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nagershare：最佳CEO是从内部提拔还是外部引进？是否存在伟大前任CEO的诅咒？拥有MBA学位的CEO是否是股东价值的摧毁者？工科生为什么更易成为好领导？
《哈佛商业评论》百佳CEO的第一次评选刊发于2010年1、2月合刊，评选小组从标准普尔全球1200指数和标准普尔金砖四国40指数挑选了1999家公司；第二次刊发于2013年1、2月合刊上，标准中又添加了另外三个新兴市场指数（包括上海和深圳股票交易所指数），样本公司增加到3143家。第三次刊发于2014年11月刊，样本变为2013年年末时标准普尔全球1200指数成分企业，符合标准的样本数量是827家公司的832位CEO。今年11月刊是第四次刊发，榜单标准又有所变化，挑选标准还是标准普尔全球1200指数，符合标准的样本数量是896家公司的907位CEO。
前三次评选标准主要是以财务业绩表现为准，重视每位CEO的长期表现；2015年的榜单，又增加了环境、社会与治理（ESG）的表现，占权重的20%，目的是体现一家公司的文化和价值取向。另外，2015年榜单让1995年以前上任的CEO参选，同样使排行榜发生了很大变化。
如何衡量CEO的价值？这一直是管理学界探讨的话题，有些排行榜以公司年营业收入排行，有些排行榜以年利润增长情况排行，《哈佛商业评论》的榜单有所不同，根据客观数据，特别关注股东回报和公司市值这两项指标，并尽可能考量企业的长期表现。
综观过去榜单，我们发现一些有意思的情况，它回答了一些长期困扰管理学家的问题。比如最佳CEO是从内部提拔还是外部引进？是否存在伟大前任CEO的诅咒？拥有MBA学位的CEO是否是股东价值的摧毁者？工科生为什么更易成为好领导？哪些国家的CEO收入最高？巴菲特为什么没有上榜？为什么中国企业家上榜人数少？
内部CEO的表现更优秀
内部晋升的CEO是否优于外部招聘的CEO？长期以来，管理学家们一直为这个问题的答案争论不休。但此前的研究大多聚焦于美国企业。在2013年百佳CEO排行榜中，研究人员在3143名CEO的研究样本中发现，74%的CEO来自于公司内部。其中，印度的比例最低，为63%；日本的比例最高，为90%。从整体上看，内部CEO的表现优于外部CEO，前者的排名比后者平均高154位。这和我们在2010年的发现相似。但在大部分的国家和地区，内部提升的光环并没有带来更优秀的表现。只有在美国、英国和拉丁美洲，内部CEO的表现优于外部招聘的CEO；在欧洲、中国和印度，两者的表现并无差异。一旦离开美国，影响CEO表现的因素就会发生明显的变化。
当公司陷入危机时，外来的CEO是否更受公司青睐？我们发现，那些表现差强人意的公司，特别是美国和欧洲公司，它们雇用外部CEO的概率要略高于正常水平。但空降兵的表现却因国家而异。在美国，他们的表现与内部CEO持平；在欧洲，他们的表现确实更好。在所有CEO刚接手时状况不佳的公司中，外部CEO的排名比内部CEO平均高370位。
拉丁美洲的状况却截然相反。内部救火队员的排名比外部CEO平均高750位。地区差异造成了如此悬殊的反差：很多中美和南美企业都是由家族控制的，还有大量企业由政府控制；家族企业和一些国有企业更重视长期战略，投资决策更加慎重，这种经营模式让外部CEO难以驾驭。
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在美国，不管CEO接手时公司的业绩如何，外部CEO的表现都差强人意。但这种结论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却并不成立。在选择CEO时，公司董事会应将本地区商业环境特色纳入到考量中。
伟大前任CEO的诅咒
如果CEO想要创造更多的股东价值，他们应该接手一家业绩不振的公司——至少这个结论在美国、中国、印度和英国是成立的。在这些国家，表现糟糕的CEO卸任后，他们的后继者常常会有杰出的表现。但在欧洲、日本和拉丁美洲，我们却没有看到这样的现象。 拉丁美洲的公司显示出更强的业绩连续性，我们认为这与当地家族企业、投资业辛迪加和政府的长期控制有关。这些公司的愿景并不会随着CEO的更迭而改变，上述组织负责制定公司的重大决策和政策，而CEO的主要任务是执行。
MBA学位有用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商学院教育备受责难，人们认为职业经理人是股东价值的摧毁者。2010年我们也参与了讨论，数据显示出拥有MBA学位的CEO排名比其他CEO平均高40位。在2013年的榜单中，我们得出了类似的结果。
