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网络的出现加上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一个人可以24小时带着手机四处走，我们已经进入一个互联网和真实世界高度重合的时代。毫不夸张地说，互联网科技正以从未有过的力度和速度重塑传统的商业生活，很多曾经影响过20世纪80-90年代的管理思想和商业预言都不管用了。
确实，有一些预言已经需要调整或者落空了。
比如说1999年，沃伦•巴菲特在太阳谷面对科技股和当时的新贵网络公司的“繁荣”公开表示了自己的怀疑，但谷歌和苹果的出现，已经部分证明了巴菲特的投资理论可能并不适用于某些科技公司。再比如，美国的一位科技作者，尼古拉斯•卡尔（他因为发表了“谷歌在把我们变傻吗？”一文而闻名）曾经总结说：“互联网公司很少会出现肮脏卑鄙或粗野残暴的行为，不过它们往往都很短命。”因为互联网公司的业务和产品都是非物质性的，尼古拉斯•卡尔说：“它们抵御风险的能力十分脆弱。”
这个看法目前看上去也不大靠谱：事实上，很多互联网公司不但可以凭借好的产品和服务巩固自己的地位，而且它们中最具创新能力的大多数公司，例如谷歌、facebook等等，都在自己的市场里获得了近乎垄断的地位和持久的生命力。
同样，互联网世界一旦和现实高度重合，那些获得了垄断性市场地位的企业的一举一动就会变得举足轻重——他们就有可能变得粗暴或残忍，因为这些公司的每个决策都可能给普通人的生活带来大量立等可取的便利，但每个疏漏或者错误也可能带来强烈的刺激。关于后者，百度贴吧的“血友病风波”，几天之内已经成了最热门的话题，便是明证。在这之前，斯诺登在2013年爆出谷歌、Facebook和Dropbox这类网站几乎没有防止用户信息被误用的保护措施，导致大量数据被美国国家安全局窃取的信息时，科技企业的底线和对用户个人隐私的态度问题也引发过大量的争论。
关于百度贴吧事件，最新的消息是CEO李彦宏在1月17日举办的“未来论坛2016年会”发言中谈到了百度贴吧一事——这是李彦宏首次公开回应之前的公众批评。他明确表示，百度会“非常深刻的反省，希望能够把危机变成机遇，让百度能够陪大家走得更远一点。”李彦宏的这个反应符合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对管理者的要求：“他们诚然要发号施令，但绝对不会在需要树立榜样的关键场合退缩，他们要身体力行。”
有外界监督与反馈，有管理者的正向回应和表态，这一事件走入良性循环的可能性急剧增加了。
百度所经历的这一周，如果刨除掉大量的情感宣泄，目前引发的讨论其实包括：它的商业模式是否需要调整？绩效管理是否已经过时？企业商业伦理的底线究竟在哪里？企业如何应对危机？领导者到底对企业起到了什么作用？
在这样一个环境和技术都在飞速变幻的互联网时代，企业的管理者有可能会变得更困惑，他们做决策的时候需要承担的压力和责任也更大——因为上个世纪的传统管理学对商业世界的界定已经模糊，而互联网带来了全新的市场、规则和机遇。如果这个时代的企业家去问一个学者，时至今日，关于企业管理和他们要遵守的商业道德伦理到底有没有发生变化？答案是介乎在否定和肯定之间的。一方面，由于互联网的介入，很多管理组织的方法和驱动创新的方法都发生了剧烈变化；另一方面，面对越来越多的商业机会，企业犯错误的可能也在急剧增加，企业领导者用来做出决策的原则反而可能需要越发坚定。
百度所引发的这些讨论在以往出版的无数本管理著作中都被一再提及过，彼得•德鲁克在上个世纪也已经对其中的很多问题作出过阐述——他一直是当代的管理者们在讨论公司管理理论和商业伦理时无法绕过的一位大师。
所以，假如我们在如今引发的百度大讨论中看看彼得•德鲁克对这些问题早在上个世纪作出的定义，或者会有助于各路人马：批评者、百度服务的使用者、百度员工和百度的管理者们清理思路。
1 关于商业伦理的思考
西方伦理传统的基本准则在于：对于个人行为而言，只有同样的一套伦理规范，不论贵贱，不论贫富，不论强弱，概莫能外。只存在一种伦理、一套道德准则和一种规范，它们对每个人的行为约束力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然后，商业伦理与这一基本准则却不相吻合，换而言之，商业伦理和西方哲学家以及神学家使用的“伦理”一词是不同的。
假如你问何为商业伦理？“它是一种诡辩。”研究西方哲学的历史学家会这样回答你。
这种诡辩在于：管理者因为承担责任，所以不得不在普遍的伦理要求和社会责任之间取得平衡。其中，“伦理要求”是针对管理者的社会个体属性而言的，而“社会责任”是针对他的管理权限而言的。对于管理者而言，伦理更像是一种成本效益计算，中间涉及两个因素，一个是个人良知，而另外一个是职位要求。这就意味着管理者的行为可以冠以“为别人利益考虑”的借口，摆脱对个人的伦理约束。
2 商业伦理：不以伤害为先
或者，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考虑商业伦理。
