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nagershare：那些我们以为做得很对的事，其实效果恰恰相反。教育这事儿，还真不是你想怎样就怎么样的。把我们能做好的做好吧。
如果说我大学里确实学到了什么，那就是诗人菲利普·拉金言之有理：“他们害了你，你爸和你妈。虽然不是故意的，但他们的确害了你。”
当时，我生下儿子不久，便重返学校修读临床心理学。脑中想着孩子，手头却还要准备期末论文，在这种情况下，我很容易留意到那些论述父母如何害了孩子的研究。当然，每个人都知道，麻辣老妈和出任学校家长教师联合会主席、每天孩子回家都奉上牛奶与亲手烘焙饼干的妈妈，会培养出完全不同的孩子。但我们多数人落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而在这个区间，很多事情一不小心就会做错。
作为一名妈妈，我很想做对。但是什么才是“对”呢？带着这个问题，我走进书店，立马眼花缭乱：布莱泽顿、斯波克，还是希尔斯？幼儿中心派、家长中心派，还是合作派？……我到底该追随哪种理论？
好消息是，至少在英国著名儿科医生、儿童精神学家唐纳德·威尼康特看来，要养育出身心健康的孩子，你不必非得是完美妈咪。用他的话说，只须当一个“过得去的妈妈”就好了。
不过，过去所有研究——从约翰·鲍尔比的“依恋理论”到哈里·哈尔洛的猴子实验——都表明：如果不能精确解读你的孩子，误解了他们的信号，或者给予他们的爱太少，几十年后，他们就很可能会走进心理治疗诊所（如果有足够的钞票支付这笔帐单），坐在沙发上，靠着一盒纸巾，声泪俱下地回忆着妈妈对他做了什么，爸爸又没做到什么——每周50分钟，有时长达数年。
而作为心理治疗医生，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重新当一回病人的父母，提供一种“矫正性情感经验”，让他们无意中将早期的被伤害感觉移情到我们身上，然后给出不同的回应——与他们童年期所得到的相比，更加体贴、更具共情的回应。
至少理论上是这样。然后我开始接待病人。
特殊的病人
我头几个病人几乎是教科书上的范本。当他们诉说不幸童年时，我毫不费力地就能将他们的伤心与成长经历联系起来。但是很快，我遇到了一个例外，这个姑娘20多岁，聪慧美貌，姑且称她为丽齐。丽齐有坚实的友情、亲密的家庭，和极度空虚的感觉。她告诉我，之所来咨询，是因为她“就是不快活”。她还说，令人沮丧的是，她找不出来自己到底是对什么不满。她说她有一对“棒极了”的父母，两个出色的手足，支持她的朋友，极佳的教育，很酷的工作，健康的身体，漂亮的房子。她的家族史上没有抑郁症或焦虑症病人。那为什么她老是失眠呢？为什么她总是犹疑不定、怕犯错误、无法坚持自己的选择呢？为什么她认为自己不像父母一直评价的那样“惊人”、觉得“心中总有一个空洞”呢？为什么她描述自己感觉“飘忽不定”呢？
我被难住了。这个案例里没有漠不关心的父亲、求全责备的母亲和其他放任自流、爱贬低人、杂乱无章的照料者，问题出在哪里？
当我试图弄明白时，令人惊奇的事情发生了：类似的病人越来越多。我的沙发上坐满了二三十岁的成年人，自述患上忧郁和焦虑，很难选择或专注于某个令人满足的职业走向，不能维持良好的［亲密］关系，有种空虚感或缺乏目标感———但他们的爹妈无可指摘。
