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1938年间，沈从文在创作他的小说代表作《边城》、《长河》等的同时，还一鼓作气创作了《记胡也频》、《从文自传》、《记丁玲》、《湘行散记》、《湘西》等五部散文长卷。这五部散文长卷若从体裁上分，自然可分成记传式（或曰回忆式）散文和游记式（或曰方志式）散文两大类。但若从题材上分，其中的《从文自传》、《湘行散记》和《湘西》三部，则又均是以湘西的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发展为中心，通过写实记闻的手法，融进了作者对人生的观察与思考，在政治、经济和自然人生的联系中，艺术地再现了湘西人民尤其是下层人民的生命形式的散文长卷。它们代表着沈从文散文创作的最高成就，因而也奠定了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散文大家地位。
《从文自传》的18篇散文，集中创作于1932年秋，1934年7 月由第一出版社初次出版发行。它既可以说是作者离开湘西之前20年生命历程的自叙，又可以说是一部以个人活动的时地为序，对故乡湘西的自然山水、风土人情、历史事件和人生形式进行多方面描绘的记实散文。《湘西散记》和《湘西》则是沈从文1934年和1938年两次重返湘西时的重要收获。前者收散文12篇，最初分别发表于1934年7月—1935年5月的《国闻周报》、《学文》、 天津《大公报•文艺》和《水星》等杂志上， 1936年3月由商务印书馆结集出版。是作者1933年底至1934 年初返乡探视母病时，将沿途见闻以书信的形式写给夫人张兆和的一组信札整理加工而成。后者包括《题记》在内收散文10篇，最初连载于1938年8 月13日—11月17日的香港《大公报•文艺》，1939年8 月由长沙商务印书馆结集出版。是抗战爆发后，作者取道湘西赴云南，途经长沙时，在与革命家徐特立的一席谈话中受到启发，抵达昆明后所作。这两部作品的内容互为表里，结构亦互为经纬。但前者有感于故乡“变化中的堕落趋势”，故将“过去”与“当前”加以对照，“把二十年来当地农民性格灵魂被时代大力压扁扭屈失去了原有的朴素所表现的式样，加以解剖与描绘”；[1]后者则出于“辟谬理惑”的需要， 从“沅水流域人事琐琐处”入手，将“常”与“变”、 哀与乐错综，力图通过过去、 当前和未来的描绘，给抗战爆发疏散来湘西却又对这里的好处与坏处缺少认识的外地人一种“近实的印象”，用以“点燃行将下乡的学生一点克服困难的勇气和信心”。[2]
1981年9月， 沈从文在为戴乃迭翻译的《沈从文散文选译》一书所作的《序》文中，又一次对《湘行散记》和《湘西》的创作动机和思想内容作了说明。他指出：“《湘行散记》表面上虽只象是涉笔成趣不加剪裁的一般性游记，其实每个篇章都于谐趣中有深一层感慨和寓意，一个细心的读者，当很容易理会到。内中写的尽管只是沅水流域各个水码头及一只小船上纤夫水手等等琐细平凡人事得失哀乐，其实对于他们的过去和当前，都怀着不易形诸笔墨的沉痛和隐忧，预感到他们明天的命运——即这么一种平凡卑微生活，也不容易维持下去，终将受到一种来自外部另一方面的巨大势力所摧毁。生命似异实同，结束于无可奈何情形中。”而到达昆明之后不久，写成的《湘西》，则“比较有系统地把一条纵横延长将达千里的沅水流域和五个支流地方的‘人事’、‘生产’作个概括性介绍，并用沅陵和凤凰作为重点，人事上的好处和坏处，都叙述得比较详尽些，希望取得‘辟谬理惑’的效果。而把外人对于两地一些荒唐不经的传说，试加以比较客观分析。”目的是在说明，当时湘西存在的问题，“某些方面实由于外来贪官污吏无知商人的造作附会，某些方面又和地方历史积习分不开。特别是地方政治上明显不过的弱点，新的负责人，也应当明白有许多责任待尽应尽。优点和弱点都有个较新的认识，才可能面临艰巨，一改旧习，共同把地方搞好。”[3]
新时期以来，国内（仅限于大陆），对包括《从文自传》在内的三部以湘西生活为题材的散文长卷作了比较深入细致的探讨与研究。本文仅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对这些研究成果作一点较为全面的评述。
一
