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千古文章未尽才”来表达对鲁迅早逝的遗憾。的确，五十六岁，正是一个作家、一个学者、一个思想家刚刚步入生命的金秋的时候，然而，鲁迅却在这个年龄辞别了人世。尽管鲁迅未到五十时，便被称为老人且也自认为老人，但放在今日，他应算是“英年早逝”了。如果考虑到母亲鲁瑞老人和两位胞弟周作人，周建人都得享高寿，我们就有理由认为，鲁迅原本也是应该多活几十年的。在这个意义上，用“未尽才”来表达对鲁迅过早离开人间的惋惜，也不无道理。
然而，与“未尽才”相比，“未尽情”，“未尽思”恐怕更为合适。鲁迅一生写下过大量文字，发表过许多见解，倾吐过种种情感、思绪，但，内心深处最真切的一些感受，最深沉的一些情思，却连同他瘦小身躯一起，走进了“坟”。有一种普遍的看法，即认为鲁迅是敢说真话是直抒胸臆的，如果做外在的比较，即将鲁迅与其他人相比，这种特色自然很明显，但如做内在的比较，即把鲁迅已经说出的真话与心里仍留着不说的真话相比，那也许就不能认为鲁迅是尽情说真话尽情地抒胸臆的。鲁迅说出过许多真话，这些真话至今仍振聋发聩，给我们以无可取代的启迪和教益。但用一个大家熟悉的比喻，鲁迅已说出的真话和郁积在心中未说的话相比，恐怕也就如冰山的水面部分和水下部分一样。
一、“在悲愤中沉静”
人们常常使用“心扉”这样一个很形象化的比喻。如果说心是有着门户的，那么，这门户通常是多重的。每重门里，存放的东西都不一样，越往深处，所藏的便越隐秘。而鲁迅的说真话和抒胸臆，常常不过是开启了外面的几重门，至于心灵最深处的那道门，则大多数时候是紧闭着的，在一生中，偶然有过半开半闭的时候，至于将那道门完全敞开，则从来未曾有过。
在鲁迅的文字中，可以分成两种部分。一种是那种面对社会的洞察，是表达对某种社会现象的感受、看法；一种是面对内心的审视，是抒发内在的某种情感、思绪。前者可以称之为启蒙性的文字，后者可以称之为抒情性的文字。应该说，那种较纯粹的抒情的文字，表达的是鲁迅内心更深处的情思。但这两部分文字也很不成比例，前者大大超过后者。如果说鲁迅著作如一片海，那种较纯粹的抒情的文字，则像海面上星星点点的浮冰。个中原因，王晓明先生在《潜流与漩涡》前两章中，曾从创作心理的角度有过细致的分析，他认为这是因为鲁迅的社会启蒙意识过于强烈，抑制了那种抒情冲动。总想以文干世，总渴望文章能对启发民智，改造社会有所裨益，于是，便难以不计功利地尽情抒发内心的情愫。这不但导致鲁迅纯粹抒情的时候很少，而且还使得鲁迅即使在抒发内心情思时，也忘不了时时针砭一下社会，也要顺手在某些人的鼻子上涂一点白粉，或“顺脚”把某具陈尸踢一下。也就是说，鲁迅即便在抒情的时候，也是三心二意的。
鲁迅的那些抒情色彩浓烈的文字，大多见于小说集《彷徨》和散文诗集《野草》中，除《野草》中有几篇写于1926年外，这两本集子中的文字，都写于1924和1925这两年。至于到上海以后，这类较纯粹的抒情的文字，便极少了。在我的印象里，只有《准风月谈》中的《夜颂》和《秋夜纪游》这几篇，尚能多少见出《野草》余韵。而这似乎也是为了与当时的新闻检查机关“较劲”才偶一为之的。迫于国民党文化专制的压力，《申报·自由谈》刊出“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的启事。鲁迅为显示“谈风云的人，风月也谈得”，为显示“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也是一种“风月”，便写了《夜颂》，《秋夜纪游》这一类文字，也唯其如此，抒情在这类文章中，只是一种外衣，其笔尖仍然是针对社会现象的。
鲁迅晚年对居住在上海，虽然始终感觉不适，因而有一种逆旅心态，但文化心态，与北京时期相比，则显得沉静多了。1918年，鲁迅参与到新文化运动中后，有过一段慷慨激昂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字，大多感情外露、情绪较激烈。新文化运动落潮后，又有过一段悲观、苦闷、彷徨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字，大多阴郁、灰暗，甚至有些晦涩，较多地触及了内心最深处的情思。而在上海时期，则既没有那种慷慨激昂，也没有那种阴郁、灰暗和晦涩，文字更从容也更冷峻，更舒缓也更老辣。试将《坟》，《热风》等北京时期的杂文与上海时期的杂文对照起来读，便会明显感到二者在语调、情绪上的差异。北京时期的杂文，如果说像那种燃烧着的明火，那上海时期的杂文，则更像那种通红的炭火。鲁迅晚年的文章，似乎很少“动怒”，甚至很少“动情”，下起笔来，总那么不紧不慢，那样冷静沉着。这当然也有外在原因。上海时期，文网甚密，言论的自由度较北京时期小，稍稍过激一点的文字便不能面世，这也迫使鲁迅在行文时要敛心静气。但这还不是全部原因。另一种原因，恐怕还在于心态的变化。晚年的鲁迅，文化心态，又趋于沉静，但这种沉静，并非指心如古井，而是指痛苦的沉淀和凝固。面对同一种丑恶现象，如果在“五四”高潮期，鲁迅也许会愤激得多，影响到文章，也会更热烈，但在上海时期，则只是慢慢地分析，细细地解剖。
