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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彬彬:多少话,欲说还休

   有人用“千古文章未尽才”来表达对鲁迅早逝的遗憾。的确,五十六岁,正是一个作家、一个学者、一个思想家刚刚步入生命的金秋的时候,然而,鲁迅却在这个年龄辞别了人世。尽管鲁迅未到五十时,便被称为老人且也自认为老人,但放在今日,他应算是“英年早逝”了。如果考虑到母亲鲁瑞老人和两位胞弟周作人,周建人都得享高寿,我们就有理由认为,鲁迅原本也是应该多活几十年的。在这个意义上,用“未尽才”来表达对鲁迅过早离开人间的惋惜,也不无道理。

   然而,与“未尽才”相比,“未尽情”,“未尽思”恐怕更为合适。鲁迅一生写下过大量文字,发表过许多见解,倾吐过种种情感、思绪,但,内心深处最真切的一些感受,最深沉的一些情思,却连同他瘦小身躯一起,走进了“坟”。有一种普遍的看法,即认为鲁迅是敢说真话是直抒胸臆的,如果做外在的比较,即将鲁迅与其他人相比,这种特色自然很明显,但如做内在的比较,即把鲁迅已经说出的真话与心里仍留着不说的真话相比,那也许就不能认为鲁迅是尽情说真话尽情地抒胸臆的。鲁迅说出过许多真话,这些真话至今仍振聋发聩,给我们以无可取代的启迪和教益。但用一个大家熟悉的比喻,鲁迅已说出的真话和郁积在心中未说的话相比,恐怕也就如冰山的水面部分和水下部分一样。

     一、“在悲愤中沉静”

   人们常常使用“心扉”这样一个很形象化的比喻。如果说心是有着门户的,那么,这门户通常是多重的。每重门里,存放的东西都不一样,越往深处,所藏的便越隐秘。而鲁迅的说真话和抒胸臆,常常不过是开启了外面的几重门,至于心灵最深处的那道门,则大多数时候是紧闭着的,在一生中,偶然有过半开半闭的时候,至于将那道门完全敞开,则从来未曾有过。

   在鲁迅的文字中,可以分成两种部分。一种是那种面对社会的洞察,是表达对某种社会现象的感受、看法;一种是面对内心的审视,是抒发内在的某种情感、思绪。前者可以称之为启蒙性的文字,后者可以称之为抒情性的文字。应该说,那种较纯粹的抒情的文字,表达的是鲁迅内心更深处的情思。但这两部分文字也很不成比例,前者大大超过后者。如果说鲁迅著作如一片海,那种较纯粹的抒情的文字,则像海面上星星点点的浮冰。个中原因,王晓明先生在《潜流与漩涡》前两章中,曾从创作心理的角度有过细致的分析,他认为这是因为鲁迅社会启蒙意识过于强烈,抑制了那种抒情冲动。总想以文干世,总渴望文章能对启发民智,改造社会有所裨益,于是,便难以不计功利地尽情抒发内心的情愫。这不但导致鲁迅纯粹抒情的时候很少,而且还使得鲁迅即使在抒发内心情思时,也忘不了时时针砭一下社会,也要顺手在某些人的鼻子上涂一点白粉,或“顺脚”把某具陈尸踢一下。也就是说,鲁迅即便在抒情的时候,也是三心二意的。

   鲁迅的那些抒情色彩浓烈的文字,大多见于小说集《彷徨》和散文诗集《野草》中,除《野草》中有几篇写于1926年外,这两本集子中的文字,都写于1924和1925这两年。至于到上海以后,这类较纯粹的抒情的文字,便极少了。在我的印象里,只有《准风月谈》中的《夜颂》和《秋夜纪游》这几篇,尚能多少见出《野草》余韵。而这似乎也是为了与当时的新闻检查机关“较劲”才偶一为之的。迫于国民党文化专制的压力,《申报·自由谈》刊出“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的启事。鲁迅为显示“谈风云的人,风月也谈得”,为显示“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也是一种“风月”,便写了《夜颂》,《秋夜纪游》这一类文字,也唯其如此,抒情在这类文章中,只是一种外衣,其笔尖仍然是针对社会现象的。

   鲁迅晚年对居住在上海,虽然始终感觉不适,因而有一种逆旅心态,但文化心态,与北京时期相比,则显得沉静多了。1918年,鲁迅参与到新文化运动中后,有过一段慷慨激昂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字,大多感情外露、情绪较激烈。新文化运动落潮后,又有过一段悲观、苦闷、彷徨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字,大多阴郁、灰暗,甚至有些晦涩,较多地触及了内心最深处的情思。而在上海时期,则既没有那种慷慨激昂,也没有那种阴郁、灰暗和晦涩,文字更从容也更冷峻,更舒缓也更老辣。试将《坟》,《热风》等北京时期的杂文与上海时期的杂文对照起来读,便会明显感到二者在语调、情绪上的差异。北京时期的杂文,如果说像那种燃烧着的明火,那上海时期的杂文,则更像那种通红的炭火。鲁迅晚年的文章,似乎很少“动怒”,甚至很少“动情”,下起笔来,总那么不紧不慢,那样冷静沉着。这当然也有外在原因。上海时期,文网甚密,言论的自由度较北京时期小,稍稍过激一点的文字便不能面世,这也迫使鲁迅在行文时要敛心静气。但这还不是全部原因。另一种原因,恐怕还在于心态的变化。晚年的鲁迅,文化心态,又趋于沉静,但这种沉静,并非指心如古井,而是指痛苦的沉淀和凝固。面对同一种丑恶现象,如果在“五四”高潮期,鲁迅也许会愤激得多,影响到文章,也会更热烈,但在上海时期,则只是慢慢地分析,细细地解剖。