恰恰相反，这些病人都说到他们是多么“崇拜”父母，说父母是自己在这世上“最贴心的朋友”，从来都是有求必应，甚至出钱让他们来接受心理治疗（当然也在替他们付房租和汽车保险），这让他们既愧疚又困惑。毕竟，他们最大的抱怨就是无可抱怨！
起初我很怀疑这些人的陈述。童年一般都不完美，那么，如果他们的童年很完美，为何会如此迷茫、不自信？这跟我学过的知识背道而驰。
但相处一段时间后，我开始相信他们并无粉饰或曲解。他们真的拥有关爱备至的父母，给他们“发现自己”的自由，鼓励他们想做什么都行，接送他们上学放学，陪他们做作业，当他们在学校受欺凌或孤立时出手相助，在他们为数学发愁时及时请家教，看到他们对吉他表现出一丝兴趣就掏钱让他们上音乐课（丧失兴趣时又允许他们放弃），当他们违规时跟他们谈心，而不是简单粗暴地惩罚（运用“逻辑后果”来替代惩罚）。一句话，这些父母很“体贴”，投入地引导我的病人们顺利通过童年的种种考验和磨难。作为一个力不从心的妈妈，我常会在听病人陈述时，暗自奇怪这些伟大的父母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
直到有一天，另一个问题浮现在我脑海：这些父母是否做得太多了？
是啊，我，还有无数同样的人，都在努力地做好父母，就是为了今后我们的孩子不至于沦落到心理医生的沙发上，而我正在目睹这种养育手段的血肉后果。为了给孩子提供正确的养育，我们拼尽全力、精疲力竭，而他们长大之后却坐在我们的办公室里，诉说他们感觉空虚、迷惑、焦虑。我读博士时，学院里的临床焦点在于缺乏父母体贴如何影响孩子，谁都没有想到问一问，如果父母过度体贴的话，这些孩子又如何呢？
过度保护剥夺幸福感
在美国，育儿一直是个争议话题，因为风险太大，而各派学说难有定论。在不同门派之间，一直剑拔弩张：亲密育儿派vs严格教导派，儿童中心派vs家长中心派，社会风向“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不过，即便在推崇“别过多拥抱你的孩子”的20年代（行为主义心理学家约翰～华生在其著名育儿指南里写道“当你身不由己地想爱抚孩子时，记住母爱是一件危险的工具。”），所有育儿法的根本目的是一样的：将孩子培养为有生产能力的、幸福的成年人。我的父母希望我幸福，我祖父母也希望我父母幸福。不过，近年来出现的变化则是：人们对幸福的看法和定义不同了。
如今，光是幸福还不够，你得更幸福。美国梦以及对幸福的追求已经从“寻求大致满足”变异为“你必须任何时候、各个方面都幸福”。“我幸福，”格雷琴·鲁宾在畅销书《幸福工程》中写道：“但我还应该更幸福。”这种追寻已经风靡全美，变成一场举国运动。
那她到底应该幸福到什么程度？鲁宾也不确定。听上去她和我一些病人的情况完全一样：拥有绝佳的父母，“高大、黝黑、英俊”（并富有）的丈夫，两个健康可爱的孩子，一大帮朋友，在上东区买了豪宅，耶鲁大学法学学位和成功的自由撰稿事业……尽管如此，鲁宾仍不满意，“似乎缺了点什么”。为了消解“忧郁、不安、低落和四散的内疚”，她开始了一段“幸福旅程”：列出行动清单，每周一买3本新杂志，不断收拾衣橱。
在付出整整一年努力之后，鲁宾承认她仍在挣扎。她写道：“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让自己更不幸福了。”接着她揭示了所谓“成年的奥秘”之一：“幸福并不总让你感到幸福。”
