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出版的《旧闻新知张爱玲》一书，收录了张爱玲散文《炎樱衣谱•前言》，这篇谈衣服的文章是张爱玲为其好友炎樱新开的服装店写的“广告软文”，文章与张爱玲名作《更衣记》多有相似，堪为姐妹篇。
四年前读“张派”作家东方蝃蝀(李君维)1945年6月所作的散文《穿衣论》，注意到文中的一段话：“在小报上读到《炎樱衣谱》，想到中国女子的衣着近年来吸收了许多西洋文化，不但在纽扣，单双襟上换花样，英美人灭迹后连几家犹太人开的时装店橱窗里也挂起旗袍样子了”。作者颇为欣赏当时上海小报上发表的这篇《炎樱衣谱》，并引发了诸多联想。
今年6月，《旧闻新知张爱玲》一书出版，收录了散文《炎樱衣谱•前言》，此文为海峡两岸各种版本的张爱玲作品集所失收。但是，发现者注明此文刊于“《海报》1945.4.6”，查阅1945年4月6日及此前后的《海报》，却均未见此文踪影。显而易见，发现者弄错了此文的出处。我决定重新查考一番。
张爱玲是屈指可数的与小报保持良好关系的新文学作家。她不仅表示“我对于小报向来并没有一般人的偏见，只有中国有小报；只有小报有这种特殊的，得人心的机智风趣，———实在是可珍贵的”(引自《致力报编者》，载1944年12月上海《春秋》2卷2期)，而且多次为小报撰稿，既有散文也有连载小说。不妨把已知的张爱玲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上海小报上发表的作品及出处列出供参考：关于《倾城之恋》的老实话(《海报》)；罗兰观感(《力报》)；秘密(《小报》)；丈人的心(《小报》)；天地人(《光化日报》)；题《传奇增订本》赠唐大郎(《铁报》)；郁金香(《小日报》)。
既然《海报》未刊，那么其他各报都有可能。先查《力报》，竟然“得来全不费功夫”！《炎樱衣谱•前言》果然发表于1945年4月6日《力报》副刊版，而且在紧接着的4月7日、8日和9日三天《力报》副刊版上，又发现了后三则《炎樱衣谱》，即《草裙舞背心》、《罗宾汉》和《绿袍红钮》，张爱玲这篇谈衣服的《炎樱衣谱》终于完整地出土了。
“衣谱”中谈到鲁迅和穆时英
四则《炎樱衣谱》总共只有短短一千四百余字，在张爱玲看来，时装是一种言语，充分体现了设计、制作和穿着者的创造力，“在政治混乱期间，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他们只能够创造他们贴身的环境———那就是衣服。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引自《流言•更衣记》)
当时张爱玲以“奇装异服”而在上海文坛令人侧目，《炎樱衣谱•前言》中，张爱玲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对于现实表示不满，普通都认为是革命的，好的态度；只有对于现在流行的衣服式样表示不满，却要被斥为奇装异服”，不但是耐人寻味的警句，也颇带有自我辩护的寓意。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张爱玲在《炎樱衣谱》中提到了两位现代重要作家，仿佛是不经意地信手拈来，其实恰恰暗示了张爱玲与新文学之间紧密而又复杂的关系。一位是鲁迅。已有论者做过梳理，指出作为新文学泰斗和旗帜的鲁迅，进入张爱玲的视线是毫无悬念，势在必然。但在《炎樱衣谱•草裙舞背心》中，张爱玲在回顾民国初年女性“流行阔大无比的绒线围巾”时，会举出“鲁迅有一次对女学生演说，也提到过‘诸君的红色围巾’”为例，仍多少令人感到有点意外。
鲁迅是1923年12月26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的演讲《娜拉走后怎样》中说这话的：“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否则，就得问：她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去？倘只有一条像诸君一样的紫红的绒绳的围巾，那可是无论宽到二尺或三尺，也完全是不中用”。张爱玲这里引用，不仅再次证明她对鲁迅作品确实下过一点工夫，而且显示她对鲁迅的接受也是与众不同的，她在别人不会或者不可能关注的层面上“张看”鲁迅。
另一位是穆时英。这至少是张爱玲第三次提到穆时英了。她对穆时英一直是有批评的。这次在介绍炎樱设计的一款“墨绿旗袍”时，张爱玲把别致的旗袍纽扣的功用归纳为“使人的下颌显得尖，因为‘心脏形的小脸’，穆时英提倡的，还是一般人的理想。”查穆时英的众多小说，描写时髦女子的容貌，有“巴黎风的小方脸”(《Craven”A”》)、“高鼻子的长脸”(《黑牡丹》)和“直线型的脸”(《红色的女猎神》)等，惟独没有“心脏形的小脸”，庶几近似的是“心脏形的小嘴”(《贫士日记》)，但“小嘴”和“小脸”毕竟有很大的区别，也许张爱玲记忆有出入？不管怎样，她对穆时英小说中所塑造的体现了“一般人的理想”的女性形象是不以为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