当然，“动情”的时候也有。例如，《为了忘却的记念》，便是晚年较“动情”的文字。但若与写于北京时期的《记念刘和珍君》相比，则情感仍然收敛得多。两篇文章中，都写到了闻知噩耗后的心情，不妨将二者做些对比。
《记念刘和珍君》：
我在十八日早晨，才知道上午有群众向执政府请愿的事；下午便得到噩耗，说卫队居然开枪，死伤至数百人，而刘和珍君即在遇害者之列。但我对于这些传说，竟至于颇为怀疑。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况且始终微笑着的和蔼的刘和珍君，更何至于无端在府门前喋血呢？
然而即日证明是事实了，作证的便是她自己的尸骸。还有一具，是杨德群君的。而且又证明着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的伤痕。
但段政府就有令，说她们是“暴徒”！
但接着就有流言，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
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为了忘却的记念》：
天气愈冷了，我不知道柔石在那里有被褥不？我们是有的。洋铁碗可曾收到了没有？……但忽然得到一个可靠的消息，说柔石和其他二十三人，已于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在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枪毙了，他的身上中了十弹。
原来如此！……
在一个深夜里，我站在客栈的院子中，周围是堆着的破烂的什物；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然而积习却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凑成了这样的几句：|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将这两段文字对比，明显感到前者更激烈，叙述、议论、抒情交织在一起，而且抽象的，一般的议论和抒情较多；而后者，则感情更深也更细腻，议论，抒情也更切实。尤其是，后者中，当写到闻知柔石已被杀，且身中十弹时，只写下了“原来如此！……”这样一行文字。这一个惊叹号和一个省略号里，包含着多少悲哀、愤怒，但鲁迅却“欲说还休”，把愤火抑制住了。“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这是议论和抒情，与“惯于长夜过春时……”这首诗相比，情绪，心态也很有异。正如鲁迅自己说的，后者让人品出悲愤中的沉静和沉静中的悲愤——而这也正可用来说明鲁迅晚年在上海时期的某种心态。
在写于离粤赴沪前夕的《答有恒先生》中，鲁迅说：“现在倘再发那些四平八稳的‘救救孩子’似的议论，连我自己听去，也觉得空空洞洞了。”如果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高潮期，鲁迅的文字中，那种抽象的，一般的议论较多，那么，晚年在上海，言论则更为质朴、切实，更偏重于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在上海期间，他曾强调：“世间许多事，只消常识，便得了然。”他发现，许多荒唐的现象荒唐的言论，都是因为无视常识引起的，因此，他常常从常识的角度提出和分析问题。例如，1929年7月26日《新闻报》的《快活林》里，有人写文章称颂成吉思汗对俄国的征服，说什么“谓非吾国战史上最有光彩最有荣誉之一页得乎”，鲁迅便指出这是一种“白痴”的说法：“成吉思汗‘入主中夏’，术赤在墨斯科‘即汗位’，那时咱们中俄两国的境遇正一样，就是都被蒙古人征服的。为什么中国人现在竟来硬霸‘元人’为自己的先人，仿佛满脸光彩似的，去骄傲同受压迫的斯拉夫种的呢？”在《花边文学》中，还收有一篇《水性》，写于1934年夏季。我读这篇文章，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因为天气连续大热，报上几乎每天都有下河洗浴淹死的记载。鲁迅觉得，都市里的人，不但不能浮水，而且似乎连水能淹死人的“常识”也忘却了，“平时毫无准备，临时又不先一测水的深浅，遇到热不可耐时，便脱衣一跳，倘不幸而正值深处，那当然是要死的。”于是鲁迅便告诫人们，要下水，最好是先识得水性，懂得水能淹死人的道理，“学一点浮水功夫”，“其次，倘因了种种关系，不能学浮水，那就用竹竿先探一下河水的浅深，只在浅处敷衍敷衍；或者最稳当是舀起水来，只在河边冲一冲，而最要紧的是要知道水有能淹死不会游泳的人的性质，并且还要牢牢的记住！”同时，他又告诫人们，倘若溺水时，有人来救，“应该毫不用力，一任救者托着他的下巴，往浅处浮。倘若过于性急，拼命的向救者的身上爬，则救者倘不是好手，便只好连自己也沉下去。”