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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子诚:当代诗歌的“边缘化”问题

   一

   诗歌“边缘化”自然不是什么新鲜话题,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这个判断就已经被广泛接受,成为对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诗歌的没有多少争议的描述。在这一概念的普遍运用中,80年代被设定为当代诗歌的“黄金时代”,而“边缘化”进程则起始于80年代末。在批评家的叙述中,诗歌“边缘化”主要涉及诗歌的处境,即诗歌在社会文化空间的位置问题。减缩、下降、滑落等,是使用频率颇高的、用来说明“边缘化”征象的一组富动态特征的语词。“滑落”首先是指诗歌读者大量流失,诗歌写作、流通日益走上“圈子化”的倾向。作为可替换的另一相当普遍的说法,是“写诗的人比读诗的多”。因此,诗歌有时候也被称为“为生产者而生产的产品”①。对这个现象的进一步说明,是诗歌失去广泛感召力和影响力。一个相当夸张的说法是,诗歌不仅被“公众”所遗忘,而且也被文学界所忽略。空间位置的这种偏离“中心”的滑落,也表现在“文类”关系上。不要说相对于流行文化,即使在“严肃文学”的范围内,其地位也今非昔比。虽然总的来说,90年代文学的地位都在下降,不过,由于小说等本身的“通俗化”特征,遭遇的这种滑落震荡,比起诗歌来相对要小许多。20世纪中国的现代文学,小说自然占据主导地位,但诗歌在许多时候也有相当的重要性。到了20世纪末,情况发生明显变化,衡量文学成就所依据的成果,有几乎全部由小说承担的趋势,诗歌变得可有可无。在当前大学的文学教育中,当代诗歌逐渐成为点缀;专治当代文学的教授,有的对80年代以来诗歌的了解,仅限于“朦胧诗”外加80年代有限的几个诗人,对于90年代的情况则几乎一无所知。

   对诗歌“边缘化”的分析,也探及诗人的处境。诗歌地位的滑落与诗人身份、形象的暧昧不明,是同一事情的不同方面。诗人的定位和相应的写作问题,变得复杂起来。从浅表但并非不重要的层面,也就是作为谋生手段的“职业”方面看,“专业诗人”很快会从我们的词典里消失。在90年代,仅靠写诗难以维持正常生计。诗集出版的艰难,诗作稿酬的微薄人所共知②。但是诗人就纷纷“饿死”了吗?那也未必,他们也不都穷愁潦倒。“诗人兼职”(以写诗为主业)和“兼职诗人”(以写诗为副业)成为普遍现象:诗人同时又是政府官员、教授、商人、企业家、公司职员、报刊编辑……这种事实当然不是什么“新事物”。习佛学禅,在街头摆书摊默坐如一入定老僧的诗人③,会被称奇而增添诗作的分量。但是,既在官场、商场为获取最大利润博弈,同时也在灯下歌唱纯洁爱情——许多人还是没有具备将这种不同“身份”、“面孔”加以协调、综合的能力。但“职业”只是一个方面,困难之处是在新的语境中,诗人应扮演(和人们要他们扮演)何种“文化”角色。在80年代,“由于时间差——意识形态解体和商业化浪潮到来前的空白”,“诗人戴错了面具:救世主、斗士、牧师、歌星”④。“戴错”这个说法也许值得讨论,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这种种“面具”已大多自动或被迫摘下(虽然它们的“魅影”并没有消失)。在这种情况下,诗人该换上什么“面具”,不仅他们中一些人心里无数,批评家、社会公众也不大弄得明白。他们仍是“斗士”吗?有的人会觉得这是虚妄;语词锻造者吗?另一些人会觉得这是丧失社会责任感;自娱兼娱人的歌手吗?更多人肯定斥责为堕落。诗人(如果是真的诗人)本来在思维、想象方式上就有些“超常”,有的行为且有点“怪异”。这些,如果有了文化传统、神圣使命、浪漫情调的支持,往往成为美谈。一旦这种种支持撤去,那种真(或假冒的)“超常”,就可能成为令旁观者侧目的怪诞,甚至疯癫。因此,有一位诗人说,“写诗写久了总被人斜眼,后来开始写散文似乎才得到宽恕”⑤。

   诗歌地位的滑落,在90年代引发对新诗的新一轮的“认同危机”。这也是“边缘化”的另一征象。诗歌风光无限的80年代自然不会出现这样的“危机”论,即使有人提出也不会得到理睬。谈论新诗的“危机”(或“死亡”)当然也不是新鲜事,多少年就会来一次,也可以说是一种“陈词滥调”了吧。新一轮的“危机”论,是以“全球化”视境来提出论据的:百年新诗为什么没有出现“国际公认”的大诗人和经典作品?“国际公认”继“辉煌古典诗歌”之后,在“世纪末”成为摧毁新诗自信心的另一有效手段。稍具悖谬意味的是,据说“新文学”已经“终结”,但顽强质疑为“新文学”开道的“新诗”合法性仍在继续。相信即使是那些殚精竭虑的新诗辩护者也不会反对检讨新诗的问题、阙失。问题是这种反省,在许多时候都以历史的“后设”的方式,来“彻底”动摇新诗发生、存在的根基。1958年的新诗发展道路论争的主导意向就是这样;90年代的质疑,也具有相似的逻辑。

