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为《拖延一点也无妨》写的序。
我本来不打算答应写这个序的。
如果你也和我一样有拖延症，你也一定饱尝无法兑现自己诺言时的那份内疚和煎熬。
为了内心的平静，拖延者尽量不向别人做出承诺，尽量少给自己揽事儿。事情越少，时间越充裕，却越容易把这仅有的一点儿事儿再往后拖——反正还有时间。
结果是，不但平均效率低，还因为最后赶时间而不能把事情做到最好，草草交差。每一次都对自信心产生了极大的挑战，使得下次更不敢承诺别人。进入一个死循环。
好在在报道2011年搞笑诺奖时就对当年的文学奖“机构化拖延”有所了解，凭借好奇心（其实这是一个绝佳的拖延其他事情的借口），我还是决定“百忙抽身”系统地了解一下John Perry的理论。
“结构化拖延”的革命之处在于它敏锐地指出了广大拖延者在战拖中一个南辕北辙的巨大错误：不敢轻易向别人做出承诺。以为手上的事情越少就越不容易拖延。这不但违背了拖延者的天性，还造成了工作动力的缺失。
看到这里我果断接下了这个写序的活儿。也幻想着能像Perry一样成为一个高产的拖延者。
哲学不愧为心理学之父，不得不佩服哲学家对人类心理的敏锐洞察力。结构化拖延法的核心在于抓住了人类渴望及时行乐，对未来充满理想却又害怕无聊的特点。
1999年，三位心理学家Read，Loewenstein，Kalyanaraman发现，在选择喜欢看的电影时，人们对高端大气上档次的严肃题材评价更高，但一旦问他们现在想看什么电影时，他们却选择轻松的娱乐片。
我们的这个习惯每天都被我们的电脑看在眼里，被硬盘写在心里。占据好几个G空间的公开课视频就是为了满足将来的我，而QQ、微博、和硬盘里的另一些视频才是为了服务现在的我。
尽管我们喜欢避重就轻，但无所事事的状态更让人难受。芝加哥大学的Christopher Hsee等人发现，人们宁可做一些毫无意义的事情，也不愿傻呆着。电梯间的广告、花生瓜子之类的零食、文玩核桃、麻将……这些很多时候都是为了解决无聊而存在的几乎没什么意义的事物。
当我们的 to do list 不够长时，就很难找到匹配现在状态的任务，而当事件足够多时就会有更多的选择——为了拖延最不想做的那件事，为了减少一点内疚，还是把这件比较不太想做的事做了吧，相比较起来它似乎也没有那么面目可憎了。
所以你根本无需改掉拖延症就可以变成一个高效的人。看我，还不是在拖延了一天以后码完了这些字吗？
如果人人都善用结构化拖延法，人类生产效率又将会提升一个台阶。
后记
我早就预料到在写完这个序之前一定会有新任务冒出来，为了暂时先不做那些事，我选择了先挣扎这篇。这样我就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临终之际，我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没闲着——尽管拖了一点儿，但还是干了很多事儿的。”
参考文献
Hsee, C. K., Yang, A. X., & Wang, L. (2010). Idleness Aversion and the Need for Justifiable Busyness. Psychological Science, 21(7), 926-930.
Kalyaraman, S. (1999). Mixing Virture and Vice: Combining the Immediacy Effect and the Diversification Heuristic.Journal of Behavioral Decision Making, 12, 257-2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