如果把1980年《新文学史料》重新发表《从文自传》作为起点标志到今天为止的沈从文研究作一个回顾的话，那么，1980年到1984年可说是新时期沈研的初期阶段。这一时期最引人注目的成果是一部分研究者通过对现代文学研究的反思，在批判“左”倾思想观念危害的同时，力图从政治上和思想倾向上对沈从文和沈从文的创作作出符合历史实际的评价，恢复沈从文应有的文学史地位。1985年至今的十年间则可看作是新时期以来沈研的深入发展阶段。这一时期众多的研究者，力图运用全新的价值观念和比较的方法，从宏观的文化角度并通过微观的作品分析，对沈从文作品所具备的深刻思想内涵、文化意蕴和艺术创造个性作出综合研究。而15年来，对沈从文湘西题材散文的研究，也正体现了这种宏观走向。
新时期以来，对沈从文湘西题材散文较早作出专题评论的有余永祥、王继志、张鹄、苏定华、陆文綪等。余永祥的论文《一轴色彩斑驳的湘西历史生活画卷——评沈从文描写湘西社会生活散文的思想倾向》[4]最早指出：沈从文的《从文自传》、《湘行散记》、 《湘西》等共同地向人们展现了五光十色、纷纭复杂的湘西社会生活画面，描摹了一个人、兽、神魔相处、臭草与香花杂植的世界，其中既有“绮丽神奇的山川景色”，“古朴淳厚的民情风俗”，“精彩奇妙的神话传说”；又有“悲惨凄苦的人生遭遇”，“反抗斗争的革命火花”。他的创作意图，“不是为反动统治者提供茶余饭后的消遣品，而是为人们提供研究社会问题的形象参考书。正如他把湘西社会当作一本大书来读那样；他不是引导人们消极避世，而是引导人们正视现实，变革现实、思考未来。”论文作者还强调指出：在沈从文的笔下，湘西并不是什么“世外桃源”，这里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毛泽东、贺龙、向警予等人在作品中象流星一样一闪而过，作者对他们所从事的伟大事业虽然一时无法理解，但他毕竟客观地为人们提供一片认识时代潮流的波影。《辛亥革命的一课》记叙了作者孩童时代对辛亥革命的感受，这个革命，在他的记忆中留下的“只是关于杀戮那几千无辜农民的几幅颜色鲜明的图画”。《沅水上游几个县份》、《桃源与沅州》中分别写到的沅、晃两州的农民武装示威，却是当时湘西农民运动的一个侧影。那位北京农科大学毕业、为人热情正直的唐伯庚，大革命时回故乡当了农会主席，率领两万余农民到芷江县城示威请愿，失败后被反动军队用刺刀钉在城门木板上，陈尸示众三天的场景叙述，不能不说是湘西农运的一个剪影。针对五四时期芷江旧式人物的代表——警察所长，为了沽名钓誉，竟督率警士向明朝万历年间一座巨佛进行讨伐的愚蠢行为，作者指出它不仅对于打倒真正的偶像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相反的还多了一个活偶像，这就是外国牧师的入境。这种情景的叙述，更是令人深思。《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反映大革命时期，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复杂历史事实。那位印瞎子是个相术信徒，相信自己的鼻子是条龙。他受革命潮流的裹挟，念着黄袍加身的梦呓，追随了革命，当革命处于低潮时，便迅速投入了反动派的怀抱，成了百货捐局长，心安理得地过着腐败的生活。而在《沅陵的人》、《辰溪的煤》、《五个军官与一个煤矿工人》等篇章中，作者则对湘西下层人民的勤劳、善良和自发的反抗精神给予了热情的赞颂，对他们地狱般的生活给予了极大的同情。明确指出：湘西“匪多的原因，外来官吏苛索实为主因。乡下人照例都愿意好好活下去。官吏的老式方法居多是不让他们那么好好活下去。”在《苗民问题》一文中，沈从文站在民主主义立场，强烈要求统治者，“必须放弃二三千年以征服者自居的心理状态，应当有一根本原则，即一律平等。教育、经济、以及人事的处置，应力求平等。去歧视、去成见、去因习惯而发的一切苛扰。”论文作者总结性地指出：沈从文的“这一民主性的要求在当时当然不可能实现，作者也没有找到实现它的正确道路；尽管如此，他用艺术家的眼光，看到了病态社会肤体上的各种毒瘤：杀戮、剪径、贩毒、卖淫、放蛊、行巫……用艺术家的笔墨，描述了人民的反抗和斗争，描写了农夫、矿工、水手、孤儿、寡妇、妓女的痛苦与不幸，并且强烈地要求改变那个‘使人不成其为人’的社会，这就使作品显示出了不可否认的进步意义。”