   二

   可以发现,近年来对于诗歌“边缘化”的分析,存在着两个支撑点。一是现象描述与价值评价的重叠、交错,即它不仅是有关现象的说明,而且在不少论者那里,是诠释性的批评概念。另一个是“80年代”被设定为事实观察、评价的基础。从前一个方面说,在不少论述中,“边缘化”不仅用来廓清诗歌空间位置移动、变化的轨迹,而且蕴含着对诗歌事实(诗人和作品)的评价,因而,“边缘化”也意味着诗歌水准、质量的下降,诗坛出现衰败、空疏的现象。至于“80年代”作为观察、阐释的基点,这个基点发挥的是参照物、构造材料、评价尺度等多种功能。

   值得讨论的问题是,“80年代”在多大程度,在什么意义上,可以作为评述90年代以来诗歌的基点?为什么对90年代以来的诗歌“败象”的指责,是以与“80年代”比照作为前提的?80年代自然对当代诗歌十分重要,相信不少经历或未经历的后继者对它都会存有感念之心。在打开诗人、读者被束缚、禁锢的感受性上,在释放诗歌创造的能量上,80年代起到重要作用;那个时代获取的感受、经验,也仍是宝贵的财富。但是,以“朦胧诗”(一些诗人、批评家强烈反对这个概念,认为应该是“今天诗群”)为核心的“80年代”诗歌经验,有被“窄化”,同时也被“固化”的情况发生。“窄化”指经验的排他的性质,而“固化”则意味着与特定条件的脱离。诗歌史良性的“经典化”运动,应该是既能提供可信的“标准”,也有助于容纳、开放(而不是封闭)后来的经验。在有关90年代诗歌“边缘化”的论述中,“朦胧诗”(或“今天诗群”)的经验、“遗产”,既有继承、转化不够的情况,也有被抽离语境加以固化、成为僵硬标尺并转而用来贬抑后来的探索成果的问题。其实,80年代的诗歌,对诗歌创造可能性的开发还是有限的,诗与“时代”、与个体生活关系的建立,现代汉语诗意能力的发掘等,这里面的复杂方面和呈现的多种可能,后来才得以逐渐展开。确立一种对“新时期”以来的诗歌现象进行描述的批评框架,80年代以后所进行的探索,所产生的新的经验,也应该接纳其中。

   宇文所安的一篇文章中,在摘引北岛诗《雨夜》⑥的某些段落之前有这样的话:“避免写出下面这样的诗句,大概是一个诗人需要学习的最重要的事情”。作为一位远隔重洋、有着不同的文化、政治处境的美国学者,对某一作品的感受和中国读者的感受不同,完全可以想到。不过,即使是中国读者,对这些作品产生的反应也不会一成不变。宇文所安称赞了“朦胧诗”一代诗人使用、组合意象比起“前辈诗人”的大胆,说他们在诗题选择和情感表现等方面所做的革新,对西方读者而言可能不觉得有多大胆,“可在中国文学保守主义的语境里”,他们所引起的振奋,“应该不亚于诗歌中的现代主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带给西方读者的兴奋”。因此他说,“大胆是一种相对的品质”⑦。“相对”基于它存在的特定环境和产生的具体条件。我们所说的不将80年代诗歌经验“固化”,就是指避免脱离诗歌文化语境抽象谈论,也指将这种已被抽象的经验重新“语境化”。“语境化”是一种重视历史时间的“限定”,是不将经验转化为不为时空所制约的教条⑧;这恰恰是激活了经验所具有的生命力,一种能够与其他的经验对话、容纳另外的经验的能力。

   三

   在对90年代诗歌“边缘化”的讨论中,另一种思路是将其放置在20世纪中国新诗整体的历史脉络中观察⑨。奚密认为,新诗(她使用了“现代汉诗”的概念)的“边缘化”在其出现之时就已发生,一开始就处于“两个世界”的边缘,“一是迅速转化中的传统社会,一是日趋以大众传播和消费主义为主导的现代社会”。因此,“边缘化”不是某一阶段的现象和历史过程中的特例,而是“一个现代现象”,是必然的产物和演化过程,也是“现代汉诗”的“现代本质”,它的“美学和哲学特征”。在这样的意义上,奚密有时候也使用了“边缘性”的说法。的确,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诗歌曾经享有优越的地位。它是政治权力擢升的阶梯,也是上层人际交往的精致形式。但在新诗发生时,这个“传统社会”已经解体,诗歌原有的至尊地位和政治文化功能,都已失去。可是,在现代社会中,诗歌又不能和大众传媒竞争以吸引广大消费群体,因此,现代诗歌眼看着它被推到“新世界”的边缘而无能为力。从新诗的这一历史脉络上看,发生在90年代的“边缘化”现象其实是这一历史过程的延续;它所引发的诸多问题、矛盾,可以从新诗历史中发现其来龙去脉。