工科生更易成为好领导
2014年榜单中，有24人拥有工学学士或硕士学位，29人拥有MBA学位，8人二者兼有。工科出身的CEO执掌科技公司并不新鲜，但工科背景的领导者在其他类型的企业也干得不错，例如酒业巨头百威英博的卡洛斯·德·布里托、金融服务公司美国洲际交易所的杰弗瑞·斯普雷切、保险公司Sampo的卡里·斯塔迪等。
工科出身的企业领导者有何优势？“学工科的人更脚踏实地。”哈佛商学院院长尼廷·诺利亚说，他拥有印度孟买理工学院化学工程学士学位。“工科是一门关于事物如何运转的学问，工科教育教给你如何让事物正确运转，无论是一台机器还是一个组织。工科思维促使你高效、可靠地做事，努力拿出有说服力的结果，并注重风险控制；工科背景的企业领导者能兼顾成本和绩效。这些都是组织管理中至关重要的原则。”
高管人才顾问、史宾沙公司北美地区CEO业务负责人詹姆斯·希特林从榜单中发现了一个有趣的规律：相比内部提拔的CEO，外聘CEO中拥有工科学位的比例更高。“据我了解，”希特林说，“如果董事会决定冒险从外部招聘CEO，有工科背景的候选人会让他们更放心。”原因何在？希特林认为，工程师擅长“建筑式思考”及逻辑地解决问题；但在时尚或广告等创造性领域，工科背景可能会让候选人减分。
美国CEO收入更高
入选2014年榜单的CEO中，美国CEO平均收入为1210万美元；其他国家CEO（不包括薪酬信息不公开的CEO）平均收入为640万美元。收入最高的前10位CEO都来自美国公司。“这与我们多年来观察到的相一致：美国CEO的确收入更高。”Equilar公司治理研究负责人亚伦•博伊德（Aaron Boyd）说。CEO总薪酬包括年薪、奖金、获赠股票、期权及其他项。美国与其他国家CEO薪酬包最大的区别在于股票和期权的数量：如果股市向好，这部分薪酬将尤其有分量；如果CEO所在公司股东回报较高，CEO将从所持股份和期权中获益更大。
巴菲特为何没入榜？
沃伦•巴菲特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任CEO长达45年，一向以创造高额股东回报而为人称道。为何他没能出现在2015年的排行榜中？事实上，他与前100名榜单失之交臂，位列第101。如果仅按照股东回报排行，巴菲特的排名非常靠前，但我们这次使用的排名方法中有两个因素致使他排名下降。
其一是我们为在任20年以上的CEO计算财务表现的方法。我们的3个财务指标之一是行业调整后汇报，用以避免对恰巧身在热门行业的CEO做出过度评价。行业调整后回报只有1995年后的数据，对于之前上任的CEO，我们也只能从1995年1月1日开始计算其财务回报。（前几年的排行榜未将1995年以前上任的CEO纳入评选范围。）因此，从1995年开始计算Berkshire的回报，就忽略了他前25年创造的价值，而即便如此，他的总体财务表现仍在我们评估的907位CEO中位列第23。
其二是伯克希尔的ESG表现。就这个指标而言，巴菲特在我们评估的907位CEO中位列第798。计算ESG分数的研究公司Sustainalytics称，巴菲特此项排名偏低，部分原因是Berkshire的治理及社会政策公开度很低。另一个问题是Berkshire将ESG问题与投资选择相结合的方式。Sustainalytics发现，与同类控股公司相比，Berkshire在投资对象中较少提倡可持续性发展。所以，虽然ESG表现在CEO总排名中的比重仅为20%，但巴菲特ESG排名太低，足以让他掉出前100名。
为什么中国企业家上榜人数少？
在2014年和2015年榜单中，中国企业家都比较少，内地企业家中只有马化腾进入2015年榜单。原因何在？主要是后两次榜单的样本为标准普尔全球1200指数成分企业，这跟2013年的榜单评选有所不同。2013年的榜单除了标准普尔全球1200指数，还包括标准普尔CNX 500指数、上海和深圳股票交易所指数、MSCI新兴市场500指数和标准普尔BRIC40指数。
后两次榜单没有引入上海和深圳股票交易所指数，导致2014和2015上榜的中国企业CEO的数量大幅减少——2013年上榜的有7人，2014年上榜的有联发科蔡明介、中国旺旺控股蔡衍明、中国银行（香港）和广北等3人，2015年上榜的有鸿海精密董事长郭台铭、腾讯CEO马化腾和港华燃气陈永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