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校出来以后，你可能会收到一封母校寄给你的邮件：邀请你回校参加五年一次的同学聚会。如果只有一条建议给你的话，那就是不要去。应届毕业生们害怕自己的同学们事业有成时，自己还在挣扎前行，一贫如洗，一事无成，于是他们往往选择看起来似乎最安全可靠的路径：寻找高薪工作，以便能衣着光鲜地参加同学聚会。当然，拒绝冒险的人远远不只是那些想像五年后同学聚会的人。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点，而不幸的是，同学聚会让这些因素都更加敏感。
重聚
几年之后，你会收到一封母校寄给你的邮件：邀请你回校参加五年一次的同学聚会。信中会描述这次周末聚会的晚餐和宴会，还附有前几次同学聚会时的彩照集，大家都穿着有校徽的衣服，开心地笑着。
如果我只有一条建议给你的话，那就是不要去。
参加五年一次的同学聚会是件危险的事。它逼着你回头审视在刚毕业的短短几年你所取得的成就，而且是以你同学们的标准，而不是你自己的职业目标和成功标准，来评判你的成就与收入。在“欢迎回校”晚餐之前，开车驶进校园停车场，斜眼打量着周围汽车的品牌与款式，努力猜测着你的同学们毕业后混得如何，以及你与他们的差距。在“重温旧情”的鸡尾酒会上，你端着自己的杜松子酒与软饮料不知所措，当听说当年的同学已经做了高级副总裁或者成为百万富豪时，你默默计算着自己与他们的差距。整个同学会将引发你关于职业成功与个人价值的巨大焦虑和徒然担忧。
更糟糕的是，对五年后重聚场景的设想会影响你现在作出的决定。当你还在学校里时，你就可以想像得到，当你把自己的旧福特车停到两辆闪闪发亮的宝马之间时，内心有多么嫉妒！当你向那些重权在握的老同学们讲述自己建立的公司破产时，内心有多么痛楚与失望。于是你开始为了那次重聚而安排自己的生活——调整自己的职业以便在短期内获得显赫的资历，或者很快就赚大钱。你会将那些心中规划已久但是不会马上实现的梦想束之高阁，去从事那种你实际上不喜欢，但却让你有钱买得起高级轿车的工作。你将失去自己的职业目标，或者对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视而不见。你将小心翼翼地对待职场上充满风险的决定，或者对于任何职业决定都这样谨小慎微。
作为教授，我不希望看到这事情一次又一次地发生在我的学生身上。应届毕业生们害怕自己的同学们事业有成时，自己还在挣扎前行，一贫如洗，一事无成，于是他们往往选择看起来似乎最安全可靠的路径：寻找高薪工作，以便能衣着光鲜地参加同学聚会。那些毕业生，原本执著于媒体行业的创意，却去了投资银行；那些渴望自由而活跃的创业生活的人，却去了沉静呆板的公司。他们想像自己的同学五年后会获取什么：个人办公室、丰厚的奖金以及高级头衔——所以他们极度害怕和规避冒险，害怕追寻自己的兴趣到头来两手空空。其结果呢？大量聪明有天分的人把时间浪费在那些头衔响亮、待遇丰厚的职位上，但这些职位对于他们根本不合适，而且对于他们真正想追求的职业目标毫无用处。
当然，拒绝冒险的人远远不只是那些想像五年后同学聚会的人。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点。而不幸的是，同学聚会让这些因素都更加敏感。
在我的亲身体验中，尤其是在一次次决定中，我学会了如何冒职业风险，而且没有后顾之忧地冒险。
25年前，我在英国，刚从牛津毕业。我决定出国留学。由于我当时并不富裕，于是我申请并且最后也被当时惟一不收外国学生申请费的大学所接受。
在当时，这一举动的风险无疑是很高的。就这样，我身无分文地到了一个新国度，进入一个我仅仅为了节约25美元申请费而选择的学校！然而回首我的冒险是有回报的：如果没有选择这条道路，我现在不会在波士顿，也不会成为哈佛教授。因为我运用了尽管当时看起来很不明智的三条重要策略——建设性的、非正统的、看待风险的方式——才可以不断前进。
首先，我忠实于自己想要从工作中得到的具体回报——某种声望和灵活性，我选择那些会同时带给我这两者的职业。作为一个学者，我知道自己不会极其富有（实际上，选择其他任何职业都可以赚更多的钱），但是我会以我需要的方式获得补偿。在晚宴上，当我告诉别人我是大学老师时，他们会很崇敬，对我产生很好的印象。每一天，除了在课堂上度过的那些时间，其他时候我有完全的自主权决定自己做什么。当我意识到做教授需要博士文凭，那么读研究生就一点也不是冒险了，反而这是最可靠、最安全、也许还是惟一的获得我想要的满意职业的途径。
第二，我愿意接受因为这个选择带来的很多结果，申请美国的大学，我就有机会住在很多不同的城市，不必拘泥于一所学校，而是准备接受多样的职业选择。我对于成功的标准也很宽：在一个相对舒适的环境中研究我感兴趣的课题。