这篇文章，因为所论既非一种重大的社会现象，亦非一种思想文化问题，容易被人忽略。但我以为，这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鲁迅的特异和伟大。很难想象，有另一个具有崇高文化地位的人，会关心夏日里游泳者的生死问题，会提笔写这样的文章。要说启蒙，这也可算一种。这虽然不关乎国民性一类大问题，但却关乎若干人的生命，——而鲁迅对生命的无价值的丧失，总是很痛心的。在《水性》结尾，鲁迅写道：“现在还要主张宣传这样的常识，看起来好像发疯，或是志在‘花边’罢，但事实却证明着断断不如此。许多事是不能为了讨前进的批评家喜欢，一味闭了眼睛作豪语的。”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的文学艺术界，文化学术界，常常有人从异域弄过来一些理论学说，完全无视中国实际，大肆贩卖。这些理论学说，像一些五彩斑斓的大气球，在空中飘来飘去。鲁迅在上海期间，也感受到了这种气球的压迫，于是，便常常用一根常识的小刺将其戳破。
悲愤中的沉静，使得鲁迅轻易“不动怒”，“不动情”。有人说，晚年在上海时期的鲁迅，心态某种意义上又回到了“五四”以前坐在会馆里抄古碑的时期，这确乎有一定的道理。在北京经历了“五四”落潮后的复古与倒退，在广州目睹了国民党“清党”中的大屠杀并被血“吓得目瞪口呆”，鲁迅又陷入深深的悲观和绝望。也是在《答有恒先生》中，鲁迅曾说：“我觉得我也许从此不再有什么话要说，恐怖一去，来的是什么呢，我还不得而知，恐怕不见得是好东西罢。但我也在救助我自己，还是老法子：一是麻痹，二是忘却。”所谓“麻痹”与“忘却”之所以是“老法子”，就因为抄古碑时期用的便是这法子。鲁迅晚年，虽然一直在发言，但内心最深邃最隐秘的一角，却沉默了。心灵最深处的那扇门，贴上了封条。
二、“其实我何尝坦白”
在收入《坟》中的《论睁了眼看》中，鲁迅指出了中国人的一种文化心理现象，同时也是一种中国的文艺现象，即“瞒和骗”。中国的文化，对于人生和社会的真相，向来没有正视的勇气。先是不敢正视，久而久之，则失去了正视的能力。于是，“瞒和骗”，便不仅仅是一种有意识的自欺欺人，更是一种下意识的行为，一种近乎本能的趋向。近乎先天地缺乏正视人生和社会真相的能力，也就意味着近乎先天地具备着“瞒和骗”的能力，——鲁迅对这一点的揭示，
是异常深刻的。即便在今天，这样一种现象仍然在中国文人和中国文艺中存在着。鲁迅说：“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
那么，证实于鲁迅自己，情形又如何呢？
鲁迅既敢于又能够正视人生和社会的真相。从根本上来说，这正是使鲁迅成为鲁迅之处，鲁迅的痛苦和伟大在相当程度上都根源于此。与传统文人相反，鲁迅先是不愿自欺，后便是不能；先是不想不睁了眼看人生和社会，后则是想在人生和社会的真相面前闭了眼而不能。“瞒和骗”，应该是一种近乎本能的能力。而鲁迅则像生理上失去了某种免疫功能一样，在心理上失去了“瞒和骗”这种功能，于是，便只得终生品味着深重的苦痛。本来，以鲁迅的资质，以鲁迅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心的洞察，完全可以活得潇洒舒适、心得意满，完全不必那样痛苦并过早地离开人间，但由于失去了“瞒和骗”这样一种心理机制，悲苦的命运也就被注定了。坦率地说，鲁迅也曾想找回这样一种心理机制。在《呐喊·自序》中，便说：“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所谓“种种法”，也就是读佛经，抄古碑之类。然而，所谓“奏了功”，也仅仅是不再“慷慨激昂”，至于内心的痛苦，却并不能真正消泯。鲁迅是不愿在日记中吐露情感的，但在那段读佛经，抄古碑的时期，日记中有时会有“可哀”，“可怜”这样一些字眼出现，这也说明，虽“用了种种法”，但仍不能真的做到“麻醉和忘却”。“瞒和骗”是一种自欺欺人，在这里，自欺与欺人，并不是两个步骤两件事情，而是同时完成的。鲁迅既不能做到自欺，那么，如果能尽情地把所正视的人生和社会的真相说出来，如果能无所顾忌地把内心的苦闷、愤怨倾吐出来，也许会好受些。然而，鲁迅却不敢，不愿，也不能。于是，鲁迅便只得在并不能自欺的情形下“欺人”。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把真话说尽，在动笔时瞻前顾后，考虑哪些话可说哪些则不可说；二是有时不免说些自己也并不相信的话。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对他人的“瞒和骗”，尽管这与鲁迅所憎恶的那种“瞒和骗”不可同日而语。
鲁迅多次“闪烁其词”地言及自己并不充分说真话，并且也会说“假话”。
在《写在〈坟〉后面》中：“偏爱我的作品的读者，有时批评说，我的文字是说真话的。这其实是过誉，那原因就因为他偏爱。我自然不想太欺骗人，但也未尝将心里的话照样说尽，大约只要看得可以交卷就算完。”