现代社会学研究支持了她的说法。“幸福作为生活的副产品，是很棒的一个东西，”斯沃斯莫尔学院社会学教授巴里·施瓦兹说，“但把幸福作为目标来追求，只会导致灾难。”而现代很多父母正是孜孜不倦地追求着这个目标，却适得其反。我和同事由此开始怀疑：会不会是父母在孩子小时过于保护他们，避免让他们不幸福，才剥夺了他们成年后的幸福感呢？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精神病医生保罗·波恩说，答案可能是肯定的。在临床实践中，波恩发现很多父母会尽一切可能避免孩子体验到哪怕一丁点的不适、焦虑或者失望。当孩子长大，面对正常的挫折，就以为事情严重出错了。他说：当学步儿在公园里被石头绊到，刚刚倒地，还没来得及哭呢，一些父母就会飞扑过来，抱起孩子，开始安慰。这事实上剥夺了孩子的安全感——不仅在游乐场，而且在生活中。如果你不让孩子体验那刹那间的困惑，给她一点时间，让她明白发生了什么（“噢，我跌倒了”），让她先把握跌倒的挫折感，并且试图自己爬起来，她就不会知道难受是什么感觉，以后在生活中遇到麻烦时也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这些孩子上大学时，会因为最小的麻烦发短信给父母求救，而不会自己找办法解决问题。假如，当孩子被石头绊倒，父母允许她自己恢复一秒钟，再去安抚她的话，孩子就学习到：“刚才有一秒钟挺吓人的，但我现在没事儿了。如果有不快的事情发生，我能自己摆平。”波恩说，多数情况下，孩子会自己应付得很好，但很多父母永远弄不懂这一点，因为他们忙于在孩子不需要保护时过早伸出援手。
这让我回忆起自己当儿子在沙坑里摔倒时一个箭步冲上前。回忆起儿子四岁时，我一个朋友死于癌症，我当时第一想法是：不能告诉他。毕竟他都不知道她病了（有次他注意到她戴着顶头巾，问我她是不是正统派犹太教徒，我胆怯地说“不是，她就是喜欢头巾”。）我知道他可能会注意到我们不再去探望她了，但我读过的所有育儿书都说，得知亲友的死讯对于孩子来说太可怕了，所以，在不说谎的情况下（我们这些明理的、体贴的家长可不能对孩子撒谎啊），我只好给这个不幸的消息裹上一层保护衣，同时知道这层保护衣挡不住儿子那折磨人的“为什么”。
最终，我把真相告诉了儿子。他问了很多问题，但并未因为震惊而昏倒。总之，用波恩的话说，我对儿子的信任让他更加信任我，并最终更有安全感。通过告知他这件事，我传达了一个信息：我相信他可以忍受悲伤和焦虑，而我会在一旁帮助他度过难关。如果不告诉他，则传达了另外一种信息：我觉得他处理不了难受。而这正是很多成人每天以隐含的方式向孩子传达的信息。
哈佛大学讲师、儿童心理学家丹·肯德隆表示，如果孩子不曾体验痛苦的感觉，就无法发展“心理上的免疫力”。
“这就像身体免疫系统发育的过程，”他解释说，“你得让孩子接触病原体，不然身体不知如何应对进攻。孩子也需要接触挫折、失败和挣扎。我认识这样的父母：一旦孩子没有入选棒球队或者在全校演出里获得角色，他们就给学校打电话抱怨。还有一个孩子，说他不喜欢跟他一起乘车上学的另外一个孩子，而父母没有让孩子学会如何容忍他人，却干脆亲自开车送孩子上学。这些孩子直到青春期都没有体验过任何困苦。所谓文明，就是学会适应不够完美的情况，但父母常常遇到不快即刻出手，为孩子铺平道路。”
洛杉矶临床心理师温迪·莫格尔，10年前出版了《放下孩子》一书后，成为美国多所学校的顾问。她告诉我，过去几年间，大学招生部主任们汇报，现在“茶杯”式新生越来越多———他们是如此脆弱，稍稍碰壁，就有可能碎掉。“父母出于好意，在其整个童年期替他们消化掉了所有的忧虑，”莫格尔评论说，“结果他们长大后不知如何面对挫折。”