   当然,“动情”的时候也有。例如,《为了忘却的记念》,便是晚年较“动情”的文字。但若与写于北京时期的《记念刘和珍君》相比,则情感仍然收敛得多。两篇文章中,都写到了闻知噩耗后的心情,不妨将二者做些对比。

   《记念刘和珍君》:

   我在十八日早晨,才知道上午有群众向执政府请愿的事;下午便得到噩耗,说卫队居然开枪,死伤至数百人,而刘和珍君即在遇害者之列。但我对于这些传说,竟至于颇为怀疑。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况且始终微笑着的和蔼的刘和珍君,更何至于无端在府门前喋血呢?

   然而即日证明是事实了,作证的便是她自己的尸骸。还有一具,是杨德群君的。而且又证明着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的伤痕。

   但段政府就有令,说她们是“暴徒”!

   但接着就有流言,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

   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为了忘却的记念》:

   天气愈冷了,我不知道柔石在那里有被褥不?我们是有的。洋铁碗可曾收到了没有?……但忽然得到一个可靠的消息,说柔石和其他二十三人,已于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在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枪毙了,他的身上中了十弹。

   原来如此!……

   在一个深夜里,我站在客栈的院子中,周围是堆着的破烂的什物;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然而积习却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凑成了这样的几句:|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将这两段文字对比,明显感到前者更激烈,叙述、议论、抒情交织在一起,而且抽象的,一般的议论和抒情较多;而后者,则感情更深也更细腻,议论,抒情也更切实。尤其是,后者中,当写到闻知柔石已被杀,且身中十弹时,只写下了“原来如此!……”这样一行文字。这一个惊叹号和一个省略号里,包含着多少悲哀、愤怒,但鲁迅却“欲说还休”,把愤火抑制住了。“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这是议论和抒情,与“惯于长夜过春时……”这首诗相比,情绪,心态也很有异。正如鲁迅自己说的,后者让人品出悲愤中的沉静和沉静中的悲愤——而这也正可用来说明鲁迅晚年在上海时期的某种心态。

   在写于离粤赴沪前夕的《答有恒先生》中,鲁迅说:“现在倘再发那些四平八稳的‘救救孩子’似的议论,连我自己听去,也觉得空空洞洞了。”如果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高潮期,鲁迅的文字中,那种抽象的,一般的议论较多,那么,晚年在上海,言论则更为质朴、切实,更偏重于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在上海期间,他曾强调:“世间许多事,只消常识,便得了然。”他发现,许多荒唐的现象荒唐的言论,都是因为无视常识引起的,因此,他常常从常识的角度提出和分析问题。例如,1929年7月26日《新闻报》的《快活林》里,有人写文章称颂成吉思汗对俄国的征服,说什么“谓非吾国战史上最有光彩最有荣誉之一页得乎”,鲁迅便指出这是一种“白痴”的说法:“成吉思汗‘入主中夏’,术赤在墨斯科‘即汗位’,那时咱们中俄两国的境遇正一样,就是都被蒙古人征服的。为什么中国人现在竟来硬霸‘元人’为自己的先人,仿佛满脸光彩似的,去骄傲同受压迫的斯拉夫种的呢?”在《花边文学》中,还收有一篇《水性》,写于1934年夏季。我读这篇文章,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因为天气连续大热,报上几乎每天都有下河洗浴淹死的记载。鲁迅觉得,都市里的人,不但不能浮水,而且似乎连水能淹死人的“常识”也忘却了,“平时毫无准备,临时又不先一测水的深浅,遇到热不可耐时,便脱衣一跳,倘不幸而正值深处,那当然是要死的。”于是鲁迅便告诫人们,要下水,最好是先识得水性,懂得水能淹死人的道理,“学一点浮水功夫”,“其次,倘因了种种关系,不能学浮水,那就用竹竿先探一下河水的浅深,只在浅处敷衍敷衍;或者最稳当是舀起水来,只在河边冲一冲,而最要紧的是要知道水有能淹死不会游泳的人的性质,并且还要牢牢的记住!”同时,他又告诫人们,倘若溺水时,有人来救,“应该毫不用力,一任救者托着他的下巴,往浅处浮。倘若过于性急,拼命的向救者的身上爬,则救者倘不是好手,便只好连自己也沉下去。”这篇文章,因为所论既非一种重大的社会现象,亦非一种思想文化问题,容易被人忽略。但我以为,这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鲁迅的特异和伟大。很难想象,有另一个具有崇高文化地位的人,会关心夏日里游泳者的生死问题,会提笔写这样的文章。要说启蒙,这也可算一种。这虽然不关乎国民性一类大问题,但却关乎若干人的生命,——而鲁迅对生命的无价值的丧失,总是很痛心的。在《水性》结尾,鲁迅写道:“现在还要主张宣传这样的常识,看起来好像发疯,或是志在‘花边’罢,但事实却证明着断断不如此。许多事是不能为了讨前进的批评家喜欢,一味闭了眼睛作豪语的。”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的文学艺术界,文化学术界,常常有人从异域弄过来一些理论学说,完全无视中国实际,大肆贩卖。这些理论学说,像一些五彩斑斓的大气球,在空中飘来飘去。鲁迅在上海期间,也感受到了这种气球的压迫,于是,便常常用一根常识的小刺将其戳破。