在《呐喊·自序》中：“……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
在1925年5月30日致许广平信中，也说过：“我所说的话，常与所想的不同……我对人说话时，却总拣择那光明些的说出……”
1924年9月24日致李秉中信中，则说：“其实我何尝坦白？……我不大愿意使人失望，所以对于爱人和仇人，都愿意有以骗之……”
鲁迅晚年，内心最深处的那扇门关得很紧，也可以说，对他人的“瞒和骗”的意识更加明确。在写于1924年2月的小说《祝福》中，鲁迅对“我”是否应该对祥林嫂“瞒和骗”，还是持不肯定态度的。当祥林嫂问“我”人死后是否有灵魂，死了的一家人能否在阴间相见时，“我”用“说不清”来模模糊糊地搪塞过去了。祥林嫂当天夜里便死了。于是，“我”有了些许悔意，觉得“人何必增添末路的人的苦恼，为她起见，不如说有罢。”写《祝福》的时候，正是鲁迅的彷徨时期，正在进行自我审视，正在思索着此后应采取怎样的精神姿态，怎样的发言方式。虽然觉得有时应该骗骗人，但仍有些犹疑。而晚年在上海期间，这种“骗人”意识却变得很坚定了。在《且介亭杂文末编》中，收有一篇《我要骗人》，写于1936年2月，鲁迅在这篇文章里，写下了这样一些话：“为了希求心的暂时的平安，作为穷余的一策，我近来发明了别样的方法了，这就是骗人……倘使我那八十岁的母亲，问我天国是否真有，我大约是会毫不踌蹰，答道真有的罢。”“我要骗人”，——当鲁迅写下这几个字，内心的沉痛是可想而知的。在这篇文章中，鲁迅隐约地透露了对“披沥真实的心的时光”的渴望。我想，鲁迅其实是一直有着将“真实的心”无保留地坦露出来的冲动的。这种冲动，晚年在上海期间也时时在心中涌起。当鲁迅说“我要骗人”时，意味着这种冲动正强烈。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最“真实的心”不能披沥，真是一种莫大的苦痛。这“真实的心”，如一条毒蛇，在鲁迅内心最深处挣扎着，奔突着，想要破门而出，不能，它便愤怒地咬啮着鲁迅的胸腔。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鲁迅是被这条毒蛇活活咬死的。
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写到柔石和冯铿时，有这样一段话引起了我的注意：
他终于决定地改变了，有一回，曾经明白的告诉我，此后应该转换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我说：这怕难罢，譬如使惯了刀的，这回要他耍棍，怎么能行呢？他简洁的答道：只要学起来！
他说的并不是空话，真也在从新学起来了，其时他曾经带了一个朋友来访我，那就是冯铿女士。谈了一些天，我对于她终于很隔膜，我疑心她有点罗曼谛克，急于事功；我又疑心柔石的近来要做大部的小说，是发源于她的主张的。但我又疑心我自己，也许是柔石的先前的斩钉截铁的回答，正中了我那其实是偷懒的主张的伤疤，所以不自觉地迁怒到她身上去了。——我其实也并不比我所怕见的神经过敏而自尊的文学青年高明。
这段话里，透露出鲁迅的一种隐秘的心思。柔石要做“大部的小说”，竟使鲁迅产生一丝“妒意”，甚至“迁怒”到冯铿。这说明，做大部小说的愿望，在鲁迅心中是一直存在着的。如果鲁迅能以一种“大部的小说”的形式，把“真实的心”尽情地倾吐出来，把胸腔里那条躁动不安的毒蛇悉数释放出来，那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上，会有一座真正的丰碑。——但终于没有，终于多少话，欲说还休。
鲁迅“真实的心”到底是什么颜色，是怎样的模样，从《彷徨》和《野草》中你能窥豹一斑。不敢揣测鲁迅“真实的心”的全部色彩和内涵，但有一点却可以断言，即这心，是有着相当灰暗，阴郁的部分的，是有着极度的悲观和绝望的。《野草》是“真实的心”的一次有节制的，同时又是曲曲折折的披沥。《野草》的晦涩，除了“不能直说”这种外在的原因外，恐怕也因为鲁迅有意识地下笔朦胧，不想让人把自己的真心看得太清楚，太分明。对自己“真实的心”，鲁迅既不想也不能全部隐瞒，但却又不想也不能全部坦露。可以说，鲁迅写作时总在掂量着，权衡着。
1933年3月，鲁迅出版过一本《自选集》。从已有的许多作品中，选取若干篇，集成一册，通常总是择出那种在艺术上最成功的，或者最具有个人意义的。但鲁迅在收入《南腔北调集》的《〈自选集〉自序》中，却这样说自己的取舍标准：“……将材料，写法，都有些不同，可供读者参考的东西，取出二十二篇来，凑成了一本，但将给读者一种‘重压之感’的作品，却特地竭力抽掉了。这是我现在自有我的想头的：‘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那被抽掉的给读者一种“重压之感”的作品，也就是较多地具有着鲁迅的“真实的心”的作品了。虽云抽掉，但却是“竭力”，也就意味着并未都将“真实的心”抽干净。在是否应该坦露着真心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坦露真心的问题上，鲁迅内心始终是矛盾着的。