无私与自私
这也许就是丽齐那样的病人最终会出现在心理医生面前的原因。“即便拥有世界上最优秀的父母，你还是会经历不那么开心的时光，”洛杉矶家庭心理师杰夫·布卢姆说，“一个孩子应该体验正常的焦虑，才会有适应性。如果我们希望孩子长大后更加独立，就应该每天为他们将来的离开做好准备。”
一个莫大的“如果”。布卢姆相信，我们很多人根本舍不得孩子离开，因为我们依赖他们来填补自己生活中的感情空洞。不错，我们在孩子身上付出了无数时间、精力和财富，但那是为了谁？
“我们把自己的需要和孩子的需要混淆了，并认为这是最佳育儿之道，”布卢姆说着叹了一口气。我问他为什么叹气，他解释道，“目睹这种现象令人伤感。我曾无数次告诉家长，他们因为自身的心理问题而在孩子的感受上投入过多关注。如果一个心理医生告诉你——你需要在孩子身上少花精力的话，你应该知道问题已经很严重了！”
去年十月，在为《纽约时报杂志》撰写的一篇文章中，路易斯安那州一名妈妈瑞内·巴彻描述了送女儿去美国东北部上大学后她的空虚感。巴彻本来想从其他身为人母的朋友那里得到一些安慰，没想到人家正忙着给孩子的大学宿舍买冰箱，或者冲回家帮助中学生孩子关电脑。于是巴彻也不时去女儿宿舍，找各种借口挑剔女儿的寓友，以帮忙搬家为由待上很久，开始她辩解说是为了女儿好，但最终承认：“人家所说的‘直升机父母’就是我这种人。”
巴彻这样的妈妈并不罕见。莫格尔说，每年开学时，父母们赖在校园里不走，大学管理者不得不动用各种招数“驱赶”新生父母。芝加哥大学在开学典礼结尾时加了一曲风笛演奏——第一曲带领新生到下一个活动场合，第二曲意在把家长从孩子身边赶开。佛蒙特大学聘用了“家长驱逐员”，专门负责把紧跟不放的家长挡在门外。很多学校还指定了非正式的“家长接待院长”，专门对付难缠的成年人。近几年有很多文章探讨为什么那么多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拒绝长大，但问题往往不在于孩子拒绝分离和个体化，而在于父母阻挠他们这样做。
“被爱和被时时监控之间是有区别的，”丹·肯德隆说。他承认甚至连他自己都在纠结当中。“我马上就变成空巢家长了，”他说。“有时我都想把孩子的大学申请表给烧了，这样我就有人陪伴了。我们的社区比以前小了——我们成年后几乎与世隔绝，更多的人离婚——我们真心想与孩子相处更多时光。我们渴望甚至有赖于他们把我们当成知己，而不是仅仅要他们感念我们。我们每天和孩子互发多条短信，如果错过了短信就会怅然若失。所以当孩子为小事求我们帮忙时，我们不但不生气，反而鼓励他们这样做。”
繁忙的工作加剧了这种现象。“如果你每天只能跟孩子相处20分钟的话，”肯德隆问，“你是想因为他没收拾好房间而跟他拌嘴、让他生气呢，还是一起玩儿个游戏？我们不再给孩子立规矩了，因为我们想让我们的孩子时刻喜欢我们，尽管有时侯让他们受不了。”
肯德隆还观察到，由于我们比祖辈生的孩子更少，每个孩子都变得更加珍贵。与此同时，我们从孩子身上索求的也更多——更多陪伴，更多成就，更多幸福，在此过程中，无私（让孩子幸福）与自私（让我们自己高兴）界限越来越模糊。
“我们希望孩子过着我们心目中的幸福生活———做一个幸福的银行家，幸福的外科医生，”巴里·施瓦兹说，尽管那些职业“不一定让人幸福”。至少对于一部分父母来说，如果孩子在沃尔玛当收银员，他们不会那么高兴，哪怕孩子脸上每天都挂着笑容。“他们高兴，但我们不高兴。”施瓦兹说，“尽管我们说对孩子最大的期望就是他们幸福，我们会竭尽所能帮他们获得幸福，但父母的幸福该终于何处，孩子的幸福该始于何处，我们并不清楚。”
