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论题和材料
对沈从文的再发现，将注意力集中到一九四九年以前作家的作品上，是很自然的事。从一九四九年起沈从文绝少创作，似乎作为一个作家的创作生命已经停止；沈从文的再发现中，人们虽然对于他的文物研究成就十分惊讶和赞叹，但那已经是在文学范围之外，文学研究者似乎也没有多少话好说。既然一方面没有多少可以注意的东西，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又逾越了专业范围，那么从一九四九年起的沈从文，对于文学研究者来说似乎就是不特别重要的，对于从此以后的叙述也就可以是简略的、一笔带过的。
到目前为止，已经整理、公开的资料对于研究从一九四九年起的沈从文仍然是相当不充分的。然而就是已有的资料，已经能够构成对一些被普遍认可的一般性说法的质疑。譬如《从文家书》〔1〕的出版， 就引发出许多值得重新思索的问题。《从文家书》从一九四九年起的内容占了二分之一强，这些内容是不是“文学”？〔2 〕按照惯例我们可以把书简当作广义的散文，当作文学作品看待的。其实仅仅如此远远不够，我们完全可以把书简就当作书简，不必去攀附散文，从而进一步认识书简这种写作形式在当代中国的特殊文学史意义。在特殊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下，文学作品的公开发表机制往往是意识形态审查和控制的方式，对照五六十年代公开发表的散文和同一时期的“从文家书”，我们会强烈感受到一种堪称巨大的反差，感受到家书所表露的思想、情感的“私人性”与时代潮流之间的紧张关系。在特别时期，正是在“私人性”的写作空间里，“私人性”的情感和思想才得以以文字的形式表达和存在，才保留了丰富的心灵消息，文学也正是在这种空间里才得到庇护和伸展，能够对时代风尚有所疏离和拒斥。《从文家书》这样一种潜在的写作文本的出版，至少使得那一段时期的文学史变得不像原来那样单调乏味了，仅就此而言，便不可以说沈从文的作家生涯到一九四九年就已经结束。书简这种典型的“私人性”写作空间，为通常的文学史所忽视，可是对于特殊时期的文学史有特殊的意义。
本文论述从一九四九年起的沈从文的心态和精神世界，依据的材料主要如下：
（一）《从文家书》后半部分，其性质和意义如前述；
（二）公开发表的一九四九年起的书信、日记、检讨等各类文章和旧体诗；
（三）关于文物研究的文章，主要集中于《花花朵朵 坛坛罐罐》一书〔3〕；
（四）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作品，主要是四十年代写作《绿魇》、《烛虚》、《潜渊》、《长庚》诸篇什时期的作品。
一、“疯”与“狂”
从一九四九年一月起，沈从文陷入“精神失常”。“精神失常”其实是个极其模糊的说法，据此我们难以得到任何实质性的认识。他的“精神”状况到底是怎样的？“失常”的“常”是指什么？从哪一种角度看是“精神失常”？如果换一种角度呢？
《从文家书》中《呓语狂言》这一部分，汇编了沈从文“生病”过程中所留下的一些文字材料，我们需要仔细看看通常所说的沈从文的“疯狂”究竟是怎样的情形。
沈从文在张兆和一月三十日致他的信上写下了许多批语，其中一段是这样的：
给我不太痛苦的休息，不用醒，就好了，我说的全无人明白。没有一个朋友肯明白敢明白我并不疯。大家都支吾开去，都怕参预。这算什么，人总得休息，自己收拾自己有什么不妥？学哲学的王逊也不理解，才真是把我当了疯子。我看许多人都在参预谋害，有热闹看。〔4〕
另有一段相类的文字：
金堤曾祺王逊都完全如女性，不能商量大事，要他设法也不肯。一点不明白我是分分明明检讨一切的结论。我没有前提，只是希望有个不太难堪的结尾。没有人肯明白，都支吾过去。完全在孤立中。孤立而绝望，我本不具有生存的幻望。我应当那么休息了！〔5〕