《自选集》是从《野草》，《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朝花夕拾》五本集子中选取的，看看鲁迅选取了哪些，又排除了哪些，或许能从一个侧面窥见鲁迅的“真实的心”。
《野草》中选取的有：《影的告别》、《好的故事》、《过客》、《失掉的好地狱》、《这样的战士》、《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淡淡的血痕中》，共7篇。《野草》集中，最阴郁最冷气逼人的《墓碣文》、《颓败线的颤动》、《复仇》、《复仇（其二）》等都落选了，另一方面，像《我的失恋》、《雪》、《风筝》、《狗的驳诘》、《腊叶》这一类比较轻灵的作品，也没选取。选取的作品，一般都具有这种特色，即既给人一定的“重压之感”，又透露出昂扬之情。
《呐喊》中选取的有：《孔乙己》、《一件小事》、《故乡》、《阿Q正传》、《鸭的喜剧》，共5篇。《狂人日记》、《药》、《风波》这几篇都抽掉了。
《彷徨》中选取的有：《在酒楼上》、《肥皂》、《示众》、《伤逝》、《离婚》，共5篇。值得注意的是，《孤独者》未选。《在酒楼上》与《孤独者》意旨相似，但《孤独者》显然不但更具有深度和光彩，而且也更能给人以“重压之感”，对于鲁迅来说，也最具有个人意义。我猜想，鲁迅在这两部作品的取舍上，一定有过犹豫，有过思想上的斗争。但鲁迅最终还是选取了《在酒楼上》而删去了《孤独者》，这显然有点“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意味。两部作品都算较多地披沥了鲁迅“真实的心”，而鲁迅既不愿将二者都淘汰，又不愿选取那更多地具有着自己“真实的心”的《孤独者》，——这种心理，不能说不很微妙很耐人寻味。 《朝花夕拾》中选取的有：《狗·猫·鼠》、《无常》、《范爱农》，共3篇。《父亲的病》、《琐记》、《藤野先生》这几篇记叙着作者心路历程的作品未被选取。
从《野草》中《墓碣文》、《颓败线的颤动》、《复仇》，《呐喊》中《狂人日记》、《药》、《风波》，《彷徨》中《孤独者》以及《朝花夕拾》中《父亲的病》、《琐记》一类作品的被抽掉，我们可以对鲁迅那“真实的心”有几分了解。而从已选的作品中，则可见出鲁迅的一种心态：既想将真心传递给人，但又不想传递太多。
三、“我的顾忌并不少”
在《写在〈坟〉后面》中，鲁迅说：“有人以为我信笔写来，直抒胸臆，其实是不尽然的，我的顾忌并不少……我毫无顾忌地说话的日子，恐怕要未必有了罢。”鲁迅可说一直在渴望着能毫无顾忌地说话，能将内心最深处的那扇门彻底打开，将里面积压着、翻腾着、燃烧着的一切都倾泻出来。但他终于没有这样的机会，而且他也深知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不会有这样的机会，那“真实的心”，只能被带进坟墓。哪怕仅仅从这一点看，也应该说命运对鲁迅是过于残酷了：它使鲁迅丧失了“瞒和骗”的能力，却又不允许他不“瞒”和不“骗”。
那么，鲁迅的顾忌到底有哪些呢？照我的理解，有这样几个方面：
1.怕唤醒了青年，使之感觉敏锐，徒然感到痛苦。
鲁迅是怀着启蒙的动机提笔写作的。直到晚年，启蒙的意识仍然不曾衰竭。但他又对启蒙始终怀有疑虑。启蒙是否能奏效？如果启蒙的结果，并不能使社会得到改变，而只是唤醒了一部分青年人，使他们在依然黑暗的社会里倍感痛苦，甚至使他们成为旧社会的刀下鬼，那么，唤醒他们也许便是一种“罪过”。《新青年》创刊时，鲁迅之所以并不热心，也就因为对启蒙本身有着怀疑。《呐喊》的“自序”中，他曾写到，当钱玄同来建议他写文章时，他做了这样的回答：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后来鲁迅虽然加入了启蒙的行列，但先前的担忧并未消失。这就使得他在启蒙时，并不敢把自己所正视到的人生和社会的真相说尽。
鲁迅一方面憎恶中国人的“瞒和骗”，但同时又感到，在一个黑暗的社会里，作为个体，还是能够“瞒和骗”较为容易生存，较少感觉痛苦。
如果说，在先前，鲁迅还只是感到启蒙有可能导致徒然唤醒一部分青年，令他们倍感苦痛的结果，那么，在广州目睹了众多青年人死于国民党“清党”的大屠杀时，鲁迅的担忧似乎变成现实了。他怀疑遭受苦难的人之中，或许有的正是因为读了自己的文章，受到刺激，心灵被唤醒，于是挺身而出，加入反抗黑暗改造社会的行列。这种怀疑使他很痛苦。鲁迅觉得自己是在为旧社会的吃人宴席泡制“醉虾”。在《答有恒先生》中，鲁迅倾吐过这样一种“悔恨”：
……我曾经说过：中国历来是排着吃人的筵宴，有吃的，有被吃的。被吃的也曾吃人，正吃的也会被吃。但我现在发见了，我自己也帮助着排筵宴。先生，你是看我的作品的，我现在发一个问题：看了之后，使你麻木，还是使你清楚；使你昏沉，还是使你活泼？倘所觉的是后者，那我的自己裁判，便证实大半了。中国的筵席上有一种“醉虾”，虾越鲜活，吃的人便越高兴，越畅快。我就是做这醉虾的帮手，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赏玩这较灵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乐。我有一种设想，以为无论讨赤军，讨革军，倘捕到敌党的有智识的如学生之类，一定特别加刑，甚于对工人或其他无智识者。为什么呢，因为他可以看见更锐敏微细的痛苦的表情，得到特别的愉快。倘我的假设是不错的，那么，我的自己裁判，便完全证实了。