   悲愤中的沉静,使得鲁迅轻易“不动怒”,“不动情”。有人说,晚年在上海时期的鲁迅,心态某种意义上又回到了“五四”以前坐在会馆里抄古碑的时期,这确乎有一定的道理。在北京经历了“五四”落潮后的复古与倒退,在广州目睹了国民党“清党”中的大屠杀并被血“吓得目瞪口呆”,鲁迅又陷入深深的悲观和绝望。也是在《答有恒先生》中,鲁迅曾说:“我觉得我也许从此不再有什么话要说,恐怖一去,来的是什么呢,我还不得而知,恐怕不见得是好东西罢。但我也在救助我自己,还是老法子:一是麻痹,二是忘却。”所谓“麻痹”与“忘却”之所以是“老法子”,就因为抄古碑时期用的便是这法子。鲁迅晚年,虽然一直在发言,但内心最深邃最隐秘的一角,却沉默了。心灵最深处的那扇门,贴上了封条。

     二、“其实我何尝坦白”

在收入《坟》中的《论睁了眼看》中,鲁迅指出了中国人的一种文化心理现象,同时也是一种中国的文艺现象,即“瞒和骗”。中国的文化,对于人生和社会的真相,向来没有正视的勇气。先是不敢正视,久而久之,则失去了正视的能力。于是,“瞒和骗”,便不仅仅是一种有意识的自欺欺人,更是一种下意识的行为,一种近乎本能的趋向。近乎先天地缺乏正视人生和社会真相的能力,也就意味着近乎先天地具备着“瞒和骗”的能力,——鲁迅对这一点的揭示,

是异常深刻的。即便在今天,这样一种现象仍然在中国文人和中国文艺中存在着。鲁迅说:“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

   那么,证实于鲁迅自己,情形又如何呢?

   鲁迅既敢于又能够正视人生和社会的真相。从根本上来说,这正是使鲁迅成为鲁迅之处,鲁迅的痛苦和伟大在相当程度上都根源于此。与传统文人相反,鲁迅先是不愿自欺,后便是不能;先是不想不睁了眼看人生和社会,后则是想在人生和社会的真相面前闭了眼而不能。“瞒和骗”,应该是一种近乎本能的能力。而鲁迅则像生理上失去了某种免疫功能一样,在心理上失去了“瞒和骗”这种功能,于是,便只得终生品味着深重的苦痛。本来,以鲁迅的资质,以鲁迅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心的洞察,完全可以活得潇洒舒适、心得意满,完全不必那样痛苦并过早地离开人间,但由于失去了“瞒和骗”这样一种心理机制,悲苦的命运也就被注定了。坦率地说,鲁迅也曾想找回这样一种心理机制。在《呐喊·自序》中,便说:“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所谓“种种法”,也就是读佛经,抄古碑之类。然而,所谓“奏了功”,也仅仅是不再“慷慨激昂”,至于内心的痛苦,却并不能真正消泯。鲁迅是不愿在日记中吐露情感的,但在那段读佛经,抄古碑的时期,日记中有时会有“可哀”,“可怜”这样一些字眼出现,这也说明,虽“用了种种法”,但仍不能真的做到“麻醉和忘却”。“瞒和骗”是一种自欺欺人,在这里,自欺与欺人,并不是两个步骤两件事情,而是同时完成的。鲁迅既不能做到自欺,那么,如果能尽情地把所正视的人生和社会的真相说出来,如果能无所顾忌地把内心的苦闷、愤怨倾吐出来,也许会好受些。然而,鲁迅却不敢,不愿,也不能。于是,鲁迅便只得在并不能自欺的情形下“欺人”。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把真话说尽,在动笔时瞻前顾后,考虑哪些话可说哪些则不可说;二是有时不免说些自己也并不相信的话。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对他人的“瞒和骗”,尽管这与鲁迅所憎恶的那种“瞒和骗”不可同日而语。

   鲁迅多次“闪烁其词”地言及自己并不充分说真话,并且也会说“假话”。

   在《写在〈坟〉后面》中:“偏爱我的作品的读者,有时批评说,我的文字是说真话的。这其实是过誉,那原因就因为他偏爱。我自然不想太欺骗人,但也未尝将心里的话照样说尽,大约只要看得可以交卷就算完。”

   在《呐喊·自序》中:“……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

   在1925年5月30日致许广平信中,也说过:“我所说的话,常与所想的不同……我对人说话时,却总拣择那光明些的说出……”

   1924年9月24日致李秉中信中,则说:“其实我何尝坦白?……我不大愿意使人失望,所以对于爱人和仇人,都愿意有以骗之……”