这两段文字相当触目，触目的原因还不在于不承认自己的“疯”，而在于尖利地指出周围的人“不肯明白不敢明白”，“支吾过去”。在此，沈从文把自己跟几乎所有的朋友区别、隔绝开来，区别、隔绝的根据，说白了就是：在社会和历史的大变局中，周围的人都能顺时应变，或者得过且过，而他自己却不能如此、不肯如此。他所意识到的“完全孤立”当然与左翼文化人对他的猛烈批判有关，即使在“病”中他也仍然十分清醒：“我‘意志’是什么？我写的全是要不得的，这是人家说的。我写了些什么我也就不知道。”〔6 〕除了此类来自于外部的压力，他自身的“乡下人”品性也在这时特别执拗地显示出来，在他没想通之前，这个冥顽不灵的“乡下人”是不会顺时应变的。而在一切都顺应趋变的时局和情势下，他的话就显得非常刺耳：“小妈妈，我有什么悲观？做完了事，能休息，自己就休息了，很自然！若勉强附和，奴颜苟安，这么乐观有什么用？让人乐观去，我也不悲观。”〔7〕
正是沈从文自己，十分清楚地表述了他的精神状态和产生这种状态的根源。他在五月三十日写道：
有种空洞游离感起于心中深处，我似乎完全孤立于人间，我似乎和一个群的哀乐全隔绝了。〔8〕
又写道：
世界在动，一切在动，我却静止而悲悯的望见一切，自己却无份，凡事无份。我没有疯！可是，为什么家庭还照旧，我却如此孤立无援无助的存在。为什么？究竟为什么？你回答我。〔9〕
这种对比实在太悬殊了：一个群的状态，世界的状态和个我的状态截然相反，一个并没有巨大神力的普通人身处历史和时代的狂涛洪流中，却想保持不动，不与泥沙俱下。从“识时务”者的“明智”观点来看，这当然是一种“疯狂”。其实对此种情势沈从文自己相当清楚，在二月二日复张兆和的信中，他写道：“你说得是，可以活下去，为了你们，我终得挣扎！但是外面风雨必来，我们实无遮蔽。我能挣扎到什么时候，神经不崩毁，只有天知道！我能和命运挣扎？”〔10〕
一月初《题〈绿魇〉文旁》三段文字的最后一段说：“我应当休息了，神经已发展到一个我能适应的最高点上。我不毁也会疯去。”〔11〕九月二十日致张兆和的信似乎表示这一“失常”过程的结束，并对此作了自我总结。信中说，“我温习到十六年来我们的过去，以及这半年中的自毁，与由疯狂失常得来的一切，忽然像醒了的人一样，也正是我一再向你预许的一样，在把一只大而且旧的船作调头努力，扭过来了。”〔12〕
这两段话中值得注意的是与“疯”相提的“毁”、与“疯狂”相提的“自毁”。我们想到沈从文曾有过自杀的经历，很难说自杀是一时的冲动和糊涂，“自毁”的意识在沈从文的思想中显明而强烈：“小妈妈，你的爱，你的对我一切善意，都无从挽救我不受损害。这是夙命。我终得牺牲。我不向南行，留下在这里，本来即是为孩子在新环境中受教育，自己决心作牺牲的！应当放弃了对于一只沉舟的希望，将爱给予下代。”〔13〕其实“疯狂”同自杀一样，也是一种“自毁”的方式。
我们很容易把沈从文的“疯狂”视为外力逼压的结果，当时的事实也很容易为这种看法提供有力的证据；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左翼文化人的激烈批判〔14〕使沈从文心怀忧惧，忧惧的主要还不是这种批判本身，而是这种批判背后日益强大的政治力量的威胁。一九四九年沈从文的“疯狂”，这些因素都是直接的，确实难逃其咎。可是从沈从文自身的思想发展来说，也有其内在的缘由。这需要追溯到四十年代前半期沈从文在昆明写作《绿魇》、《烛虚》、《潜渊》、《长庚》诸篇什的时期。
沈从文至此一时期思想上出现巨大迷茫，陷入苦苦思考的泥淖而难以自拔。用沈从文自己的话来描述，就是“由于外来现象的困缚，与一己信心的固持，我无一时不在战争中，无一时不在抽象与实际战争中，推挽撑拒，总不休息。”〔15〕要说“疯”，沈从文那时候就开始“疯”了：“我正在发疯。为抽象而发疯。……我看到生命一种最完整的形式，这一切都在抽象中好好存在，在事实前反而消灭。”〔16〕原本不长于抽象思考的沈从文，却在这个时期思考起“抽象”的大问题来，而他所说的“抽象”，其实总是与具体的现实紧密相连，因此也总是与具体的现实搏战不已，“对一切当前存在的‘事实’、‘纲要’、‘设计’、‘理想’，都找寻不出一点证据，可证明它是出于这个民族最优秀头脑与真实情感的产物。只看到它完全建筑在少数人的霸道无知和多数人的迁就虚伪上面。”〔17〕他的大脑和心灵成为无休止的厮杀的战场，他承受不了，所以“发疯”了。
……沉默甚久，生悲悯心。