所以，我终于觉得无话可说。
在广州被血吓得“目瞪口呆”后，鲁迅有了如此沉痛的反省。如果说，真话才说了几分，便成了泡制“醉虾”的“凶手”，那以后便只能把重重心扉都紧闭了。
在《答有恒先生》发表后，鲁迅收到一封署名“一个被你毒害的青年Y”的来信，直指鲁迅为“元凶”，对鲁迅发出“警告”：“好在你自己也极明白：你是在给别人安排酒筵，‘泡制醉虾’的一个人。我，就是其间被制的一个！……《呐喊》出版了，《语丝》发行了……《说胡须》、《论照相之类》一篇篇连续地戟刺着我的神经……利，莫利于失望之矢。我失望，失望之矢贯穿了我的心，于是乎吐血。转辗床上不能动已几个月！……不识不知幸福了，我因之痛苦。然而施这毒药者是先生，我实完全被先生所‘泡制’。先生，我既已被引至此，索性请你指示我应走的最终的道路。不然，则请你麻痹了我的神经……末了，更劝告你的：‘你老’现在可以歇歇了，再不必为军阀们赶制适口的鲜味，保全几个像我这样的青年……”（《三闲集·通信》）鲁迅收到这封信时，心情一定是很沉重的。在说话时，已经是顾虑重重，很有分寸了，已经是苦心孤诣地删除些黑暗，装点些光明了，尚且难免“诱杀青年”，若将“真实的心”都显露出来，后果岂不更加严重。
离开广州时，鲁迅本来有一种打算，即从此以后不再说话，让自己的名字“从社会上死去”。但在上海期间，虽然内心最深处的东西是掩藏得更严实了，到底还是继续说话了。原因之一，似乎与一到上海便受到“创造社”的围剿有关。鲁迅离开广州时，是怀着“诱杀青年”的内疚的，以为自己的文章，唤醒了一部分青年，使他们投身革命，从而被杀。而“创造社”却认为鲁迅已经“过时”和“落伍”，是“二重的反革命”；认为鲁迅作品使青年人消沉颓废，瓦解了青年的斗志，阻碍了青年走向革命之路。这虽然一方面使鲁迅感到愤怒，另一方面也使鲁迅感到“轻松”。这样说来，青年的被杀，就与自己的文章并无干系了，那么，内疚与负罪感也就大可不必了，再弄弄笔，写写文章，也就无妨了——我们今天也许应该感谢“创造社”当年对鲁迅的围剿，如果没有他们围剿，也许上海时期的鲁迅就并不存在。
对自己内心深处的一些想法，鲁迅又始终不能确信，不敢断定自己所正视的，就是人生和社会的全部真相。
对个体的有限性，鲁迅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觉得，自己的经历毕竟有限，自己的耳闻目睹再丰富，也毕竟只是一己的经验，即使自己上下四方地寻求都找不到坚实的希望，也不能便遽然肯定人世间决无希望。基于这样一种心理，鲁迅也对吐露自己的“真实的心”有着疑虑。他怀疑自己对人生和社会的“疑”，怀疑自己那颗“真实的心”不过是一枚未成熟的酸果，甚至是毒果，奉献出来，或许会有害于青年。也同样是基于对自身内心深处的绝望的怀疑，鲁迅又终其一生都并不愿意彻底放弃对希望的寻求，“绝望的抗战”的过程，也就是怀着绝望执着地寻找希望的过程。所谓“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传达的也就是这样一种心态。
这样一种自我怀疑的心绪，鲁迅也多次流露过：
……我所说的话，常与所想的不同，至于何以如此，则我已在《呐喊》的序上说过：不愿将自己的思想，传染给别人。何以不愿，则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终不能确知是否正确之故。至于“还要反抗”，倒是真的，但我知道这“所以反抗之故”，与小鬼截然不同。你的反抗，是为了希望光明的到来罢？我想，一定是如此的。但我的反抗，却不过是与黑暗捣乱。……总而言之，我为自己和为别人的设想，是两样的。所以者何，就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但究竟是否真确，又不得而知，所以只能在自身试验，不敢邀请别人。（《两地书》二四）。
倘说为别人引路，那就更不容易了，因为连我自己还不明白应当怎么走。中国大概很有些青年的“前辈”和“导师”罢，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们。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然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无须谁指引。问题是在从此到那的道路。那当然不只一条，我可正不知那一条好，虽然至今有时也还在寻求。在寻求中，我就怕我未熟的果实偏偏毒死了偏爱我的果实的人，而憎恨我的东西如所谓正人君子也者偏偏都矍铄，所以我说话常不免含胡，中止，心里想：对于偏爱我的读者的赠献，或者最好倒不如是一个“无所有”。我的译著的印本……每一增加，我自然是愿意的，因为能赚钱，但也伴着哀愁，怕于读者有害，因此作文就时常更谨慎，更踌躇。……还记得三四年前，有一个学生来买我的书，从衣袋里掏出钱来放在我手里，那钱上还带着体温。这体温便烙印了我的心，至今要写文字时，还常使我怕毒害了这类的青年，迟疑不敢不笔。……但也偶尔想，其实倒还是毫无顾忌地说话，对得起这样的青年。但至今也还没有决心这样做。（《写在〈坟〉后面》）。