余文在肯定沈从文湘西题材散文的基本思想倾向的同时，又针对沈从文在《女难》一文中流露出来的审美倾向，即“我是个不想明白道理却永远为现象所倾心的人。……接近人生时，我永远是个艺术家的感情，却绝不是所谓道德君子的感情。”指出：沈从文这种审美情趣“不是着眼于现象、感情和道理三者的有机统一，而是片面强调倾心于现象”，因此造成了艺术旨趣上的某些弊病。这种弊病的具体表现：一是“有时执迷于表面现象，缺乏时代感”；二是“有时作者对激烈的斗争生活，以超然态度来写，近乎纯客观的记录，缺乏应有的鲜明爱憎”；三是“有时被个人感情所迷惑，对人物记叙失之偏颇。”对于余文指出的这种弊病，后来的论者们多有异议（下文将有所涉及），但作为新时期以来较早的一篇对沈从文的散文作出评论的论文，还是具有相当的理惑正听作用的。
较早对《湘行散记》、《湘西》从思想内容作出较全面评价的另一篇研究论文是发表于1982年《南京大学学报》第3 期上的王继志的《论沈从文的〈湘行散记〉和〈湘西〉》。论文作者在引证了沈从文有关这两本散文集的写作缘由的自我说明后，指出：沈从文创作《湘行散记》和《湘西》的态度是积极的，用心是良苦的，首先他不是无病呻吟，而是有感而作，即有感于湘西乃至国家“变化中的堕落趋势”，立意在“民族品德的重造”；其次是他写作的目的，不是为了“恋旧”，而是积极干预当时的时政，把“过去”和“当前”对照，希图为国家创造和争取到一个好的“未来”；第三是他在对故乡人事的具体描绘中，不是称赞腐朽，歌颂反动，而是以“一种燃烧的感情，对于人类智慧与美丽永远的倾心，康健诚实的赞颂，以及对愚蠢自私极端憎恶的感情”去歌颂真善美，抨击假恶丑，从而引起人们“对人生向上的憧憬，对当前一切的怀疑”。[5]
论文从三个方面对《湘行散记》和《湘西》的思想、内容作出了详尽的分析与评论：第一是作者“通过湘西现实生活的描绘，真实而又深刻地揭示了造成这一地区‘堕落趋势’的社会原因”。这就是外来官吏的封锁、苛索与镇压；当地军警商政各界的巧取豪夺，摧残压榨；帝国主义的精神奴役和经济掠夺。正是它们制造的“内战、毒物、饥馑、水灾”，使“这个民族，在这一堆日子里，如何向堕落与灭亡的大路走去。”（《辰河小船上的水手》）而沈从文揭示的造成湘西日趋堕落的社会根源其实也是整个旧中国日趋堕落的社会根源。第二是作家“怀着对家乡的深情，对乡亲的挚爱，赞颂了湘西优美的自然环境，讴歌了湘西人民的美好心灵，在为读者精心描绘一幅生动别致的湘西风土人情美丽画卷的同时，对湘西民众屡遭荼毒的生活命运寄于无限的同情，对反动统治阶级发出了深沉而强烈的抗议。”论文强调指出：正因为沈从文对家乡怀着一种无可言说的温爱之情，所以在他的笔下，无论是起于绿林，被一些人称为豪杰，被另一些人称为坏蛋的“毁誉平分”的牯子大哥，还是保留着屯垦子弟性格，虽有学习机会而不愿读书，甘心为人当保镖，任侠使命的虎雏；无论是被“贪官污吏坏保甲”，逼得走投无路，入山为匪的分子，还是被拉夫抓来在派定地点默默忍受虐待，工程一完，又笑嘻嘻转回乡村的善良百姓；无论是有着美好天性，衣服围裙上锈着花，“把流汗与吃饭打成一片”的劳动妇女，还是为生活所逼，虽出卖肉体仍忠诚信誓的吊脚楼上的妓女，无不在他们的精神素质上饱含着一种崇高的人情味和人性美。纯朴正直，急功好义，助人为乐，扶弱锄强，有诺必践，感情专一，尊重知识，敬爱长辈是他们的主要性格特征。针对过去有的评论者把沈从文描绘故乡人情风景美说成是有意“粉饰现实”的观点，论文作者指出：文学创作是作家情感活动的产物，一个有成就的乡土文学家，只要对故乡的人民怀有炽热的爱的情感，那么即使在悲惨苦难的生活面前，他也会发现描写对象所蕴含的一切美点的存在。这是因为任何腐朽反动的黑暗势力只能破坏美，
戕害美，却不能在人世间灭绝美、消尽美。第三是作者“从历史与现实相联系的角度，对形成湘西民族独特而又复杂的社会人情（包括风俗习惯、心理素质、道德信仰诸方面）的生活底蕴进行了认真的思考与探究。”论文通过《凤凰》、《苗民问题》等篇章的分析，充分肯定了沈从文对湘西民族性格中的“洁身信神，守法爱官”，勇敢尚武、轻生好义和对“放蛊”、“行巫”、“落洞”等三种“女性变态神经病”所作的探颐索隐的理性探究。指出：“沈从文以他丰富的知识和深邃的眼光，通过《散记》和《湘西》对隐藏于湘西风俗背后的社会生活底蕴所进行的认真思考与探究，不仅为文苑提供了别人所未曾提供的反映湘西人民生活的艺术珍品，而且为中国的民俗学、社会学提供了可资借鉴的重要文献；不仅开拓了人们的艺术视野，而且丰富了人民的社会生活知识。”