施瓦兹的话令我回忆起和一名夏令营营长的对话。她当时在对我介绍我儿子那个年龄组的活动，当说到篮球、T-ball、足球等时，她飞快地说，“当然都是非竞赛性的，我们不鼓励竞赛。”我忍不住笑起来，竞赛原来是洪水猛兽啊，孩子们避之惟恐不及。从心理分析的角度看，这是不是家长们化解自己竞争天性的手段呢？
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何美国人对于蔡美儿的《虎妈战歌》有那么激烈的反应。蔡的育儿方法在博客和妈妈论坛上广受攻击，被认为是虐待，但这并不能阻止该书连续几个月高踞《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首。有些父母可能纯粹出于好奇而读完了它，但蔡的书引起那么大反应，更可能是因为批评者和蔡美儿异曲同工。蔡可能过于执着于孩子的成功——不惜以她们的幸福为代价，但很多执着于孩子幸福的父母与蔡有着同样的动力，只是外包装更加漂亮而已。我们采纳的是“鱼和熊掌兼得”的态度：既渴望孩子取得高成就，同时又不要他们付出取得那种成就所必须的牺牲和挣扎。
温迪·莫格尔说，蔡“以极其坦白的方式，承认了很多人在想却又不肯承认的事情。”在她接触的家长中，有不少人为了孩子能在家庭作业上多花时间，连最基本简单的家务事都不让孩子做。这些家长到底是太放纵了（不用做家务），还是太狠心了（教导孩子好成绩比做一名负责任的家庭成员更重要）？莫格尔和肯德隆同意，无论表面形式如何——偏执于快乐还是偏执于成就——家长的过分投入都是在制造自恋的一代，这对我们的孩子来说是伤害。
培养自信导致不自信
几个月前，我打电话给圣迭戈州立大学心理学教授、《自恋流行病》作者之一珍·图文齐。她告诉我，对于很多病人声称自己有过非常幸福的童年，但成年后对生活不满，她一点都不奇怪。当父母为了增强孩子的自信而总说孩子“做得好！”——不仅仅是孩子第一次自己学会穿鞋，而是每天早上穿鞋时都这么夸赞——孩子就会觉得自己做的每件事都很特别。同样，如果孩子参加活动，仅因“努力尝试”就得到奖励的贴纸，那他永远都得不到关于自己的负面评价（所有失败都被粉饰成“努力尝试”）。
图文齐说，自1980年代以来，在中学和大学里，孩子的自我评价指数日益上升。但健康的自信很快就会变成有害的自我膨胀，和自恋症如出一辙的自我中心和不劳而获感。事实上，大学生的自恋指数上升速度跟自我评价保持一致。
与此同时，焦虑和沮丧人群比例也在上升。为什么会这样？“自恋者年轻时会很快乐，因为他们是宇宙的中心，”图文齐解释说，“父母就像仆人，开车带他们参加各种活动，满足他们每一个愿望。父母不断地告诉孩子，他们是多么特别，多么有才华。这给他们一种错觉，仿佛与其他人类相比，他们简直卓尔不群。他们不是自我感觉良好，而是比所有人感觉都好。”
步入成年后，这成为一个大问题。“那些自命不凡的人会与周围的人格格不入，”图文齐说，“他们不知如何在团队里合作，不知如何面对限制。在办公室里，他们希望时刻得到新奇的刺激，因为他们的世界总是充满各种活动。他们不喜欢老板说他们的工作尚需改进。如果没有得到源源不断的褒奖，他们会丧失安全感。他们成长于这样一种文化中：凡参与者皆获奖杯。当你参加真正的比赛或工作，会发现这很可笑，没有意义。谁会看一场没有赢家和输家的NBA比赛？当某些人工作成效卓绝时，难道所有人都应该同薪同酬吗？他们在一个泡泡里长大，出了这个泡泡来到现实世界时，就感到迷惑和无助。那些问题总是被他人解决的孩子相信他们自己并不知道如何解决问题。他们没错——他们的确不知道怎么解决问题。”