在鲁迅心中，始终有着另一个“我”。这个“我”，怀疑一切，悲观绝望，并渴望以某种极端的方式破釜沉舟地报复社会。鲁迅把他加上手铐脚镣，禁闭在内心最深处。而这个“我”却在那里咆哮着，要脱身而出。鲁迅时常站在他囚室的门边与他辩论、争吵。我以为《孤独者》这篇小说，其实表现的就是鲁迅与心中的另一个“我”的这种辩论和争吵。小说中的“我”，一定意义上便是现实中的鲁迅，而魏连殳则是鲁迅心中的那个“我”，也可以说是另一个鲁迅。这篇小说可以说是鲁迅对自身灵魂的拷问，多少有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气息。
“原来他是一个短小瘦削的人，长方脸，蓬松的头发和浓黑的须眉占了一脸的小半，只见两眼在黑气里发光。”这是小说里对魏连殳外貌的描写，但这分明像是鲁迅对着镜子里的自己描摹的形象。小说中，叙述了魏连殳的心路历程，而这心路历程，也可以说是鲁迅照着自己的心灵轨迹刻画的。魏连殳最后采取那种自暴自弃的方式报复社会，躬行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鲁迅在现实中当然不曾走到这一步，但这种念头，却可能在鲁迅心中执拗地存在过。
《孤独者》中，当“我”读到魏连殳告知做了杜师长顾问的信后，虽然“总有些不舒服”，“而同时可又夹杂些快意和高兴”。为魏连殳的“堕落”而“快意和高兴”，其实也就是为自身另一种可能的选择而“快意和高兴”。小说中，写了魏连殳“堕落”以前，怎样饱尝着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正是在生路都绝的情形下，他才愤而“堕落”的。这样一种“堕落”，既意味着一种人生的大失败，也意味着一种人生的大解脱，大舒适，大胜利。
在厦门时，鲁迅曾对许广平写下过这样的话：“我在静夜中，回忆先前的经历，觉得现在的社会，大抵是可利用时则竭力利用，可打击时则竭力打击，只要于他有利。我在北京这么忙，来客不绝，但一受段祺瑞，章士钊们的压迫，有些人就立刻来索还原稿，不要我选定，作序了。其甚者还要乘机下石，连我请他吃过饭也是罪状了，这是我在运动他；请他喝过好茶也是罪状了，这是我奢侈的证据。借自己的升沉，看看人们的嘴脸的变化，虽然很有益，也有趣，但我的涵养功夫太浅了，有时总还不免有些愤激，因此又常迟疑于此后所走的路”。这与《孤独者》中魏连殳的遭遇心境颇相似，而紧接着，鲁迅在写到今后的生活打算时，有一条是这样的：“再做一些事，倘连所谓‘同人’也都从背后枪击我了，为生存和报复起见，我便什么事都敢做……”（《两地书》七三）这里的“什么事都敢做”，曾令我寻思过许久。我想，这也包括像魏连殳那样采取“堕落”的方式报复社会。写到这里，我又想起鲁迅在《三闲集》的《通信》中对那个身心交瘁，请教出路的青年的两条回答，第一条是“要谋生，谋生之道，则不择手段”。这“不择手段”，已让人感到一丝冷气了，而还要说：“真话呢，我也不想公开”。那么，比“不择手段”更真的“真话”又是什么呢？……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那里，如果没有上帝，便什么都可以做。而在鲁迅那里，则是如果没有希望，便什么都可以做。所谓“我的思想太黑暗”，所谓“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就是指这种阴郁的想法吧。不过，鲁迅把这样的念头，这样的思想紧锁在心中了。他只是利用小说的形式，让魏连殳这个人物实验了一下心中的想法，聊且“高兴和快意”一番，自己则并不会真的跨出这一步。从创作心理的角度看，《孤独者》这篇小说的创作，也有心理宣泄的成分吧。在极度绝望、苦闷、怨愤的情形下，鲁迅把心中那涌动着的黑暗的念头在魏连殳这个小说人物身上“现实化”，让魏连殳去实行自己虽也想做但终于“不忍”做的事。不过，鲁迅并没有忘记在魏连殳“堕落”后不久即把它送进棺材，因为他深知，那种故作的“堕落”，并不能驱除内心的痛苦，虽然在表面上报复了社会，但内心的痛苦或许更甚，所以，终究是活不长久的。鲁迅虽然因为种种顾忌而不愿把内心深处的一些想法说出，但通过魏连殳这个人物的“堕落”，已经能让我们窥见他“真实的心”的一角了。
