击中的概率则是一千万分之一 — 闪电比恐怖分子厉害十倍！
这种担心会左右公共政策。文人可能从“是不是纯天然的”这个角度认为有机农业很美而核电很可怕，这不是一个好标准。可是他们总希望自己的声音大到能够调动很多人感情乃至于按照他说的“常识”采取行动的地步。他们号称是“民意”的代表，但他们代表的只是未经过tradeoff的原始民意。在大多数公共问题上，常识是不好使的。资源调配即使做不到完全依赖市场，也不应该谁声音大就听谁的。
听作文的不如听论文的。以下这四件事，每个文人都想要：（1）用纯天然方法种植的有机农业；（2）保护环境；（3）取消人口控制；（4）让每一个人都吃饱穿暖。可是这四件事不可能同时做到，你必须放弃一个。
有机农产品上的农药残余的确更少，但是如果你考虑到有机农业的低产量，其生产一单位食物所消耗的水和地都比化肥农业高很多，综合起来的结果是有机农业更破坏环境。产量低是个致命缺点。事实上在没有化肥的时代，人类养活不了很多人口。在这种情况下文人再怎么大声疾呼有机农业也没用。
“好吧，”这时候有个文人说，“我有钱我自己吃有机食物，这总可以吧？”可以。但根据2012年斯坦福大学的研究者发表在《内医学年鉴》的一份针对过去几十年两百多项研究的总结报告，有机食物甚至并不比普通食物更健康。
现在到了用理工科思维取代文人思维的时候了。传统的的文人腔已经越来越少出现在主流媒体上，一篇正经讨论现实问题的文章总要做点计算才说的过去。
本文引用了几个最新的研究结果，但这其实是一篇一百年以前就能写出来的文章。从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至今我们喊了近百年赛先生却仍然没搞清楚赛先生是干什么的。赛先生远不止是“鬼火是磷火”之类的少儿科普。他是常常违反常识，甚至可能变来变去，可是你却不得不依靠他来做出决策的硬知识。他更是有时候简单到tradeoff的一种并不“自然”的思维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