我目前俨然因一切官能都十分疲劳，心智神经失去灵明与弹性，只想休息。或如有所规避，即逃脱彼噬心啮知之“抽象”，由无数造物空间时间综合而成之一种美的抽象。然生命与抽象固不可分，真欲逃避，唯有死亡。是的，我的休息，便是多数人说的死。〔18〕
把这一时期沈从文所表述的内心思想图景——如上述一段文字——和一九四九年“生病”期间的“狂言呓语”相对照，我们会在很多地方发现惊人的相似。渴望“休息”——“便是多数人说的死”——即隐约透露出到一九四九年时已相当明确的“自毁”意识，其时所感受到的在周围人事中的隔绝无援，彻底性也正如后来的体验。“主妇完全不明白我说的意义，只是莞尔而笑。然而这个笑又像平时，是了解与宽容、亲切和同情的象征，这时对我却成为一种排斥的力量，陷我到完全孤立无助情境中。”〔19〕
如果说这一时期的精神危机和一九四九年的精神危机有什么差别，可以说这一时期主要表现为“疯”，而一九四九年时在“疯”之外更表现为“狂”。在本文里，不妨做一点细微的区分：“疯”在这里是指思想争斗不休、茫然无所适从的混乱状态，而“狂”则是思想意识十分清醒姿态下采取的带有极端性的言行。一九四九年沈从文的“疯狂”，即是一种极端清醒状态下的“疯狂”，其中包含着一种破罐子破摔般的无畏的勇气。在当时和以后，都有人认为沈从文夸大了自己的困境，不免显得多疑和怯弱，焉知“狂人”具有不同凡俗的眼睛，鲁迅笔下的“狂人”不就是从常人看了几千年的字里行间看出“吃人”二字来了吗？沈从文也有如此的“狂言”：
我十分累，十分累。闻狗吠声不已。你还叫什么？吃了我会沉默吧。我无所谓施舍了一身，饲的是狗或虎，原本一样的。社会在发展进步中，一年半载后这些声音会结束了吗？〔20〕
沈从文的“狂言呓语”，事隔多年后读来，很有些惊心动魄的效果，也必须给予认真的对待。当时的见证人之一汪曾祺就认为：“沈先生在精神崩溃的时候，脑子却又异常清楚，所说的一些话常有很大的预见性。四十年前说的话，今天看起来还很准确。”〔21〕
二、一切都在“动”时的“静”
按照一种被普遍认可的社会历史叙述，一般容易把从“旧社会”过来的“有问题”的知识分子在解放以后的心理状态，描述成噤若寒蝉的样子。这种具有普遍性的叙述套用到沈从文头上，似乎还特别合适，沈从文一度精神几近崩溃，企图自杀过，忧惧与怯弱的形象简直就是明摆着的。
然而，我们即使不去怀疑这种社会历史叙述的普遍有效性，对其普遍有效的程度也必须加以限制。近二十年来，我们在回顾本世纪以来知识分子所遭受的精神创伤的时候，往往特别强调和突出了来自于历史、时代、政治和各种强势权力形态的残害之力的无坚不摧，这种叙述特别容易获得深受其苦的知识分子的广泛认同，因而这种叙述模式也不断得到加强和稳固，似乎业已成为一个无需质疑的叙述前提。伤痛之情，哀鸣之音，深广的忧愤和尖锐的批判锋芒隐含其中却极易被感受到，使得这种叙述模式甚至得以流行。问题是，为了突出知识分子境遇的严酷，往往无意中看低或忽略了知识分子承担苦难、自主选择、自我坚守的能力和实际情形。
沈从文从“疯狂”中恢复过来之后，其思想意识的一个核心仍一如既往，虽然在表述上平和了一些，理性了一些。这个核心就是：世界都在“动”，他却仍然保持着“静”。可以说，这个“动”／“静”之对照一直贯穿到生命的终结。
对于“静”的坚守需要多么强的毅力是很难想象的。新中国成立初期沈从文置身的大环境无需再说，沈从文的小环境却是必须考虑到的。那时一家四口，从年轻的主妇到上学的孩子，都在追求“进步”，而且不断敦促沈从文追求“进步”，日常生活中无形的压力无论如何没法视而不见。热心的敦促没有实质效果，就慢慢冷却成生疏，“家中人对我生疏日甚，别的人对我生疏更可想而知。”〔22〕举世皆“动”的“动”不仅形成几乎无所不在的压力，有时还要露出残酷和血腥的一面。有一件事始终未见沈从文有什么反应：沈从文兄弟十分相亲，他的弟弟沈荃作为国民党的少将，一九四九年参加了湘西凤凰县的和平起义，然而却在一九五一年被镇压枪毙。〔23〕我们无从推测沈从文的痛苦，无从想象沈从文的内心波澜，他似乎是一言未发，我们只知道他收留抚养起弟弟那个小学刚毕业的女儿沈朝慧。这种“静”彻底到彻底的沉默。