不过，小说中的“我”对魏连殳的思想和选择，也就是现实中的鲁迅对心灵深处那些阴暗的想法，毕竟是怀疑的。小说中的“我”，最后逃跑一般地离开了魏连殳的穿着军服的尸体，而现实中的鲁迅，则终于把那些阴暗的想法封存在内心最深处。固然，如果没有希望，便什么都可以做。然而，又怎能确信人类就真的没有希望呢？只要活着，就不应该把内心最深处囚禁着的那个“我”释放出来；只要活着，就应该继续对希望的寻求——这样一种思想，终于在鲁迅身上占着上风。在《热风》集中，收有一篇《无题》，说的是买点心时遇到的一件小事。一次，鲁迅买定了八盒点心，将它们装入衣袋时，瞥见伙计“正揸开了五个指头”，罩住了别的点心。鲁迅于是不高兴地拍着伙计的肩膀，告诉他这样做大可不必。鲁迅本以为伙计一定要强辩，但伙计却立即“惭愧”地抽回手去，“于是我也惭愧了”：
这种惭愧，往往成为我的怀疑人类的头上的一滴冷水，这于我是有损的。
夜间独坐在一间屋子里，离开人们至少也有一丈多远了。吃着分剩的“黄枚朱古律三文治”；看几叶托尔斯泰的书，渐渐觉得我的周围，又远远地包着人类的希望。鲁迅心灵异常敏感，常从人类的一些细小言行中，感觉到人类的自私，邪恶，因而对人类感到绝望；然而，另一方面，也能从人类的一些细小言行中感觉到人类的向上向善的可能，因而，不肯放弃希望。
不肯最终放弃希望，终于使鲁迅把内心最深处那扇门紧锁起来。在晚年，这扇门开启的次数极少，即使偶一开启，幅度也极小。
晚年的鲁迅，在悲愤中沉静，在沉静中绝望，而在绝望中又奋起反抗绝望。
将真心和盘托出，在中国社会便难以生存，这也是鲁迅吐露真心的一种顾忌。
以鲁迅对中国社会的洞察，他深知，持“异端邪说”者，在中国都难免被迫害的命运，自己内心深处的那些想法如全部说出，会成为“人人皆可得而诛之”的“罪人”。在《写在〈坟〉后面》中，他说过：
……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发表一点，酷爱温暖的人物已经觉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来，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样。我有时也想就此驱除旁人，到那时还不唾弃我的，即使是枭蛇鬼怪，也是我的朋友，这才真是我的朋友。倘使并这个也没有，则就是我一个人也行。但现在我并不。因为，我还没有这样勇敢，那原因就是我还想生活，在这社会里。还有一种小缘故，先前也曾屡次声明，就是偏要使所谓正人君子也者之流多不舒服几天，所以自己便特地留几片铁甲在身上，站着，给他们的世界上多有一点缺陷，到我自己厌倦了，要脱掉了的时候为止。
在“瞒和骗”已成习性的社会里，说破人生和社会的真相，往往会犯众怨。有许多事，可以做，但不可以说。做则无妨，说则大逆不道。鲁迅不把“真实的心”全部坦露出来，也是一种必要的自我保护，是一种“避免赤膊上阵”的“壕堑战”。鲁迅晚年在《世故三昧》一文中，说起过在教育部供职时的一件事。那时，同事们常说某女学校的学生，是可能叫出来嫖的，连机关的地址门牌都说得清清楚楚。有一次鲁迅偶然经过这里，便留心那门牌，发现这一号，是一小块空地，有一口大井，一间很烂的小屋，住着几个卖水的山东人，“决计做不了别用”。待到同事下回再谈起这件事时，鲁迅便说出他的所见来，于是大家笑容尽敛，不欢而散，“此后不和我谈天者两三月”（见《南腔北调集》）。其实大家也都并不相信自己的所说，只不过为了“使扯淡的嘴巴有些味道”，才煞有介事地这样说着的。而如此小假象，一经戳破，便有持续数月的怨恨，那些更大更紧要的假象倘一一戳破，岂不要死无葬身之地。
为了不让内心深处的绝望将自己淹没，鲁迅也要竭力阻挡这绝望的流出。
我常想，鲁迅的人生有着三种可能。一种是已有的坚持“绝望的抗战”的姿态，以这种姿态，鲁迅活到了五十六岁。一种是《孤独者》中魏连殳的人生形态，这其实是以精神和肉体双重自杀的方式报复社会。鲁迅如果选取这种方式，多半还活不到五十六岁。还有一种可能，便是精神崩溃，变成疯子。像鲁迅这样长期受着痛苦的煎熬的人，像鲁迅这样精神始终处在重压之下的人，居然没有疯狂，也真可谓一种奇迹。在宗教信仰者那里，对人世彻底绝望后，还可以在尘世之外找到精神支点，而鲁迅所有的，只有一个人间，对人世绝望后，精神并没有别的寄寓之所。当然，人生还有一种可能，便是自杀。而鲁迅偏不肯自杀；对于那些爱他希望他活着的人，鲁迅不愿令他们失望；而对于那些恨他希望他死去的人，鲁迅偏不让他们得意。这样，为了防止精神崩溃，鲁迅便不得不不断地在心中做着一种“防洪”的努力，不断地在心中筑着一道堤岸，以阻止那绝望的洪水澎湃而出。在1924年9月24日致李秉中信中，他曾说：
……我也常常想到自杀，也常想杀人，然而都不实行，我大约不是一个勇士……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我虽然竭力遮蔽着，总还恐怕传染给别人……
鲁迅憎恶着自身灵魂里的“毒气和鬼气”，憎恶着自身“本真的心”，想清除既不可能，那便只有“竭力遮蔽”，而这方式，便是仍然执着地在人世间寻找希望，即使永远找不到，这寻找的本身，便是一种对灵魂里的“毒气和鬼气”的扼制。——就这样，活到了五十六岁，可真不容易！
如果设想一下鲁迅去掉一切遮蔽，阻碍，一任内心的绝望欢奔而出，情形会怎样呢？我想，那也许或在留下一串小的杰作或一部大的杰作后发疯，然后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