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4年第2 期上陆文綪的论文《名篇，而非杰作——读〈湘行散记〉、〈湘西〉随想》，在肯定沈从文湘西题材散文取材新颖、内容丰富、艺术特色突出的同时，较多的指出了作者创作思想上的缺点和局限。论文认为：沈从文在《湘行散记》和《湘西》这两部散文集中，确曾用多样的手法和色彩，朴素传神的文字，丰富的知识，淡淡的诗意，不绝如缕的情思，编织成一幅幅迷人的自然风光和社会生活画面。但“思想间或不免偏颇”。作者列举了《辰河小船上的水手》、《辰溪的煤》等篇章，指出两部散文集都涉及了一些现实问题。“客观上，让读者看到了湘西人民生活的真实面貌和人民斗争的火花”，但作者的笔触到了当时社会生活的要害处，往往就“到此为止”，“而且更多的是回避现实生活中尖锐而又带本质的东西，力图冲淡人民的痛苦”。沈从文在揭露现实的弊病时，似乎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用“过去”作尺子，比“过去”变坏了的，就揭露，就不满；与“过去”相同的，就欣赏，就赞扬。因此，“作品虽然曲折地表现了作者对当时现实的不满，提到人民生活每况愈下，‘保甲在糟踏乡下人’，但作者不是‘直面惨淡的人生’，而是转身歌颂湘西过去那种和平、宁静、纯朴的原始生活，用以反衬出现实生活的‘堕落’”在主观上，由于作者“不能从社会制度上着眼，去挖掘产生这些现象的根源，也就必然影响了作品的深度。”又由于沈从文把自己的理想寄托在过去那种的生活上，“因此，在刻画人物时，往往突出湘西人民身上原始的人性美和人情美。人物在奇特的外表举止下，内涵诚实、豪爽、英勇、义气。当作者的笔一写到故乡的人民时，便情不自禁地迸发出由衷赞美之情。”但是，“沈从文过于欣赏这种原始的人性美，在描写这些人物时，给他们加上了浓厚的英雄色彩，忽略了他们的弱点，特别是不少人物阶级烙印模糊。”因此，“沈从文小说散文数量很多，但未能塑造出一个可以称之为‘典型’的艺术形象，这是原因之一。”论文在用较多的篇幅分析了两部散文集在艺术创造的得与失之后，总结性地指出：“总之，沈从文先生的散文，很新颖，有独创，有特长，有独立存在的价值，但还不是博大精深之作。”
凌宇在1987年举行的首届沈从文研究学术座谈会上的发言中，总结新时期以来第一阶段的研究成果时指出：作为拨正期的沈研论文，对沈从文作品中的人性美，对作品思想倾向的个性特征等的分析都是公正的，尤其是一部分研究者对沈从文作品中现实主义因素的发掘和分析都有极精彩的意见，但从方法论的角度来审视这一阶段的研究，应该说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变化，换句话说，这种拨正仍然是在几十年传统框架中的一种拨正。[6]凌宇的这一总结是颇为中肯的。 对照这一总体沈研态势，我们不难发现，作为新时期以来最早对沈从文的湘西题材散文研究与讨论的上述论文，无论对沈从文的湘西散文作出肯定还是作出否定的评价时，其着眼点似乎仍没有突破单一的阶级、政治论的观察角度和批评方法。因此，在批评沈从文的偏颇中亦不免流露出批评者的偏颇。
二
进入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文艺批评标准和价值观念的完善，对沈从文作品的研究方法、角度和格局都有所革新。自从1985年底凌宇的专著《从边城走向世界》问世之后，因内的沈从文研究除单篇论文外，更多地是以专著的形式出现，曾先后出版了赵学勇、王继志、吴立昌、韩立群等人撰写的多种沈研专著。关于这些专著中的研究状况，以后将另文加以阐释。这里仍只围绕有关沈从文湘西题材散文研究的单篇论文，对这一时期新的研究态势作些评述。
孙韬龙的《读〈湘行散记〉和〈湘西〉》（载《吉首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 是一篇从文体创新的角度评论沈从文湘西题材散文的论文。沈从文曾明确指出：“用屠格涅夫写猎人日记方式，揉游记、散文和小说故事而为一，使人事凸浮于西南特有明朗天时地理背景中，一切都带有原料意味，……十五年前我写〈湘行散记〉时，即具有这种意图。”（《新废邮存底二七三——一首诗的讨论》）据此，孙文指出：《湘行散记》、《湘西》有别于一般散文的突出特点之一，是“创造了一种容量大，能反映复杂社会生活的新形式。”这两部散文，说它是散文，又写了一系列人物形象，就中不少堪称文学典型；说它是小说，又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说它不是游记，它又有游踪可寻；说它不是诗，又充满了浓烈的诗情。