   不过,奚密的描述显然存在一些问题,她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无论是从新诗的“现代本质”方面,还是从它在社会文化空间的位置方面,“边缘性”的概括并不能完全切合事实,中国新诗历史也存在连贯的、强大的靠拢、进入“中心”的潮流。且不说“五四”期间新诗的倡议、推动者,在展开他们的工作的时候就预设了新诗在文化革命、社会革命中的重要地位,而且,从20年代后期开始,诗人、理论家、政治人物等都在积极寻求诗歌参与社会运动、文化运动的途径、方式。如在批评诗歌唯美主义的“象牙塔”倾向,批判诗人对“现实”逃避的同时,提倡诗歌平民化、大众化,探索诗歌民族形式,推动“诗歌下乡”、“诗歌入伍”,发起街头诗、朗诵诗、新民歌运动,创造“政治抒情诗”的体式等等。以至台湾的“乡土文学”运动的展开,也都是这种努力的表现。不用说上世纪50-70年代的“大跃进民歌运动”和“政治抒情诗”潮流,即是“天安门诗歌”,也是诗直接介入社会政治的事件。至于80年代初的“朦胧诗”,其话语形态虽然表现了疏离“中心话语”的边缘性,但从另一角度看,诗歌本身是当时社会运动的重要构成,它并没有被“边缘化”(这也是为什么它后来成为甜蜜追忆之源)。对于这种种的非边缘化现象,奚密等给出的解释是,“20-40年代‘革命文学’的旗帜可视为对诗边缘化现象的一种否定性反应”⑩。她暗示的是,这种不满边缘位置、强烈要求回归中心的反应,应放置在需要检讨的位置上;这种对于“边缘化”的“反动”,是损害了诗歌的独立,损害了与“中心话语”的必要距离的维护,缩小了在实验中摸索诗歌自身法则的空间。

   这一描述和评价,当然是建立在对于“纯诗”和有关诗的“独立性”信仰的基础上的。但是,如果考虑到中国20世纪的历史、社会情况,考虑到新诗所属的“新文学”那种强烈的社会性特征,以及并非可以全部当作负面现象的“介入”品质,那么,以“边缘”这一诠释、批评观念对新诗历史的描述,可以改换另一方式。也许可以认为,新诗历史,就是维护“边缘”地位与走离边缘地位而进入“中心”的两种诗学主张、诗歌潮流交错、变换、冲突、协商的历史。对不同走向的诗学主张和实践,并非可以不问具体情况作绝对化的价值判断,它们具体的诗学成就和存在的问题,也需要分别予以细致的分析。自然,由于“介入”的诗学和诗歌实践在大多数时间里占据主流地位,因此,维护“边缘”地位的诗歌的文化价值、诗歌能力的开发,在20世纪显然很不充分;它们也容易被加上“逃避现实”、“技巧主义”等帽子之后受到攻击。因为这些批评往往以社会良心等道德姿态加以支持,就更有力地瓦解了被批评者的可怜的自我辩护能力。

   四

在90年代以来的市场经济、消费主义的时代,诗歌进入文化“中心”的条件已不再具备,“边缘化”的压力和产生的失落感,比任何时代都浓重和刻骨铭心(11)。因此,作为新诗历史的一种“惯性”运动,

出现了种种脱离“边缘”、寻找靠拢“中心”的意愿和“对策”。对策之一是,重新呼唤诗对社会生活的介入,对批判、改造社会功能的承担,呼喊那种“直线运行”的抒情模式,企望重振诗人的文化“斗士”意识。与此并行的是,批判90年代的那种所谓“严重脱离现实”、“背叛底层利益”的病症。这种要求不能说没有一点根据,但却忽略了新的时代的复杂特征和这个时代的诗歌问题。“诗是一种行动的语言,一种改造社会的工具,还是个人与社会的一种对话,一种思维与想象的言说?诗人是社会英雄、文化斗士,甚或先知和预言家,还是一个像罗兰•巴尔特说的既非信仰的骑士又非超人,只能在寄寓权势的语言中游戏的凡夫俗子?写诗是根据‘社会订货’的需要,还是表达内心的感动与领悟,出于交流和分享的愿望?”应该是“以‘社会’、‘现实’、‘读者’的名义来规范诗歌,还是以诗歌来包容社会和现实,以‘诗的方式’来展开语言实践和文化想象”(12)?