一九七○年下放湖北咸宁双溪期间，沈从文作了一首题为《喜新晴》的旧体诗，其中有句云：“本非驰驱具，难期装备新。只因骨骼异，俗谓喜离群。”〔24〕诗的意思其实相当显明，可以为沈从文在世界翻天覆地的巨“动”中固执地不与时俱“动”做一个注脚，可以为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些言行和选择提供精神上的透视点。
新中国成立后，沈从文基本上中止了通常意义上的文学创作。这对于一个以创作安身立命，并且仍然具有伟大的文学抱负的人来说，必然是非常痛苦的事。沈从文哪里又是能够绝然忘情的呢。从《家书》中，我们即可以看到他在长时间内仍然在做创作的打算、构思和搜集材料，不断地尝试，最终却没有结果。“跛者不忘履”〔25〕，惟其如此，才更显出放弃的可贵，因为唯有通过放弃，才保持了自我坚守的一些东西。对此沈从文也相当清楚，他在一篇可能写于一九六一年的未完稿《抽象的抒情》中说道：
艺术中千百年来的以个体为中心追求完整、追求永恒的某种创造热情，某种创造基本动力，某种不大现实的狂妄理想（唯我为主的艺术家情感）被摧毁了。新的代替而来的是一种也极其尊大，也十分自卑的混合情绪，来产生政治目的及政治家兴趣能接受的作品。这里有困难是十分明显的。矛盾在本身中即存在，不易克服。有时甚至于一个大艺术家，一个大政治家，也无从为力。他要求人必须这么作，他自己却不能这么作，作来也并不能令自己满意。现实情形即道理他明白，他懂，他肯定承认，从实践出发的作品可写不出。在政治行为中，在生活上，在一般工作里，他完成了他所认识的或信仰的，在写作上，他有困难处。因此不外两种情形，他不写，他胡写。〔26〕
“动”／“静”之间的对比和隔绝在沈从文而言是自我选择的结果，在没有更好的方式确立自己的独立性的时候，以“静”的形态与众相区别也不失为一种选择。在一份写于一九六八年十二月的检查稿中，沈从文坦然地说：“这三年来我和这个空前剧烈变化的社会完全隔绝，什么也不懂了。即馆中事，我也什么都不懂了。”〔27〕
“静”一经成为生命形态的核心，除了安稳自身，还由此生发、反射出生命的奇异光彩。只不过这种光彩往往被大时代的喧嚣和夺目所掩盖，难以为人看到罢了。从另一方面来说，在一切皆“动”的世界中，也许只有那一两个“静”的人才能发现生活和生命中的“静”及其意义。对于沈从文来说，“静”竟然会在不经意间成为审美的视角和对象，并且于无意中将自己的生命投射其上，交融其间。这里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一幅速写，是一九五七年沈从文到上海出差随手画下的清晨窗口所见的景象，于“万千种声音在嚷、在叫、在招呼”的忙乱之中，他特别注意到——反衬出——江水的“静”，这种“静”，在画面中只是用空白来表示——“一切都在动。／流动着船只的水，／实在十分沉静。”〔28〕第二个例子还是沈从文随手画下的速写，更能充分说明他独具的“静观”慧眼，对被时代和人群忽略了的事物的注意，而这些被忽略的事物，正具有一种稳定的、安然的、悄悄生息的可爱性质。这是关于一九五七年五一节上海外滩所见的三幅速写，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个时间和地点所提示的时代气氛和性质。每一幅画沈从文都同时用文字做了描述，第一幅，“五一节五点半外白渡桥所见”：
江潮在下落，慢慢的。桥上走着红旗队伍。艒艒船还在睡着，和小婴孩睡在摇篮中，听着母亲唱摇篮曲一样，声音越高越安静，因为知道妈妈在身边。
第二幅，“六点钟所见”：
艒艒船还在作梦，在大海中飘动。原来是红旗的海，歌声的海，锣鼓的海。（总而言之不醒。）
第三幅：
声音太热闹，船上人居然醒了。一个人拿着个网兜捞鱼虾。网兜不过如草帽大小，除了虾子谁也不会入网。奇怪的是他依旧捞着。〔29〕沈从文在时代的宏大潮流轰轰而过——外白渡桥上正通过由红旗、歌声和锣鼓混合成的游行队伍——的时候，眼睛依然能够偏离开去，发现一个小小艒艒的游离自在的生命存在，并且心灵里充满温热的兴味，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翻检那个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加以对照，就会对这样的奇迹更加惊叹。
