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制度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革，那么，一个官僚资本集团的倒塌往往意味着另外一个官僚资本集团的崛起。在某种意义上，对官商模式的反思与清算，迄今尚没有真正破题。
研究中国企业史，就一定要碰到“官商经济”，当过北京大学校长的傅斯年把官商称为“大怪物”。从晚清到民国，出现了三个很著名的大怪物，他们是胡雪岩、盛宣怀和孔祥熙、宋子文家族。他们均为当时的“中国首富”，身份亦官亦商，是为“红顶商人”，其财富累积都与他们的公务事业有关。若要进行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五个特点：
胡雪岩、盛宣怀、孔祥熙和宋子文
第一，胡雪岩在资产关系上还是比较清晰的，他的财富大多来自为左宗棠采办军购，从中暗吃回扣。到了盛宣怀就官商难分了，用当时人对他的议论便是“挟官以凌商，挟商以蒙官”。而至孔宋一代，则是公开分立，私下自肥，甚至以国家名义收购，以私人身份瓜分。
第二，他们在国家事务中担任的重要性也是日渐持重。胡雪岩不过是一个从二品顶戴的挂名道员；盛宣怀已是实授的一品大臣；孔、宋更是一国行政之首脑，两人主管国家财政的时间前后整整20年。胡、盛及孔宋的资产，一个比一个更庞大，而且敛聚的效率越来越高。
第三，制度化特征越来越明显。如果说胡雪岩的化公为私还是盗窃式的，那么，盛宣怀就已经演进到股份化了，而到孔、宋手上，则是手术刀式的精致切分。他们更善于利用宏观经济制度的设计和执行为自己谋私，每一次的经济危机、重大经济政策变革、重要发展机遇，往往都是他们获取财富的最佳时机。孔、宋财富最暴涨的时候正是国难民困的抗战八年期间。第四，资产的增加呈金融化趋向。胡、盛的财富大多以实业的形态呈现，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财富来自于社会增量。而孔、宋则对实业毫无兴趣，他们以金融家的手段直接从存量的社会资产—无论是国有资本、民营资产还是国际援助—中进行切割，因此，他们对经济进步的贡献更小，正当性更差，民愤也更大。
第五，所得财富均“一世而斩”。因为资产积累的灰色性，导致这三大官商家族的社会名声毁大于誉，在其晚年以及身后往往面临重大的危机，胡雪岩一旦失去左宗棠的庇荫马上财尽人亡，盛宣怀的财产在清朝灭亡后遭到查封，孔、宋两人更成为人人喊打的“国贼”。
通过这三个案例的递进式暴发，我们不得不说，自晚清到民国，国营垄断力量的强化以及理性化构建成为一种治理模式，也正因此，与之寄生的官僚资本集团也越来越成熟和强悍。所以，如果不能从制度根本上进行清算，特别是加强经济治理的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建设，那么，官商模式的杜绝将非常困难。
说到这些“大怪物”，大家都会想到一个问题：难道他们天生就是一些嗜钱为命的人吗？为什么商业的“恶素质”在他们身上会那么显著？在中国的舆论界和经济思想界，对官商式人物的批判往往趋向于道德化谴责，而很少从制度层面进行反思和杜绝。
曾经当过国民政府上海市市长、台湾省省长的吴国桢在《吴国桢的口述回忆》一书中说，按照政府的有关法令来说，孔宋的豪门资本所做的一切都是合法的，因为，法令本身就是他们自己制订的。比如，当时没有人能得到外汇（因申请外汇需要审查），但他们的人，即孔的人是控制财政部外汇管理委员会的，所以就能得到外汇。吴国桢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哲学博士，他的话很平实，却刨到了官商模式的根子。
还有一个十分隐秘的、必须警惕的景象是，每一次对官僚资本集团的道德性讨伐，竟可能会促进，或者被利用为国家主义的进一步强化。人们在痛恨官僚资本的时候往往是以国有资本的流失为对照的，所以在痛批中往往会忽略两者的互生结构。如果制度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革，那么，一个官僚资本集团的倒塌往往意味着另外一个官僚资本集团的崛起。在1940年代中后期，孔宋集团被清理后，国民政府的贪腐现象并未被改变，甚至有变本加厉的趋势，最终成为政权覆灭的重要诱因之一。在某种意义上，对官商模式的反思与清算，迄今尚没有真正破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