上个月，我和一名原先在首府华盛顿做少年足球教练的投资家通话。他告诉我，少年足球队的一条规则是：不计比分。他当时感觉十分荒唐。他自身的运动员经历弥足珍贵，因为他不得不应对失利。“我想，要是不计比分的话，孩子们都会变成娇气包儿。”
后来他明白了这种规则的意义，因为有些孩子如果输得太惨，会悲痛欲绝。“我们不要孩子感觉太坏，不要他们感到压力。”他说。（当我对温迪Ÿ·莫格尔复述这场对话时，她在电话那一头尖叫起来，“请让他们小时候悲痛欲绝吧！而不要等到上大学时再第一次经历伤心！拜托，拜托，拜托！让他们在足球场上经历多次伤心！”）再说了，教练不计比分，孩子们自己也在计算呢，这又怎么保护得了他们呢？
教练说，每次他们输掉比赛，他都必须找到正面的因素，让孩子们扭转沮丧的心情，否则会损伤他们的自我评价。足球季结束时，每个孩子都得到奖杯，“最佳精神奖”赠与那个从不听讲总是说话的淘气包，“最佳进步奖”赠与那个“毫无运动天赋却十分努力”的孩子。即便游手好闲的孩子也得了奖杯，“用什么名堂呢？总不能说‘最守时奖’吧？所以我们干脆取名‘教练奖’。”教练说这是强调团结合作的教育手段，而他成长过程所经历的是做一名富于竞争性的运动员，“把我们这一代培养的比较自私、只顾自己。”
我问温迪，这种温柔的教育手段是否会让孩子不那么自我中心？她说恰恰相反：父母保护孩子不接受准确评价，反而让孩子认为他们应该得到特殊待遇。“一位小学校长告诉我，一名家长要求老师不要用红笔判作业，因为她认为，孩子看到满篇红字会难过的。这就是以保护孩子自我评价为名义的自大自满自私自利。”
荒谬的是，父母刻意培养孩子自信的行为有时反而让孩子不自信。当丽齐说她觉得自己不像父母称赞的那样“杰出”时，我一点都不惊奇。父母把她说得那么“出色”，她怎么可能做到？为了让她有安全感，父母不愿承认女儿的缺陷。“我数学很差，”当丽齐注意到自己比同学更难完成数学作业，曾这样对父母说。“你数学不差，”父母回答说，“你只是学习方式与别人不同。我们会请个家教，把信息‘翻译’成你能理解的模式。”
家教费尽心机，帮助丽齐把数学成绩提高了一点，但她心里清楚自己数学没有同学好。“我不是学习方式不同，”她对我说，“我就是数学很糟！但在我家里，你永远不会在任何方面差劲，你只是相对来说更擅长某些事情而已。如果我说我不擅长干某些事，我父母会说，‘噢，宝贝，不，你才不是呢！’”
温迪·莫格尔说，现在，“孩子要么有学习障碍，要么是天才，要么两者兼具，没有平庸之辈。”她1980年代刚开始做心理测试时，很害怕告诉家长他们的孩子有学习障碍。但现在，父母们宁可相信他们的孩子有学习障碍，以便解释孩子不够卓越的表现，也不愿意相信孩子本身资质普通。“他们认为，‘普通’不利于保护孩子的自我评价。”
选择与安全感
讽刺的是，在很大程度上，自我评价无法预示一个人将来会感到多满足，特别是当自我评价来自不停的宽容和表扬，而不是来自真正的成就时。琼·图文齐说，研究表明，能预示一个人将来是否充实和成功的是坚持不懈、灵活适应和接受现实考验的能力，具备了这些品性，人们才能顺利过日子。