它是将散文、小说、诗歌、游记各种文学因素融于一炉，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散文形式。沈先生写故乡的哀乐人事，“常具有一种悲悯感，”以这种“无所不至的爱的“悲悯”感写下层人民种种苦难，构成两部系列散文的另外两个突出特点，即“以事叙人”，和“写活鲜鲜的人”正因为坚持“以事叙人”，才写出了湘西人与人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网，揭示出了湘西五光十色的社会问题，构成了湘人全景式的形象化的生活史。正因为坚持“写活鲜鲜的人”，才能对人物加以如实的描绘，将“毁誉平分”的人物复杂的性格不加讳饰地“合拢”起来，写出生活中真实的“这一个”，如《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中的主人公。针对有人认为沈从文的作品“缺少深度”，“他的笔往往没有深入到生活的底蕴”等观点，论文作者指出：“这些评论上的套话，实在使人捉摸不透。什么是‘底蕴’？标准是什么？界线在哪里？是一点还是多层次？理论上的不科学造成评论作品上的失误，……沈从文是懂文学创作的人，善于将平淡无奇、卑微琐细的人生铺叙出来，真实地描绘出不合理社会关系和下层人民极为不幸的生活命运，让读者去思考，去判断。要说文学艺术性，这就是艺术性。沈先生作品的倾向性常常寓于生动的故事讲述之中，隐藏得很深，常遭到一些人的误解。这不是作家作品的不幸，而应说是评论者的不幸。”
如果说孙文从艺术创造的自身的规律着眼论证了沈从文湘西散文的复杂内涵，那么吴跃农的《生命的把握和寻思——沈从文湘西散文新论》[7]，则是一篇以全新的视角，即人类文化学和区域文化学的视角， 并结合结构主义的批评方法，评论沈从文湘西题材散文中的“人生形态”的专题论文。文章一开始就指出：沈从文的湘西系列散文，“决不是泛泛的浅吟低唱的风光景色之作，更不是着力于湘西奇旎风光的猎奇之作。作家把湘西的种种人事放在他别离了故乡十几年之后，放在一个从湘西土生土长之兵士到城市作家的十几年之后的框架之中来叙写。在这些散文中，我们会惊讶的发现，这一片湘西的山水，无不透露出作家对人的生命的着力把握和尊重，同样，也显示出作家对这块山水之中的生命形态的苦苦寻思。”论文作者认为：沈从文二十岁离开湘西，在当时中国的头等大城市上海、武汉、青岛、北京、昆明生活了近20年，因此，当他有机会重返湘西故乡时，影响他检视湘西这片山水视角的，固然有浓浓的乡情和童年情结，但更重要的是他已经暗暗地引进了一种对比方式。他把湘西的种种人事，放在他生活了20年的中国大城市中去对比，形成了中国现代散文叙写中独特的大城市和湘西乡村的对比结构。而这种对比，实质上又集中于城市生命形态和湘西生命形态的对比上。诚然，工业城市文明，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也是社会发展的更高级形态，从理智的角度而言，对它的任意贬斥和否定显然是荒谬可笑的。但是工业文明和湘西乡村文明，又不只是两个抽象的概念，它具体到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就有它具体的形态。正是在两种生命形态的对比中，沈从文重新发现，只有湘西的原始性生命形态才是充沛、旺盛、火辣的，是完全依据享乐原则去大胆而为的，相比之下，受着战乱、腐败和颠沛流离支配的城市生命，则显得太为拘禁、黯淡、枯瘦、苍白了。在沈从文的眼中，只有湘西的生命，才“活得胆大包天，色彩浓烈，痛快淋漓，决没有拖泥带水的僵态。这里的生命要哭就大哭，要歌则大歌，这里的生命不知道死，死即生，生即死，生生死死，完满地表现出生命的本色。这里没有虚伪，没有算计，一切都在明里亮里，一切都显得豪放庄严。”论文征引了包括《从文自传》在内的湘西散文的众多篇章，如《一个大王》、《女难》、《清乡所见》、《沅陵的人》、《沅水上游几个县份》等人事描绘之后，指出：“城市的人，城市的事，城市的‘爱’，都无不在湘西的人和事，湘西的爱和死的对照中而彻底黯淡——艺术在必要之处予以必要的偏激，必要的扭曲，代表的是作家的情感方式，并不是对整个人类文明的歪曲，这是艺术的正常状态——而湘西的生命就在这种对比中无比光亮起来了。”总之，沈从文通过湘西真实的具体的人生形态的描绘，不仅向人们述说了湘西的生命“在爱与死中得到弘扬”，而且也向人们证明，生命只有与自然的合一中，才能放大，才显得明媚、灿烂与恒久。