   鲁迅晚年,内心最深处的那扇门关得很紧,也可以说,对他人的“瞒和骗”的意识更加明确。在写于1924年2月的小说《祝福》中,鲁迅对“我”是否应该对祥林嫂“瞒和骗”,还是持不肯定态度的。当祥林嫂问“我”人死后是否有灵魂,死了的一家人能否在阴间相见时,“我”用“说不清”来模模糊糊地搪塞过去了。祥林嫂当天夜里便死了。于是,“我”有了些许悔意,觉得“人何必增添末路的人的苦恼,为她起见,不如说有罢。”写《祝福》的时候,正是鲁迅的彷徨时期,正在进行自我审视,正在思索着此后应采取怎样的精神姿态,怎样的发言方式。虽然觉得有时应该骗骗人,但仍有些犹疑。而晚年在上海期间,这种“骗人”意识却变得很坚定了。在《且介亭杂文末编》中,收有一篇《我要骗人》,写于1936年2月,鲁迅在这篇文章里,写下了这样一些话:“为了希求心的暂时的平安,作为穷余的一策,我近来发明了别样的方法了,这就是骗人……倘使我那八十岁的母亲,问我天国是否真有,我大约是会毫不踌蹰,答道真有的罢。”“我要骗人”,——当鲁迅写下这几个字,内心的沉痛是可想而知的。在这篇文章中,鲁迅隐约地透露了对“披沥真实的心的时光”的渴望。我想,鲁迅其实是一直有着将“真实的心”无保留地坦露出来的冲动的。这种冲动,晚年在上海期间也时时在心中涌起。当鲁迅说“我要骗人”时,意味着这种冲动正强烈。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最“真实的心”不能披沥,真是一种莫大的苦痛。这“真实的心”,如一条毒蛇,在鲁迅内心最深处挣扎着,奔突着,想要破门而出,不能,它便愤怒地咬啮着鲁迅的胸腔。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鲁迅是被这条毒蛇活活咬死的。

   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写到柔石和冯铿时,有这样一段话引起了我的注意:

   他终于决定地改变了,有一回,曾经明白的告诉我,此后应该转换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我说:这怕难罢,譬如使惯了刀的,这回要他耍棍,怎么能行呢?他简洁的答道:只要学起来!

   他说的并不是空话,真也在从新学起来了,其时他曾经带了一个朋友来访我,那就是冯铿女士。谈了一些天,我对于她终于很隔膜,我疑心她有点罗曼谛克,急于事功;我又疑心柔石的近来要做大部的小说,是发源于她的主张的。但我又疑心我自己,也许是柔石的先前的斩钉截铁的回答,正中了我那其实是偷懒的主张的伤疤,所以不自觉地迁怒到她身上去了。——我其实也并不比我所怕见的神经过敏而自尊的文学青年高明。

   这段话里,透露出鲁迅的一种隐秘的心思。柔石要做“大部的小说”,竟使鲁迅产生一丝“妒意”,甚至“迁怒”到冯铿。这说明,做大部小说的愿望,在鲁迅心中是一直存在着的。如果鲁迅能以一种“大部的小说”的形式,把“真实的心”尽情地倾吐出来,把胸腔里那条躁动不安的毒蛇悉数释放出来,那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上,会有一座真正的丰碑。——但终于没有,终于多少话,欲说还休。

   鲁迅“真实的心”到底是什么颜色,是怎样的模样,从《彷徨》和《野草》中你能窥豹一斑。不敢揣测鲁迅“真实的心”的全部色彩和内涵,但有一点却可以断言,即这心,是有着相当灰暗,阴郁的部分的,是有着极度的悲观和绝望的。《野草》是“真实的心”的一次有节制的,同时又是曲曲折折的披沥。《野草》的晦涩,除了“不能直说”这种外在的原因外,恐怕也因为鲁迅有意识地下笔朦胧,不想让人把自己的真心看得太清楚,太分明。对自己“真实的心”,鲁迅既不想也不能全部隐瞒,但却又不想也不能全部坦露。可以说,鲁迅写作时总在掂量着,权衡着。

   1933年3月,鲁迅出版过一本《自选集》。从已有的许多作品中,选取若干篇,集成一册,通常总是择出那种在艺术上最成功的,或者最具有个人意义的。但鲁迅在收入《南腔北调集》的《〈自选集〉自序》中,却这样说自己的取舍标准:“……将材料,写法,都有些不同,可供读者参考的东西,取出二十二篇来,凑成了一本,但将给读者一种‘重压之感’的作品,却特地竭力抽掉了。这是我现在自有我的想头的:‘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那被抽掉的给读者一种“重压之感”的作品,也就是较多地具有着鲁迅的“真实的心”的作品了。虽云抽掉,但却是“竭力”,也就意味着并未都将“真实的心”抽干净。在是否应该坦露着真心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坦露真心的问题上,鲁迅内心始终是矛盾着的。

   《自选集》是从《野草》,《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朝花夕拾》五本集子中选取的,看看鲁迅选取了哪些,又排除了哪些,或许能从一个侧面窥见鲁迅的“真实的心”。

   《野草》中选取的有:《影的告别》、《好的故事》、《过客》、《失掉的好地狱》、《这样的战士》、《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淡淡的血痕中》,共7篇。《野草》集中,最阴郁最冷气逼人的《墓碣文》、《颓败线的颤动》、《复仇》、《复仇(其二)》等都落选了,另一方面,像《我的失恋》、《雪》、《风筝》、《狗的驳诘》、《腊叶》这一类比较轻灵的作品,也没选取。选取的作品,一般都具有这种特色,即既给人一定的“重压之感”,又透露出昂扬之情。