如果不嫌牵强的话，我们可以把五一节沈从文“静观”的过程和发现、欣赏的情景当作他个人的生命存在和他所置身的时代之间的关系的隐喻。说得更直白一点，我们不妨就把沈从文看作那个小小的船里的人，“总而言之不醒”，醒来后也并不加入到“一个群”的“动”中去，只是自顾自地捞那小小的虾子。
三、“静”的现实存在形式
在一切皆“动”的时代中，“静”的生命形态需要一个现实的庇护形式，沈从文选择了历史博物馆和古代文物与艺术研究。通常容易把沈从文呆在历史博物馆当作他处境极端不堪的一个证据，其实这其中沈从文自主选择的成份应该是主要因素。事实也是，沈从文并非没有机会到高校教书或继续做一个作家（哪怕是挂名作家，什么东西不写也可以），但沈从文几次拒绝了这样的机会。在历史博物馆工作，用他自己的话说，和“人”接触的机会比较少，和坛子罐子绸子缎子打交道却特别多，这正合“静”的意愿。
如果仅仅把博物馆当成现实的庇护所，沈从文也可以在这里终老此生了。但沈从文所追求的“静”的内涵，却并不只是蜷缩于一隅，无所作为。四十年代对生命意义的痛苦追索以致于产生精神危机，自此之后，这种追索一直成为占据首位的自觉意识和现实尝试的不竭动力。沈从文以“消极”、“退避”的方式选择博物馆栖身，潜心于文物研究，实在是别有抱负的。正是在这个范围里，他恢复起自信，找到了实现生命意义的有效形式。他的生命存在形态也就愈发“静”了。
在文革中的一次检查稿里，沈从文曾经这样描述过自己的状态：“从生活表面看，我可以说‘完全完了，垮了。’什么都说不上了。因为如和一般旧日同行比较，不仅过去老友如丁玲，简直如天上人，即茅盾、郑振铎、巴金、老舍，都正是赫赫烜烜，十分活跃，出国飞来飞去，当成大宾。当时的我呢，天不亮即出门，在北新桥买个烤白薯暖手，坐电车到天安门时，门还不开，即坐下来看天空星月，开了门再进去。晚上回家，有时大雨，即披个破麻袋。我既从来不找他们，即顶头上司郑振铎也没找过，也无羡慕或自觉委屈处。”〔30〕这样年复一年，一天到晚在库房里转悠，经手的文物不计其数，对自己工作的意义也越来越坚定。
说自信，并不是后来取得成就获得承认和赞誉之后再补加上去的，至少沈从文自己，对他的文物研究，在当时就是相当自信的，虽然说这种自信主要局限于专业领域，但也很难想象一个噤若寒蝉的人可能有这样的自信。你看他在五、六十年代，仿佛又恢复了“好斗”和“惹事生非”的脾性，依靠文物研究的知识和自己对实物的亲身接触，不断写文章去指出人家文史方面的错误，口气坚定地跟人家商榷，同时说明他文史研究的主张。〔31〕他认为，老一辈“玩古董”方式的文物鉴定多不顶用，新一辈从外来洋框框“考古学”入手的也不顶用，新的文史研究必须改变以书注书的方法，结合实物，文献和文物互证，才能开出一条新路。〔32〕地下发掘的东西，比十部《二十五史》还丰富，而且是活动的，是第一手的。〔33〕沈从文从内心的想法到外在的言说，都一致确认他所从事的工作创始性质。他非但没有掩饰这种自认的创始意义，相反对此反复强调，自信和自负显而易见。事实也证明，沈从文多年的文物和艺术研究，及其反复倡导的观念和方法，对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沈从文从事文物研究的方法和原则，实际是一种非常朴拙的方法和原则，不需要高深的理论来讲。他破除了对于文字文献的传统迷信，以一种“乡下人”品性中的笨、诚、勤、勉，在库房里转悠了二三十年，亲眼看过、亲手摸过无以计数的实物。也许正因为出于朴拙和诚实的硬功夫，他的研究才特别具有坚实的意义。沈从文研究专家凌宇在《风雨十载忘年游》的长文中，记叙了他和沈从文曾经有过的这样几句闲谈：他看见沈家书橱里有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就问他看过没有。其时正是这本书风行的时候。沈从文回答说：“看过。涉及文物方面，他看到的东西太少。”又说，“如果他有兴趣，我倒可以带他去看许多实物。”〔34〕时至晚年，沈从文仍然在强调他于从事文物研究之始就提出和自觉实践的文献和实物研究相结合的原则和方法的重要性。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去看看沈从文对文物和博物馆的选择，应该能够体会到一种情味和深意。