论文在分析了沈从文湘西散文的城乡对比结构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指出：沈从文的湘西散文如果仅仅建立在城乡对比的情感化视角之上，那就无疑会在张扬湘西生命形态的过程中走向极端，即任凭情感的泛滥成灾而使眼光狭窄化。因此，沈从文笔下的湘西生命，之所以能在大胆出轨的同时，并不给人以荒唐可笑，却给人以合情合理的感受，就因为“他在运用这种城乡的空间对比时，并没有抛弃时间的维度，他在他全部的湘西散文中，同时不断地引进着运用着今古对比的历史视点。这个视点，可以说是对城乡对比视点的制约，是理智对感情的控制。”那么，沈从文在张扬湘西原始淋漓的生命的同时，通过对湘西历史发展的审视与反思，最终又看到些什么呢？作者指出：第一，沈从文看到了湘西历史“被凝滞于人血之中”；第二，沈从文看到了湘西的时态，“永远是过去时”。前者使沈从文清醒地意识到，湘西人在将生与死、杀与被杀作等量齐观时，固然显示出生命的强悍与豪爽，但同时也显现出生命被践踏被草菅的一面。也就是说，“湘西，在它生命达到强力状态的同时，也达到了生命美的最为脆弱的黯淡状态，生命在这片山水中被浪掷”。而象《桃源与沅州》中的那个代表城市文明和历史革命力量的北京农科大学毕业生的被害过程，则更加显示了湘西封闭性的原始生命形态所蕴含着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深厚力量。后者促使沈从文在俯瞰湘西的生命形态时，既发现其十分富于诗意的“美丽”的一面，又发现其令人“痛苦”感到“悲惨”的一面。美丽的一面固然可以对城市生命所欠缺的东西作积极的补偿与改造，但“古今如一”，始终在“原地打转”，令人“痛苦”的一面却十分引起作家的担扰。为此沈从文引进了“明天”的概念，即引进了对“未来”的热切瞩望。在沈从文看来，明天应该和现在紧密相连，现在的出发点是走向明天而不是退回往古。沈从文明确写道：“我们用什么方法，就可以使这些人心中感到一种对‘明天’的‘惶恐’，只放弃过去对自然和平的态度，重新来一股劲儿，用划龙船的精神活下去？”希望“有一群精悍结实的青年，来驾驶钢铁征服自然”。（《湘行散记•箱子岩》）这不能不说是沈从文以真正的工业文明的历史观瞩望湘西的结果。
总之，论文作者认为，城乡对比视点和古今对比视点的相辅相成，综合运用，构成了沈从文把握和寻思湘西生命奥秘的全部价值所在。
彭荆风的《〈湘行散记〉的艺术构思》和刘敬瑞的《从〈湘行集〉看文学创作动机的形成及信息运动过程》[8] 均从写作的角度对沈从文湘西系列中的《湘行散记》一书作了深入地研究与评述。彭荆风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因此他的论文往往同汪曾祺的一系列沈研论文一样，以作家对艺术创造的特殊体悟，采用文艺随笔的形式，
于夹叙夹议中对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个性作出了细致入微的分析。在《〈湘行散记〉的艺术构思》一文中，评论者紧紧扣住沈从文对故乡人事的过去和当前怀有的那份“沉痛与隐忧”之情，指出：沈从文先生作为一个成熟的作家，深深明了怎样才能使得艺术作品具有感人的力量和长远的生命力，他执着地依照自己的一贯创作风格，从生活出发，去塑造艺术精品。沈从文深知“湘西虽小，历史的沉淀，新旧思想的冲突，各阶层人物的性格都是繁复的，只有多角度的如实写来，才真实可信。沈从文先生在12篇散文中，写了地方、士绅、船夫、士兵、妓女、土流氓、知识分子等人物，不是象有些人提倡的那样：以谁为主以谁为次，而是让读者从具体形象中去品味、欣赏这幅长卷，了解湘西为什么是处于一个‘不容易维持下去’的处境”。针对有些人把沈从文的湘西散文说成是“鼓吹一种原始野性的力量”，“写法是幻想的”、“是牧歌式的乡土文学”等，论文指出：“其实，从《湘行散记》所写的众多人物来看，沈从文的好恶爱憎是极其鲜明的，对那些不为人类谋利益的士绅，纵使是他多年好友，他的厌恶之情也流露于笔底，只是他如实写来，呈献给读者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对那些善良、朴实、悲惨的水手、娼妓，他也不愿掩饰他们的粗野，以及对情欲的放纵。”