专业人员的第一要责是什么？早在2500年前，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就曾经说过：“不以伤害为先”——意思是说：“绝不明知其有害而为之”。凡是专业人员，不论是医生、律师还是职业经理人，都无法向其“顾客”保证必能成功，他所能做的只是尽力而为。但是他却能够保证“绝不明知其有害而为之”。他们的“顾客”同样也相信他们不会“知其有害而为之”，否则就没有任何信赖可言了。
所谓的“绝不知其有害而为之”正是专业人员的基本伦理信条，也是公共责任的基本伦理信条。
3 企业的社会责任
如果一个公司的投入和产出的比值过低的话，那么公司是不负责任的，因为它浪费了社会资源。经济绩效是企业的基础，离开它，企业无法履行任何其他责任，也就算不上一个好的雇主、合格的公民或友好的社区邻居。但是取得经济效益并不是企业的唯一责任，每一个组织必须对它的雇员、环境、顾客以及它所接触的一切人和物所产生的影响负责——这就是社会责任。
但我们应该提高警惕，因为善意并非总是意味着你承担了社会责任。如果有一些社会责任会影响企业完成其主要的任务和使命，或者会使企业不得不涉足完全陌生的领域，那么不要说主动承担责任，连盲从的态度都是非常不负责任的。
4 绩效是成功管理的试金石
衡量管理的最终标准是它的绩效。若想要组织健康发展，第一个条件就是要有严格的绩效要求。
但是，管理是一种实践，而非一门学科或者专业，尽管它兼有这两者的成分。所谓绩效，并不是要求“百发百中”。成功的衡量标准，应该是看管理是否能够使执行者出色地完成任务。
任何要把管理完全“科学化”和“专业化”的企图，注定会导致这样一种局面：大家只是试图摆脱那些“讨厌的麻烦事”，例如企业经营上的起起落落，前景的不确定性，企业面临的“无谓竞争”和消费者的“非理性选择”等等。
5 短期管理与长期管理
一个企业到底是为了短期成果还是为了“长远大计”运营呢，这是个价值观的问题。
事实上，任何企业都需要获得短期成果，而当企业的短期成果与长远发展之间发生矛盾的时候，不同的企业会有不同的抉择：一些企业优先考虑长期发展，另一些则更看重短期成果。这并不只是经济层面上的争论，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关乎企业职能与管理责任的价值观之争。
6 最优化的市场地位
公司的市场占有率如果太低，终将逃不过在市场上被“边缘化”的命运。而纵然没有反垄断法，市场占有率太高，也不见得合适。市场独占常使领导人沉醉其中，而独占事业的危机往往不在于公共大众的反对，而在于其本身的自鸣得意。企业内部的创新常有阻力，使革新难于推动。事实证明，市场也不愿意只依赖于一个供货商。
对市场地位目标的追求，不在于求其“最大化”，而在求其“最优化”，这样就有赖于企业对顾客、产品、服务等进行详细的分析，制定它的长期策略。
7 危机和领导
对于任何一个组织而言，可以预见的是它肯定会遭遇危机，这可谓福祸参半。危机发生的关头，就是呼唤领导出现的时刻。领导者可能无法阻止灾难的降临，但是至少可以建立起一个做好应战准备、训练有素并且互相信任的组织与团队。
我所接触的卓有成效的领导者，不论是我共事过的还是观察到的，都深谙以下四条真理：第一，领导者要有追随者；第二，领导能力不是体现在个人名望上，而是体现在工作的成果上；第三，领导者是典型的公众人物，应该以身作则；第四，领导并非地位、头衔和特权，而是责任。
卓有成效的领导者明白，他们诚然要发号施令，但绝对不会在需要树立榜样的关键场合退缩，他们要身体力行。
8 意外的失败
意外的失败，要求企业的人走出门去，用眼看，用心听。意外的失败往往能够使我们了解到顾客潜在的价值观和认知的改变。无论何时，人们都应该将失败视为出现创新的征兆并且慎重对待。人不能只停留于分析层次，必须要走出去进行调查。
谷歌的执行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在他的新书《重新定义公司 谷歌是如何运营的》一书中提到，管理者的任务不是规避风险或者防止被打败，而是打造一个不会因为风险和无可避免的失误而垮台的环境。在外来的意外事件之下，建立一个“反脆弱”的体制，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做出最恰当的反应。
时至今日，即便是被认为是创新时代楷模的谷歌——它被称“为后德鲁克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公司，不管谷歌的做法和德鲁克的理论有何不同，但它也是围绕德鲁克在1959年发明的“知识型员工”这一概念来进行对自己的企业文化进行调整和改善的。
这些思考，或者可以给处在舆论漩涡中的百度和它的批评者提供一些参考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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