   《呐喊》中选取的有:《孔乙己》、《一件小事》、《故乡》、《阿Q正传》、《鸭的喜剧》,共5篇。《狂人日记》、《药》、《风波》这几篇都抽掉了。

   《彷徨》中选取的有:《在酒楼上》、《肥皂》、《示众》、《伤逝》、《离婚》,共5篇。值得注意的是,《孤独者》未选。《在酒楼上》与《孤独者》意旨相似,但《孤独者》显然不但更具有深度和光彩,而且也更能给人以“重压之感”,对于鲁迅来说,也最具有个人意义。我猜想,鲁迅在这两部作品的取舍上,一定有过犹豫,有过思想上的斗争。但鲁迅最终还是选取了《在酒楼上》而删去了《孤独者》,这显然有点“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意味。两部作品都算较多地披沥了鲁迅“真实的心”,而鲁迅既不愿将二者都淘汰,又不愿选取那更多地具有着自己“真实的心”的《孤独者》,——这种心理,不能说不很微妙很耐人寻味。 《朝花夕拾》中选取的有:《狗·猫·鼠》、《无常》、《范爱农》,共3篇。《父亲的病》、《琐记》、《藤野先生》这几篇记叙着作者心路历程的作品未被选取。

   从《野草》中《墓碣文》、《颓败线的颤动》、《复仇》,《呐喊》中《狂人日记》、《药》、《风波》,《彷徨》中《孤独者》以及《朝花夕拾》中《父亲的病》、《琐记》一类作品的被抽掉,我们可以对鲁迅那“真实的心”有几分了解。而从已选的作品中,则可见出鲁迅的一种心态:既想将真心传递给人,但又不想传递太多。

     三、“我的顾忌并不少”

   在《写在〈坟〉后面》中,鲁迅说:“有人以为我信笔写来,直抒胸臆,其实是不尽然的,我的顾忌并不少……我毫无顾忌地说话的日子,恐怕要未必有了罢。”鲁迅可说一直在渴望着能毫无顾忌地说话,能将内心最深处的那扇门彻底打开,将里面积压着、翻腾着、燃烧着的一切都倾泻出来。但他终于没有这样的机会,而且他也深知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不会有这样的机会,那“真实的心”,只能被带进坟墓。哪怕仅仅从这一点看,也应该说命运对鲁迅是过于残酷了:它使鲁迅丧失了“瞒和骗”的能力,却又不允许他不“瞒”和不“骗”。

   那么,鲁迅的顾忌到底有哪些呢?照我的理解,有这样几个方面:

   1.怕唤醒了青年,使之感觉敏锐,徒然感到痛苦。

   鲁迅是怀着启蒙的动机提笔写作的。直到晚年,启蒙的意识仍然不曾衰竭。但他又对启蒙始终怀有疑虑。启蒙是否能奏效?如果启蒙的结果,并不能使社会得到改变,而只是唤醒了一部分青年人,使他们在依然黑暗的社会里倍感痛苦,甚至使他们成为旧社会的刀下鬼,那么,唤醒他们也许便是一种“罪过”。《新青年》创刊时,鲁迅之所以并不热心,也就因为对启蒙本身有着怀疑。《呐喊》的“自序”中,他曾写到,当钱玄同来建议他写文章时,他做了这样的回答: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后来鲁迅虽然加入了启蒙的行列,但先前的担忧并未消失。这就使得他在启蒙时,并不敢把自己所正视到的人生和社会的真相说尽。

鲁迅一方面憎恶中国人的“瞒和骗”,但同时又感到,在一个黑暗的社会里,作为个体,还是能够“瞒和骗”较为容易生存,较少感觉痛苦。

   如果说,在先前,鲁迅还只是感到启蒙有可能导致徒然唤醒一部分青年,令他们倍感苦痛的结果,那么,在广州目睹了众多青年人死于国民党“清党”的大屠杀时,鲁迅的担忧似乎变成现实了。他怀疑遭受苦难的人之中,或许有的正是因为读了自己的文章,受到刺激,心灵被唤醒,于是挺身而出,加入反抗黑暗改造社会的行列。这种怀疑使他很痛苦。鲁迅觉得自己是在为旧社会的吃人宴席泡制“醉虾”。在《答有恒先生》中,鲁迅倾吐过这样一种“悔恨”:

   ……我曾经说过:中国历来是排着吃人的筵宴,有吃的,有被吃的。被吃的也曾吃人,正吃的也会被吃。但我现在发见了,我自己也帮助着排筵宴。先生,你是看我的作品的,我现在发一个问题:看了之后,使你麻木,还是使你清楚;使你昏沉,还是使你活泼?倘所觉的是后者,那我的自己裁判,便证实大半了。中国的筵席上有一种“醉虾”,虾越鲜活,吃的人便越高兴,越畅快。我就是做这醉虾的帮手,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赏玩这较灵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乐。我有一种设想,以为无论讨赤军,讨革军,倘捕到敌党的有智识的如学生之类,一定特别加刑,甚于对工人或其他无智识者。为什么呢,因为他可以看见更锐敏微细的痛苦的表情,得到特别的愉快。倘我的假设是不错的,那么,我的自己裁判,便完全证实了。