在一九五一年九月的一封信里，他写道：“关门时，照例还有些人想多停留停留，到把这些人送走后，独自站在午门城头上，看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风景，……，明白我生命实完全的单独。就此也学习一大课历史，一个平凡的人在不平凡时代中的历史。很有意义。因为明白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可望，那么就用这个学习理解‘自己之不可理解’，也正是一种理解。”〔35〕
赘语：个人在时代中的位置
百年来的中国社会历史，几乎就可以说是时代挟裹一切的历史。从伟人豪杰到凡夫俗子，几乎都有一种唯恐被时代抛弃的无意识恐惧，大家自觉地追赶时代，自觉地投入到时代的洪流中去，尽管心里都清楚没有几个人能呼风唤雨，引领时代，可是至少也要做到与时俱进，随波逐流。有普遍的不自觉恐惧和普遍的自觉追求的民众思想意识做基础，时代对人的影响、改造就容易进行，而且进行得完全彻底，热不可挡。社会和时代的角落是被人鄙视和摈弃的。
沈从文恰恰找到了一个角落的位置，而且并不是在这个角落里苟延残喘，却是安身立命。这个角落和时代的关系，多少就像黄浦江上小船里捞虾子的人和外白渡桥上喧闹的五一节游行队伍之间的关系。处于时代的洪流之外的人也并非绝无仅有，可是其中多数是逃避了时代洪流，自己也无所作为的。沈从文却是要在滔滔的洪流外做实事的人。《喜新晴》中“本非驰驱具，难期装备新”表达的是对于时代潮流和时代要求的温婉而坚定的拒斥，这首诗中的最后两句“独轮车虽小，不倒永向前！”则是表达自我的抱负和作为。单纯从诗的角度着眼，这两句实在算不上好，初看过于直白；实则寄意深远。“独轮车”这个意象，沈从文也不是随便选取的。在一九七六年给程流金一家的信里，沈从文又一次提到这个意象，当非偶然：“独轮车终究只能当独轮车使用，配合不上社会变化，是必然而非偶然！”〔36〕
毋庸讳言，沈从文是有些瞧不上所谓的知识阶级的，对比于他这个“乡下人”，知识阶级似乎本能地就具有得风气之先，闻风而动的本领，更能灵巧应变，适应趋时；而他几乎一贯地固执己见，晚年一篇未写完的自述就题为《无从驯服的斑马》〔37〕。多少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恰恰是知识分子，多少年来一直强调独立性、自主选择、自我坚守等等。因此就尤其值得反省�
以往知识分子所强调的独立性，是不是包括对于个人与时代之间的关系的选择和自我在时代中的位置的确立而言的。一九四九年以后，沈从文的角落位置和在角落里的作为，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些什么样的启示？
这样说也许有些远了，因为对于从一九四九年起的沈从文的理解也才刚刚开始——
照我思索，能理解“我”。
照我思索，可认识“人”。〔38〕
注释：
〔1〕《从文家书——从文兆和书信选》，火凤凰文库之一种， 上海远东出版社一九九六年二月第一版。
〔2〕陈思和主编的《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精品》， 中央电视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第一版，就收入《从文家书》中的（一九四九年）五月三下十点北平宿合、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日致张兆和、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九日致张兆和三文。
〔3〕《花花朵朵 坛坛罐罐——沈从文文物与艺术研究文集》，外文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第一版。
〔4〕《从文家书》，一五二页。
〔5〕《从文家书》，一五三页。
〔6〕《从文家书》，一五一至一五二页。
〔7〕《从文家书》，一五三页。
〔8〕《从文家书》，一六○页。
〔9〕《从文家书》，一六○至一六一页。