第三，当我开始走向未知的职业旅途时，我有一种长远的眼光。为了获得自己想要的，我有好几十年的路要走，至少需要用15年的时间去获得博士学位，然后开始任教。在别的管理职位上的成功同样需要投入这么长的时间。要成为一家公司的CEO不是一蹴而就的，自己创业就会体验到更多沮丧，更别提要成功了。风险规避型的人（和参加同学会的人）总是为短期目标忧心忡仲，盘算着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就获得最大成就。然而，蓦然回首自己的整个职业生涯，你会意识到即使是最冒险的选择在整个人生的沙漠中也不过是黄沙一粒，这样会让自己有更多的勇气去承担风险。
即使你是按照我所说的在做——考虑你希望从工作中得到的回报，更宽泛地定义成功，以及采用长远的眼光——也还有一件最为重要的事情，那就是要展望工作的远景。不要投机，不要迫使自己无止境地卖命工作，徒然让自己痛苦。给自己限定一个时间。成为一个发明家、企业家，或者马戏演员，做任何你想做的事——但是千万别花过多不必要的精力去卖一样永远卖不出去的产品，为一家永远不会发迹的公司工作，或者表演没有观众的节目。
我的建议是：在你的职业生涯中一定要敢于承担风险，给自己规定等待梦想实现的时间期限，如果你到了一定的年纪，而且为了你所想实现的职业目标已经冒过数次险了，却依然没有实现，那就隐退。忘记你努力想去的那个地方，像打高尔夫球那样，从不回头。
萨拉的故事
让我告诉你一个人的故事，她的名字叫萨拉。
虽然萨拉并不是出生在家境殷实的名门望族，也不拥有铺平其通往成功之路的其他优越条件，但是她聪明、富有进取心、足智多谋。她之所以能够少年得志，完全得益于自己的才能与努力。
萨拉成长于犹他州的一个小农场里，童年时的她，每天清晨上学之前都要花几小时帮忙做家务。萨拉是一个左撇子，在左撇子还被视为缺陷的年代，她以惊人的意志力终于在后来双手都很灵活自如。她热爱学习，孜孜不倦，每周都苦读两三本书；她十几岁的时候，就看完了镇图书馆的所有书籍。虽然连跳两级，但毕业的时候却由她代表班级致告别词。
然而萨拉的技能绝不止于农活和家务，她还深具创造性，她自学钩边、编织和缝纫。坐在餐桌旁，倏忽间她就能够不参照现有的图案把一篮子碎布片仅仅靠自己对色彩、空间与对称性的感觉缝出图案很复杂的被子。
14岁的时候，萨拉成为一名女企业家，接管了她父亲的一小群奶牛。在她的经营下整个企业获利颇丰。但是她没有把赚的钱留为己用，而是为三个正上大学的哥哥支付学费。
倘若可以重新选择生活的道路，以萨拉的智力和努力，她足以成为一名律师或医生，大学教授或企业经理，或做出更优异的成绩。但是相反，高中毕业后不久，才十几岁她就出嫁了。夫妻二人决定共同组建一个大家庭，萨拉则致力于持家。
生活中的一切难题，在她面前都迎刃而解。她的天赋早已得到证实。现在她将其诸多才能尽用于养儿育女。她教导孩子们学写作文，不仅注重语法和修辞，还注重逻辑和思想的阐述，以及如何使学术概念生动易懂。在管理他人方面她也游刃有余。她会邀请在学校闯祸的邻家小孩到自己家里及时教育他们改正错误，教导他们读书、写作和独立成就事业。她极其善于激励，深谙学习之道，以增强他人信心之法教学授业。尽管要养育8个孩子的庞大家庭并不富裕，她还是不停地周济他人。
她还不到40岁的时候，丈夫由于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心脏病发作去世了。五个孩子都还尚未成家立业，萨拉面临着独撑家庭的艰巨挑战。因此她选择了一份对孩子们而言，而并非对她自己而言是最佳的工作。这个智力才气超群的女人选择了一份看门员的工作。
在市政大厦和教堂里，她靠打扫地板、倒垃圾谋生养家。为了补贴家用和能享有所谓的“弹性时间”，每周有几个晚上和周六她都会延长工作时间帮助孩子们赚取一点零花钱。虽然这项工作收入微薄，但是每天孩子们上学前或放学后她都能在家陪伴孩子们。
我就是萨拉的一个孩子。
我希望我能说，在那些困难的日子里我为母亲，为她的适应能力和勇气，尤其当她面对失去父亲的痛苦时刻，感到自豪，但是我没有。相反，我感到羞耻，认为母亲的工作是自贬身份，自取其辱。当我满腹牢骚或忿忿不平的时候，她就会率直而平淡地告诉我：我们必须做这个工作。我们靠它生活。
许多年后，我才意识到真正应该感到羞耻的是我自己的想法和行为。我的母亲心蓄未用之才，胸怀凌云之志，她本可以从事在世人眼中更有价值的工作。我曾经为母亲的看门员工作感到羞耻，而今天我真正懂得了她，一个勤劳工作为我做出巨大牺牲的女人。
你将会走一条不同于萨拉的道路，但是你能从她的故事中学到什么呢？
在你的一生中，你将得到许多人的帮助。一些人为了你牺牲了他们的一生，也牺牲了他们自己的梦想、抱负和自尊。
任何一个你将加入或领导的公司，都会有看门员和经理、接待员和执行官，他们为公司、为你的兴旺发达、为提高生产力而尽心尽力。你可以确信，这些人正在为了他们自己和公司而努力工作，而你可能甚至连他们的名字也不知道。
当你开始思考公司重组或解雇工人的时候，记住萨拉的故事。认识到你所影响的雇员都是活生生的人，他们不是数字。每个人都是某个人的儿子或女儿，父亲或母亲。每个人都在流汗，并作出牺牲以使他人生活得更好。向他们表示你的尊重和关怀，就如同向为帮助你而作出牺牲的人们表示你的尊重和关怀。
每个人都可能是萨拉，影响另一个人生活的人——影响自己生活的人。
（摘自《记住你是谁》 【美】黛西·韦德曼编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