   所以,我终于觉得无话可说。

   在广州被血吓得“目瞪口呆”后,鲁迅有了如此沉痛的反省。如果说,真话才说了几分,便成了泡制“醉虾”的“凶手”,那以后便只能把重重心扉都紧闭了。

   在《答有恒先生》发表后,鲁迅收到一封署名“一个被你毒害的青年Y”的来信,直指鲁迅为“元凶”,对鲁迅发出“警告”:“好在你自己也极明白:你是在给别人安排酒筵,‘泡制醉虾’的一个人。我,就是其间被制的一个!……《呐喊》出版了,《语丝》发行了……《说胡须》、《论照相之类》一篇篇连续地戟刺着我的神经……利,莫利于失望之矢。我失望,失望之矢贯穿了我的心,于是乎吐血。转辗床上不能动已几个月!……不识不知幸福了,我因之痛苦。然而施这毒药者是先生,我实完全被先生所‘泡制’。先生,我既已被引至此,索性请你指示我应走的最终的道路。不然,则请你麻痹了我的神经……末了,更劝告你的:‘你老’现在可以歇歇了,再不必为军阀们赶制适口的鲜味,保全几个像我这样的青年……”(《三闲集·通信》)鲁迅收到这封信时,心情一定是很沉重的。在说话时,已经是顾虑重重,很有分寸了,已经是苦心孤诣地删除些黑暗,装点些光明了,尚且难免“诱杀青年”,若将“真实的心”都显露出来,后果岂不更加严重。

   离开广州时,鲁迅本来有一种打算,即从此以后不再说话,让自己的名字“从社会上死去”。但在上海期间,虽然内心最深处的东西是掩藏得更严实了,到底还是继续说话了。原因之一,似乎与一到上海便受到“创造社”的围剿有关。鲁迅离开广州时,是怀着“诱杀青年”的内疚的,以为自己的文章,唤醒了一部分青年,使他们投身革命,从而被杀。而“创造社”却认为鲁迅已经“过时”和“落伍”,是“二重的反革命”;认为鲁迅作品使青年人消沉颓废,瓦解了青年的斗志,阻碍了青年走向革命之路。这虽然一方面使鲁迅感到愤怒,另一方面也使鲁迅感到“轻松”。这样说来,青年的被杀,就与自己的文章并无干系了,那么,内疚与负罪感也就大可不必了,再弄弄笔,写写文章,也就无妨了——我们今天也许应该感谢“创造社”当年对鲁迅的围剿,如果没有他们围剿,也许上海时期的鲁迅就并不存在。

   对自己内心深处的一些想法,鲁迅又始终不能确信,不敢断定自己所正视的,就是人生和社会的全部真相。

   对个体的有限性,鲁迅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觉得,自己的经历毕竟有限,自己的耳闻目睹再丰富,也毕竟只是一己的经验,即使自己上下四方地寻求都找不到坚实的希望,也不能便遽然肯定人世间决无希望。基于这样一种心理,鲁迅也对吐露自己的“真实的心”有着疑虑。他怀疑自己对人生和社会的“疑”,怀疑自己那颗“真实的心”不过是一枚未成熟的酸果,甚至是毒果,奉献出来,或许会有害于青年。也同样是基于对自身内心深处的绝望的怀疑,鲁迅又终其一生都并不愿意彻底放弃对希望的寻求,“绝望的抗战”的过程,也就是怀着绝望执着地寻找希望的过程。所谓“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传达的也就是这样一种心态。

   这样一种自我怀疑的心绪,鲁迅也多次流露过:

   ……我所说的话,常与所想的不同,至于何以如此,则我已在《呐喊》的序上说过:不愿将自己的思想,传染给别人。何以不愿,则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终不能确知是否正确之故。至于“还要反抗”,倒是真的,但我知道这“所以反抗之故”,与小鬼截然不同。你的反抗,是为了希望光明的到来罢?我想,一定是如此的。但我的反抗,却不过是与黑暗捣乱。……总而言之,我为自己和为别人的设想,是两样的。所以者何,就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但究竟是否真确,又不得而知,所以只能在自身试验,不敢邀请别人。(《两地书》二四)。

   倘说为别人引路,那就更不容易了,因为连我自己还不明白应当怎么走。中国大概很有些青年的“前辈”和“导师”罢,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们。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然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无须谁指引。问题是在从此到那的道路。那当然不只一条,我可正不知那一条好,虽然至今有时也还在寻求。在寻求中,我就怕我未熟的果实偏偏毒死了偏爱我的果实的人,而憎恨我的东西如所谓正人君子也者偏偏都矍铄,所以我说话常不免含胡,中止,心里想:对于偏爱我的读者的赠献,或者最好倒不如是一个“无所有”。我的译著的印本……每一增加,我自然是愿意的,因为能赚钱,但也伴着哀愁,怕于读者有害,因此作文就时常更谨慎,更踌躇。……还记得三四年前,有一个学生来买我的书,从衣袋里掏出钱来放在我手里,那钱上还带着体温。这体温便烙印了我的心,至今要写文字时,还常使我怕毒害了这类的青年,迟疑不敢不笔。……但也偶尔想,其实倒还是毫无顾忌地说话,对得起这样的青年。但至今也还没有决心这样做。(《写在〈坟〉后面》)。