但是现在，很多孩子没有机会学习这些品性。幼儿园老师珍妮对此深有感受，她举例说，一位母亲送孩子来上学，她忙着签到时，孩子跑到一边玩，跟另一个孩子抢玩具。她的孩子先拿到了卡车，但另一个孩子把它抢走了。两人争吵了一会儿，那个孩子拿了一辆旧卡车扔给她的孩子。她的孩子看到取胜无望，也就接受了这种安排。
孩子没事儿，但妈妈不干了，跑过去讲道理，说“这不公平”，要求那个孩子把卡车还回来。“你看，孩子本来没事了，她的孩子很有适应性，但她破坏了这一切。我们的确教孩子不要抢玩具，但这种事时有发生，孩子需要学会自己解决问题。孩子本来可以应付困难的，但他妈妈却火冒三丈，我只好花时间平息家长，尽管孩子在一旁玩儿得挺开心。”
珍妮说家长对老师如何处理孩子之间的一举一动都高度敏感，她在工作当中感觉如履薄冰。再例如，如果有那么两个孩子在淘气——骂人、爬桌子、扔沙子，什么的——她直觉的反应就是喊一句“嘿！你们俩！不许这么着！”但如果她真这么说了，她就会被炒鱿鱼。她必须去和孩子们谈心，找出他们当时有什么感受，对他们解释有那种感受时，可以使用其他方式，而不必骂人或者攘沙子，再帮助他们共同找到解决方案。
“我们如此关注在训育孩子时使用正确的语言，以至于我们忘记了到底要孩子接受什么教训——不许骂人，也不许攘沙子！”她说。“等我们把一切都‘谈妥’时，孩子们早就不想玩儿了。他们背诵下来道歉的词儿，5分钟之后故技重演，因为他们闯过了一关。‘不许做’很管用，因为孩子们知道这么做不对，信息准确而清晰。但为了保住我的工作，我必须去探究他们的情感。”
另外一位从教17年的幼儿园老师兼母亲则说，这些年来，父母越来越多地阻碍孩子的发展。“我看见这些父母如何对待孩子，而孩子一旦进了我的班，会经历巨大的重新适应。入学之后，孩子会意识到自己不是世界的中心，这对他们来说是有好处的，因为在某些时候，别人的感受的确比他们的更重要。但这要求孩子在家里也遵守同样的规则，否则他们会变得很乖张，因为他们不考虑别人。”
这位老师还说，还有很多父母，自以为设立了规则，事实上却摇摆不定。当孩子缠着要买冰淇淋，家长先说不行，今天不买，星期五买。孩子纠缠、谈判，家长可能认为谈判意味着“尊重孩子的意见”，于是说“好吧，今天买，但明天不许要！”
“每年都有家长找到我，问‘为什么孩子不听我的话？为什么她不能接受拒绝？’我会说，‘孩子之所以不能接受拒绝，是因为你们从来不拒绝。’”
巴里·施瓦兹认为，那些充满爱意的父母每天给孩子很多选择，结果孩子不仅被惯坏了，而且简直瘫痪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理念是：有选择是好的，选择越多越好，”他说，“但这不是事实。”
在一项研究中，施瓦兹将孩子随机分成两组画画。第一组孩子可以从3支油性笔中选1支，第二组则可以从24支中选1支。当一名不知情的幼儿园绘画老师对作品进行评价时，被列为“最糟”的多是第二组孩子的作品。然后，研究者让孩子选择一支笔作为礼物，孩子选完后，再试着说服他们归还这支笔，换取另外一个礼物，结果第二组孩子放弃起来容易得多。施瓦兹认为，这表明选择更少的孩子不仅更专注于绘画，而且更容易坚持他们最初的选择。
那么，这跟育儿有什么关系？施瓦兹说，它意味着，当选择更少时，孩子更有安全感，更不焦虑。较少的选择帮助他们专注于某事，这正是日后生活所需要的。