〔10〕《从文家书》，一五七页。
〔11〕《从文家书》，一四七页。
〔12〕《从文家书》，一六二页。
〔13〕《从文家书》，一五七页。
〔14〕一九四八年三月出版的《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集中刊出了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邵荃麟的《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冯乃超的《略评沈从文的“熊公馆”》等文章。后来当时沈从文所在的北京大学还贴出了大字报，全文抄出了郭沫若的文章。
〔15〕《长庚》，《沈从文别集•七色魇》，岳麓书社一九九二年十二月第一版，一五五页。
〔16〕《生命》，《沈从文别集•七色魇》，岳麓书社一九九二年十二月第一版，一六○页。
〔17〕《长庚》，《沈从文别集•七色魇》，岳麓书社一九九二年十二月第一版，一五五页。
〔18〕《潜渊》，《沈从文别集•七色魇》，岳麓书社一九九二年十二月第一版，一四八页。
〔19〕《绿魇》，《沈从文别集•七色魇》，岳麓书社一九九二年十二月第一版，四五页。
〔20〕《从文家书》，一五四页。
〔21〕汪曾祺《沈从文专业之谜》，此文被作为《花花朵朵 坛坛罐罐》一书的代序。
〔22〕《凡事从理解和爱出发》，《沈从文别集•边城集》岳麓书社一九九二年十二月第一版，一四页。
〔23〕参见李辉《破碎的将军梦》，收入《人生扫描》，上海远东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三月第一版。
〔24〕《喜新晴》，《沈从文别集•七色魇》，岳麓书社一九九二年十二月第一版，二二三页。
〔25〕沈从文以此比拟自己对创作的念念不忘。见《我怎么就写起小说来》，《沈从文别集•阿黑小史》，岳麓书社一九九二年十二月第一版，三五至三六页。
〔26〕《抽象的抒情》，《花花朵朵 坛坛罐罐》二三页。
〔27〕《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始历史博物馆》，《花花朵朵 坛坛罐罐》三八页。
〔28〕图画和文字见《从文家书》二六九页。
〔29〕图画和文字见《从文家书》二八○至二八二页。
〔30〕《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花花朵朵 坛坛罐罐》三二页。
〔31〕如关于汉魏乐府注释商榷的《文史研究必须结合文物》，《光明日报》一九五四年十月三日；关于《红楼梦》注释商榷的《“ 瓟斝”和“点犀 ”，《光明日报》一九六一年八月六日，以及《“杏犀 ”质疑》，《光明日报》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二日；《从〈不怕鬼的故事〉注谈到文献与文物相结合问题》，《光明日报》一九六一年六月十八日；与王力商榷的《从文物来谈谈古人的胡子问题》，《光明日报》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一日、二十四日，等等。这些文章都收入《花花朵朵 坛坛罐罐》。
〔32〕《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花花坛坛 坛坛罐罐》。
〔33〕《从新文学转到历史文物》，《花花坛坛 坛坛罐罐》。
〔34〕凌宇《风雨十载忘年游》，《沈从文印象》，学林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一月第一版，一二五页。
〔35〕《凡事从理解和爱出发》，《沈从文别集•边城集》，岳麓书社一九九二年十二月第一版，二二至二三页。
〔36〕《给程流金一家》，《沈从文别集•七色魇》，岳麓书社一九九二年十二月第一版，五页。
〔37〕《无从驯服的斑马》，收入《花花朵朵 坛坛罐罐》。
〔38〕《抽象的抒情》，《花花朵朵 坛坛罐罐》，二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