   为了解决“诗歌”被冷落、读者流失的困境,诗歌的“通俗化”、“平民化”的命题再次提出,期望虚拟的“大众”的参与,争取被影视、流行歌曲所控制者的部分眼光,改变诗歌高高在上、晦涩难懂的不良形象。在实践中,诗歌的门槛也确实大大降低。但“大众”其实并不领情。出乎诗人意料的是,深奥、晦涩的诗,与通俗易懂、几乎人人可以参与的诗,同样是拒绝、嘲笑的对象。诗人不要存有太多虚妄的期待。读难懂的诗与读通俗的诗,其实都是同样的人。大白话的“口水诗”的出现,反倒是置诗歌存在的理由、价值于可疑之地。

   为了解决诗歌“边缘化”的问题,另一个重要的应对是扩大诗歌传播、流通的手段,特别是利用“多媒体”的手段。这当然是有益的工作,是值得肯定的努力,也已经取得一定成效。舞台演出,由专业演员担纲,通过电视转播的诗歌朗诵会,诗人对自己作品的朗诵会,各地大大小小的诗歌节,各种诗歌联谊会、诗会、酒会,各种诗歌评奖活动,发布各种诗歌排行榜等等,都是这种努力的各种样式,形成在诗歌“边缘化”中的异乎寻常的“诗歌热”景象(13)。诗歌由此扩大它的影响,一些读者(观众)也似乎由此“亲近”了诗歌。但是问题也仍然有它的另一面。有的热闹喧哗的诗歌活动,“只能被称为一幕幕热闹的‘诗歌嘉年华’。不仅暗中取悦‘嘉年华’的主办者与观赏者,也同时取悦并深深满足着其自身的怀旧需求”;“除了酒精衡量的诗人真性情之外,探讨诗歌和展示诗歌都成了走过场”(14)。诗歌也需要“流行”,但诗歌与“流行文化”是否需要界限?这是近年“诗歌热”提出的问题。

   诗歌“边缘化”并不意味着诗歌不再必要,也“并非‘可能性已经被耗尽了’,而是被转化了”(15)。因此,“边缘是语言艺术,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策略”(16)。它意味着与“中心话语”(政治的、流行文化的)的必要距离,探索人的生存的一切方面,包括提供新的感受性,从人的精神处境出发,发挥诗歌的难以替代的文化批判价值。也正因为如此,“边缘”并不完全是有关诗歌地位的负面判断。对于认识这个时代的问题,以及这个时代的诗歌问题的诗人来说,“边缘”是需要身心(包括语言)的“抵抗”才能实现的位置,是有成效的诗歌实践的出发点。

   注释:

   ①参见柯雷《何种中华性,又发生在谁的边缘?》,载《新诗评论》2006年第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②例子之一是,笔者和程光炜编选的诗歌选集,出版社付给诗人的稿酬是每行一元。

   ③诗人周梦蝶1962年习佛学禅,在台北武昌街头摆摊默坐,专卖冷僻的诗集、哲学书籍。

   ④北岛:《失败之书》,汕头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8页。

   ⑤北岛:《失败之书•自序》。

   ⑥“假如明天早上/枪口和血淋淋的太阳/让我交出青春、自由和笔/我也决不会交出这个夜晚/……”

   ⑦宇文所安:《什么是世界诗歌?》,载《新诗评论》2006年第1辑。

   ⑧宇文所安指出,对北岛等诗人在80年代的大胆革新,以及他们的诗作产生的“振奋”的反应,应该放在特定语境中看待,但他在谈及西方诗歌和中国古典诗歌的时候,却认为存在着一种能脱离具体时空的“品质”。因此,他说,“大胆引起的兴奋当然不会持久……烟雾散尽之后,常常看到真正的诗”。事实上,烟雾“散尽”之后,也还是会有近似或不同的烟雾环绕。

   ⑨奚密的论述,参见她的《从边缘出发》一书的第一章“从边缘出发:论现代汉诗的现代性”,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⑩(16)奚密:《从边缘出发》,第23页,第53页。

   (11)对这个时间中国大陆的诗歌状况,王光明使用了这样的感受性描述:“灯光暗转,垂幕放下,剧情已新……许多东西一夜之间从悲剧变成了喜剧”,“诗歌似乎真地走入了黄昏与黑夜”(《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07-610页)。

   (12)(15)王光明:《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第612-613页,第611页。

   (13)据统计,在2005年,各种诗歌节、诗歌朗诵会、联欢会、诗歌评奖等活动,全国有将近60回之多(参见周瓒《2005年中国大陆诗界回顾》,载《新诗评论》2006年第1辑)。

   (14)徐敬亚、陈东东的话,转引自周瓒《2005年中国大陆诗界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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