“研究显示，专注于某项工作给人更大满足感，那些总是需要很多选择并且有退路的人，常常被甩在后面，”施瓦兹告诉我，“我的意思不是说别让孩子尝试各种兴趣或者活动，而是应该理性地给予他们选择。很多父母告诉孩子，‘你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可以随时退出，如果不是百分之百感兴趣，可以去尝试其他。’难怪他们长大后以同样的方式生活。”他在斯莫沃斯大学毕业生身上看到了同样的现象。“他们不能忍受这样的想法：选择一种兴趣或者机会就要放弃其他，所以他们浪费多年时光，希望完美答案现身。他们没弄明白，他们应该寻找‘过得去’的答案，而不是完美答案。”
而当我们给孩子提供无数选择的同时，就向他们传达了这样的信息：他们有资格过完美生活。恰如哈佛心理学家丹·肯德隆所言：“当他们感觉丝毫不爽，就会有另外一种选择摆在面前。”莫格尔说得更坦率：父母用丰富的选择造就了焦虑而又有优越感的孩子，她称之为“残废的皇族”。
作为一名母亲，我对此再熟悉不过。我从来不对儿子说：“这是你的烤奶酪三明治，”而是说：“你想吃烤奶酪还是鱼条？”周六我会说，“你想去公园还是去沙滩？”有时我的儿子因为我们必须去食品店而大发雷霆，我也不敢把他抱起来放进车里，而是给他选择。这样一来，没有选择我们就什么都做不成。有一天，我告诉他“穿好鞋，我们去xx商店。”他老练地问，“还有什么其他选择吗？”我告诉他没有选择，因为我们必须去那个商店买一样东西。“我不能参与决定就不公平！”他精明地回答。他已经习惯了无穷尽的选择。
我小的时候，并不能每次都挑选吃什么，或者周末去哪里，我的同龄人也一样。可以跟父母协商到一定程度，我们也都很满足。等我们长大了，可以承担多种选择带来的责任时，再有选择也不迟。图文齐说，“在当今，我们在孩子小的时候拿他们当大人，等他们18岁的时候，又拿他们当小孩儿。”
和许多父母一样，我一直以为给孩子多种选择可以培养他们的力量感，让他们觉得自己更有控制力。但施瓦兹的研究表明，太多选择可能会使人更加沮丧，更加失去控制。
这有道理。我还记得自己那天走进书店，看见那么多育儿书籍时，所感受到的压迫感和焦虑感。如果选择不是那么多，事情将变得更加简单———特别是在根本没有完美育儿法的情况下。
父母的焦虑之下潜藏着一种信仰，那就是：如果我们做对了，孩子不仅会成长为快乐的大人，而且会成为让我们快乐的成年人。这是一种误会，养育虽然重要，却不可能完全胜过天性，而且不同的养育方式适用于不同的孩子（因此同一屋檐下的手足会有迥异的童年经历）。我们可以让孩子接触艺术，但不能教给他们创造力；我们可以保护他们回避卑劣同窗、糟糕成绩、各类拒绝、自身局限等等，但最终他们会亲身遭遇这些事情。事实上，在不遗余力为他们提供完美童年的时候，我们让孩子的成长变得更加艰难。也许家长需要成长起来，需要放手。
就像温迪·莫格尔说的：“孩子不是我们的作品。”
最近我注意到我的一个病人在来过两次之后开始感觉不安，我问他怎么了，他承认对来接受治疗感觉举棋不定。我问他为什么。
“我父母要是知道我在这里的话，会感到他们失败了。”他解释道。“不过，也许他们会高兴我来这里，因为他们就是想让我幸福。所以我不知道他们会感觉松一口气——因为我来这里是为了更幸福，还是会感觉失望——因为我还不够幸福。”
他停顿了一下，问我，“你知道我说什么呢吧？”
我像治疗师那样点点头，又像一名能够想像自己的儿子有一天也在对同样的问题进行挣扎的家长那样回答道，“我当然知道你在说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