   在鲁迅心中,始终有着另一个“我”。这个“我”,怀疑一切,悲观绝望,并渴望以某种极端的方式破釜沉舟地报复社会鲁迅把他加上手铐脚镣,禁闭在内心最深处。而这个“我”却在那里咆哮着,要脱身而出。鲁迅时常站在他囚室的门边与他辩论、争吵。我以为《孤独者》这篇小说,其实表现的就是鲁迅与心中的另一个“我”的这种辩论和争吵。小说中的“我”,一定意义上便是现实中的鲁迅,而魏连殳则是鲁迅心中的那个“我”,也可以说是另一个鲁迅。这篇小说可以说是鲁迅对自身灵魂的拷问,多少有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气息。

   “原来他是一个短小瘦削的人,长方脸,蓬松的头发和浓黑的须眉占了一脸的小半,只见两眼在黑气里发光。”这是小说里对魏连殳外貌的描写,但这分明像是鲁迅对着镜子里的自己描摹的形象。小说中,叙述了魏连殳的心路历程,而这心路历程,也可以说是鲁迅照着自己的心灵轨迹刻画的。魏连殳最后采取那种自暴自弃的方式报复社会,躬行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鲁迅在现实中当然不曾走到这一步,但这种念头,却可能在鲁迅心中执拗地存在过。

   《孤独者》中,当“我”读到魏连殳告知做了杜师长顾问的信后,虽然“总有些不舒服”,“而同时可又夹杂些快意和高兴”。为魏连殳的“堕落”而“快意和高兴”,其实也就是为自身另一种可能的选择而“快意和高兴”。小说中,写了魏连殳“堕落”以前,怎样饱尝着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正是在生路都绝的情形下,他才愤而“堕落”的。这样一种“堕落”,既意味着一种人生的大失败,也意味着一种人生的大解脱,大舒适,大胜利。

   在厦门时,鲁迅曾对许广平写下过这样的话:“我在静夜中,回忆先前的经历,觉得现在的社会,大抵是可利用时则竭力利用,可打击时则竭力打击,只要于他有利。我在北京这么忙,来客不绝,但一受段祺瑞,章士钊们的压迫,有些人就立刻来索还原稿,不要我选定,作序了。其甚者还要乘机下石,连我请他吃过饭也是罪状了,这是我在运动他;请他喝过好茶也是罪状了,这是我奢侈的证据。借自己的升沉,看看人们的嘴脸的变化,虽然很有益,也有趣,但我的涵养功夫太浅了,有时总还不免有些愤激,因此又常迟疑于此后所走的路”。这与《孤独者》中魏连殳的遭遇心境颇相似,而紧接着,鲁迅在写到今后的生活打算时,有一条是这样的:“再做一些事,倘连所谓‘同人’也都从背后枪击我了,为生存和报复起见,我便什么事都敢做……”(《两地书》七三)这里的“什么事都敢做”,曾令我寻思过许久。我想,这也包括像魏连殳那样采取“堕落”的方式报复社会。写到这里,我又想起鲁迅在《三闲集》的《通信》中对那个身心交瘁,请教出路的青年的两条回答,第一条是“要谋生,谋生之道,则不择手段”。这“不择手段”,已让人感到一丝冷气了,而还要说:“真话呢,我也不想公开”。那么,比“不择手段”更真的“真话”又是什么呢?……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那里,如果没有上帝,便什么都可以做。而在鲁迅那里,则是如果没有希望,便什么都可以做。所谓“我的思想太黑暗”,所谓“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就是指这种阴郁的想法吧。不过,鲁迅把这样的念头,这样的思想紧锁在心中了。他只是利用小说的形式,让魏连殳这个人物实验了一下心中的想法,聊且“高兴和快意”一番,自己则并不会真的跨出这一步。从创作心理的角度看,《孤独者》这篇小说的创作,也有心理宣泄的成分吧。在极度绝望、苦闷、怨愤的情形下,鲁迅把心中那涌动着的黑暗的念头在魏连殳这个小说人物身上“现实化”,让魏连殳去实行自己虽也想做但终于“不忍”做的事。不过,鲁迅并没有忘记在魏连殳“堕落”后不久即把它送进棺材,因为他深知,那种故作的“堕落”,并不能驱除内心的痛苦,虽然在表面上报复了社会,但内心的痛苦或许更甚,所以,终究是活不长久的。鲁迅虽然因为种种顾忌而不愿把内心深处的一些想法说出,但通过魏连殳这个人物的“堕落”,已经能让我们窥见他“真实的心”的一角了。

   不过,小说中的“我”对魏连殳的思想和选择,也就是现实中的鲁迅对心灵深处那些阴暗的想法,毕竟是怀疑的。小说中的“我”,最后逃跑一般地离开了魏连殳的穿着军服的尸体,而现实中的鲁迅,则终于把那些阴暗的想法封存在内心最深处。固然,如果没有希望,便什么都可以做。然而,又怎能确信人类就真的没有希望呢?只要活着,就不应该把内心最深处囚禁着的那个“我”释放出来;只要活着,就应该继续对希望的寻求——这样一种思想,终于在鲁迅身上占着上风。在《热风》集中,收有一篇《无题》,说的是买点心时遇到的一件小事。一次,鲁迅买定了八盒点心,将它们装入衣袋时,瞥见伙计“正揸开了五个指头”,罩住了别的点心。鲁迅于是不高兴地拍着伙计的肩膀,告诉他这样做大可不必。鲁迅本以为伙计一定要强辩,但伙计却立即“惭愧”地抽回手去,“于是我也惭愧了”:

   这种惭愧,往往成为我的怀疑人类的头上的一滴冷水,这于我是有损的。

   夜间独坐在一间屋子里,离开人们至少也有一丈多远了。吃着分剩的“黄枚朱古律三文治”;看几叶托尔斯泰的书,渐渐觉得我的周围,又远远地包着人类的希望。鲁迅心灵异常敏感,常从人类的一些细小言行中,感觉到人类的自私,邪恶,因而对人类感到绝望;然而,另一方面,也能从人类的一些细小言行中感觉到人类的向上向善的可能,因而,不肯放弃希望。

不肯最终放弃希望,终于使鲁迅把内心最深处那扇门紧锁起来。在晚年,这扇门开启的次数极少,即使偶一开启,幅度也极小。

晚年的鲁迅,在悲愤中沉静,在沉静中绝望,而在绝望中又奋起反抗绝望。

   将真心和盘托出,在中国社会便难以生存,这也是鲁迅吐露真心的一种顾忌。

   以鲁迅对中国社会的洞察,他深知,持“异端邪说”者,在中国都难免被迫害的命运,自己内心深处的那些想法如全部说出,会成为“人人皆可得而诛之”的“罪人”。在《写在〈坟〉后面》中,他说过:

   ……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发表一点,酷爱温暖的人物已经觉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来,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样。我有时也想就此驱除旁人,到那时还不唾弃我的,即使是枭蛇鬼怪,也是我的朋友,这才真是我的朋友。倘使并这个也没有,则就是我一个人也行。但现在我并不。因为,我还没有这样勇敢,那原因就是我还想生活,在这社会里。还有一种小缘故,先前也曾屡次声明,就是偏要使所谓正人君子也者之流多不舒服几天,所以自己便特地留几片铁甲在身上,站着,给他们的世界上多有一点缺陷,到我自己厌倦了,要脱掉了的时候为止。

   在“瞒和骗”已成习性的社会里,说破人生和社会的真相,往往会犯众怨。有许多事,可以做,但不可以说。做则无妨,说则大逆不道。鲁迅不把“真实的心”全部坦露出来,也是一种必要的自我保护,是一种“避免赤膊上阵”的“壕堑战”。鲁迅晚年在《世故三昧》一文中,说起过在教育部供职时的一件事。那时,同事们常说某女学校的学生,是可能叫出来嫖的,连机关的地址门牌都说得清清楚楚。有一次鲁迅偶然经过这里,便留心那门牌,发现这一号,是一小块空地,有一口大井,一间很烂的小屋,住着几个卖水的山东人,“决计做不了别用”。待到同事下回再谈起这件事时,鲁迅便说出他的所见来,于是大家笑容尽敛,不欢而散,“此后不和我谈天者两三月”(见《南腔北调集》)。其实大家也都并不相信自己的所说,只不过为了“使扯淡的嘴巴有些味道”,才煞有介事地这样说着的。而如此小假象,一经戳破,便有持续数月的怨恨,那些更大更紧要的假象倘一一戳破,岂不要死无葬身之地。

   为了不让内心深处的绝望将自己淹没,鲁迅也要竭力阻挡这绝望的流出。

   我常想,鲁迅的人生有着三种可能。一种是已有的坚持“绝望的抗战”的姿态,以这种姿态,鲁迅活到了五十六岁。一种是《孤独者》中魏连殳的人生形态,这其实是以精神和肉体双重自杀的方式报复社会鲁迅如果选取这种方式,多半还活不到五十六岁。还有一种可能,便是精神崩溃,变成疯子。像鲁迅这样长期受着痛苦的煎熬的人,像鲁迅这样精神始终处在重压之下的人,居然没有疯狂,也真可谓一种奇迹。在宗教信仰者那里,对人世彻底绝望后,还可以在尘世之外找到精神支点,而鲁迅所有的,只有一个人间,对人世绝望后,精神并没有别的寄寓之所。当然,人生还有一种可能,便是自杀。而鲁迅偏不肯自杀;对于那些爱他希望他活着的人,鲁迅不愿令他们失望;而对于那些恨他希望他死去的人,鲁迅偏不让他们得意。这样,为了防止精神崩溃,鲁迅便不得不不断地在心中做着一种“防洪”的努力,不断地在心中筑着一道堤岸,以阻止那绝望的洪水澎湃而出。在1924年9月24日致李秉中信中,他曾说:

   ……我也常常想到自杀,也常想杀人,然而都不实行,我大约不是一个勇士……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我虽然竭力遮蔽着,总还恐怕传染给别人……

   鲁迅憎恶着自身灵魂里的“毒气和鬼气”,憎恶着自身“本真的心”,想清除既不可能,那便只有“竭力遮蔽”,而这方式,便是仍然执着地在人世间寻找希望,即使永远找不到,这寻找的本身,便是一种对灵魂里的“毒气和鬼气”的扼制。——就这样,活到了五十六岁,可真不容易!

   如果设想一下鲁迅去掉一切遮蔽,阻碍,一任内心的绝望欢奔而出,情形会怎样呢?我想,那也许或在留下一串小的杰作或一部大的杰作后发疯,然后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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