有人说这些散文中“夹有不少糟粕”，这完全是一种误解。《湘行散记》除了描绘了一批活生生的人之外，还给我们描绘了千里沅水的瑰丽景色，“只是他不是用游客般的陌生感情来欣赏品味；也不是如某些人那样以上帝自居来看待这些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人，而是以一个被怀乡之情久久困扰的游子深情来追忆思念考察他熟悉的而又在变化中的长河两岸，他的写景，无不深含他的真诚感情。”相比之下，有的“散文家”，“一生写景，一生雕琢，斧凿刀痕见诸纸上，给人印象如同看一幅拙劣工匠的涂抹，听一个感情虚伪的人在无病呻吟；那种作品尽管红黄绿色彩都有，乃难以迷人，因为他们缺乏真情。”评论者最后指出：读过《湘行散记》可以感到，尽管沈从文“口不言政”，但是这位正直的作家，对当时湘西政治的腐败和人民的疾苦却是处处关切。只是他不愿把自己的散文降格为文词拙劣的传单，他是用他已形成的对美的追求的文风，来写千里沅水上的人事，作家对社会、对故乡的强烈责任感驱使他用艺术匠心构思一篇篇精美的散文，去感染人，去引人思考。彭文的确道出了沈从文散文创作的某些艺术真谛。
《湘行集》是1992年5 月岳麓书社出版的《沈从文别集》中的一集，主要收录的是《湘行书简》和《湘行散记》，而后者又是以前者（即沈从文1933年底至1934年初返乡途中写给夫人张兆和的三十几封信）为素材整理加工而成。刘敬瑞的《从〈湘行集〉看文学创作动机的形成及信息运动过程》，运用文学创作心理学的方法，通过《湘行书简》和《湘行散记》的比较，总结性地指出：作家童年生活的美好情绪记忆信息与重回湘西面临的严峻现实生活信息所形成的尖锐对立和矛盾冲突的信息运动，促使作家更清醒地认识现实。作家本着“在爱与美中把握人生、重造人生”的创作审美理想，不仅在作品中淋漓尽致地将湘西人的可敬可爱和可悲之处写了出来，而且对如何重造人生也作出了深刻的思索。其中既有对乡土的眷恋，又有对家乡停滞的现实，湘西人浑浑噩噩的生活、愚昧麻木的精神状态的不满与哀叹，同时更怀有对祖国和家乡的正义感与责任感。而这一切又都是作家在对湘西的历史与现实，湘西人生与都市人生深入思考后，对初始动机的大幅度修正、完善和发展的结果。
三
沈从文的湘西题材系列散文，全部产生于他的创作进入成熟期之后，而它们的艺术生命又全部深深地植根于湘西的乡土之中。它往往即兴言志，忧愤深广，处处闪现着楚文化的神韵与光彩，同时又是一篇篇悲天悯人的乡土抒情诗。它们以鲜明而独特的艺术特色，在中国现代散文中独树一帜。正因为如此，所以在对这组散文作出评论时，即便是对其思想倾向提出了质疑与异议的评论者，也都对它们的艺术成就作出了充分的肯定与赞许。
新时期以来，国内较早对这组散文作出艺术评价的是王继志的《论沈从文的〈湘行散记〉和〈湘西〉》。论文曾以“自然、含蓄、诗情”六个字概括沈从文湘西散文的艺术特征。在具体论述中，作者指出：由于沈从文一贯推崇并信奉生命的自然与质朴，反对生命的虚伪与造作，认为“自然”就是“有生”，而“有生”中包含着真正的“美”，比起这种美来，“任何典雅词令与华美文字，都如细碎星点在朗月照耀下同样黯然无光”。因此，为了使文章的形式跟其所表现的自然质朴的湘西人生和谐统一，于是也就形成了他那种不矫不饰、自然朴实的文字风格。沈从文的散文语言，既是自然的又是含蓄的。或者说，惟其是自然的，才是含蓄的。沈从文曾经颇有感慨地对一些“感觉官能都有点麻木不仁”的读者和“书评家”说过：“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的确，若仅从文字的表面看，《湘行散记》和《湘西》似乎没有直书尖锐对立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即便象《辰溪的煤》、《沅水上游的几个县份》这样旨在鞭挞和暴露反动统治者的剥削与压迫的文字，也没有只图用鲜血染红稿纸，但是仔细阅读，掩卷遐思，又处处给人以沉痛与辛酸，这就是沈从文作品自然、深沉与含蓄之所在。评论者指出：构成这种含蓄的因素有两个，一是作者总不爱将自己的“思想”作简单的号筒般的传达，而是通过历史与现实的自然形态的描摹，让读者自己去体味生活中蕴含的各种悲喜苦乐成份。二是作者在描摹自然人生时，不是着力表现“生的悲苦”、“美的易折”，而是赞扬“生的强大”、“美的永恒”从而形成了沈从文的这种既不象“屈原的愤世”也不象“庄周的玩世”的独特的含蓄风格。至于形成沈从文湘西散文浓郁诗情的原因，论文总结道：这是由于作者在描写湘西的风物人情时，总时时处处融进了自己，融进了“我”的独特感情，精微感受。这种用整个心灵呼唤出来的对故乡充满依恋、隐痛与沉忧的声音，自然也就最富诗情。
在《名篇，而非杰作》一文中，评论者指出《湘西散记》《湘西》是两卷美妙的湘西人物画和风俗画。以一条沅水为背景，作品在描景中写人，在叙事中抒情，在诗情画意中散发出一股浓烈的乡土气息。但作者并不卖弄自己知识的丰富，也不故意堆砌词藻，玩弄技巧，他的文笔流利、潇洒，是在洗却铅华的自然笔调中，透露出丰富的生活经验。这种朴素而不呆板的艺术手法，与他描写的带着原始人性的生活一相结合，就象西施衣素缟，更加清秀动人，具有一种独特的征服人心的艺术魅力。
这种从内容与形式的结合上把握沈从文散文艺术特色的方法，应该说是颇为精当的。
有的研究者从语言的角度对沈从文湘西散文的艺术特色作出了探讨。苏定华的《沈从文散文语言的乡土特色》[9] 指出：沈从文的湘西散文之所以处处弥漫着中国边远山村的浓郁气息和乡土色彩，除了题材之外，还与作者深厚的语言功力有关。这种深厚的语言功力的具体表现是：第一，作者善于“用纯朴的语言表现原始美”。湘西是一块充满原始神秘、交织着野蛮与优美的地方，为了保持生活固有的光鲜，自然的原始色彩和诗情，把一个未经人为精雕细刻的真实湘西捧到读者面前，沈从文总是运用明净、纯朴、简炼的叙述语言和素描的手法，以表现其天然的风韵。这种剥掉了华丽外衣的语言就象沅河水一样，真实自然地映照出那些乡亲、乡情和乡音的原始风貌，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第二，作者善于运用“丰富多彩的乡土语言”表现各个阶层、各种职业的人物个性。特殊的生活经历使沈从文对生活于湘西这块土地上的上“老幼贵贱、生死哀乐种种状况”皆十分熟悉，因而也决定了沈从文在描写湘西的农民、士兵、水手、妓女、土匪、士绅、手工业者时，能够熟练地运用地地道道的湘西方言和语句语式。这种乡土语言因职业身份的不同，各具个性特色，但又共同地保留着不少古代用语习惯，具有古朴、自然、新鲜、别致的乡土特色。
苏文着重探讨的是沈从文散文乡土语言的构造成因，另一研究者张鹄的《清新奇峭不同凡响——浅谈沈从文散文的语言特色》[10]一文，则是从中国传统美学的角度，紧紧抓住沈从文散文语言“清新奇峭”的特点，进行了细致入微地分析品评，并结合具体作品，就沈从文在遣词造句方面力求熨贴稳妥，多变换、戒雷同，含蓄隽永，摇曳多姿，骈散结合，设譬新颖等特点，论述了沈从文对我国优秀的民族语言传统所作的继承与发展。研究者概括性地指出：“沈从文散文的艺术语言植根于我国民族的人民语言的肥沃土壤里，因而它具有汉语丰富、严密、洗炼、优美的特点和群众语言朴素、生动、幽默、含蓄的韵味。然而，作为一个成功的作家，他的语言显然也镌刻着他鲜明独特的艺术个性：清奇秀美恰似湘西的锦绣山河；古朴苍劲宛如郑板桥的水墨画卷，韵远情长不啻人遐思的田园牧歌。”
沈从文在回顾自己的创作道路时曾说过：“在一九二八年到一九四七年前约二十年间，我写了一大堆东西。……笔下涉及社会面虽比较广阔，最亲切最熟悉的，或许还是我的家乡和一条延长千里的沅水，及各个支流县份乡村人事”。[11]可见作者对自己的包括《从文自传》、《湘行散记》和《湘西》在内的湘西题材作品是给予充分肯定的。可是从新时期以来国内沈从文研究的总体倾向看，对其散文的研究较之小说等的研究，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广度上都处于较为欠缺的地位。事实上，同在小说创作中取得的突出成就相比，沈从文的散文创作尽管数量不及小说，但其独特的历史价值和审美价值却丝毫不逊色于他的小说。然而由于对它们缺乏象某些小说代表作那样的深入、系统、多侧面、多角度的研究，所以至今对沈从文的湘西题材散文所包含着的那种以深刻的历史反思表现出来的丰富、深邃的思想感情，那种以湘西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构筑起来的特异世界以及作者在营造这一世界时表现出的那种特有的“乡土抒情诗”的氛围，那种将“人性、社会性、与大自然的调和”（郁达夫语）所表现出来的艺术功力和审美倾向……研究与评论得十分不足。
早在《湘西》问世不久的三十年代末，评论家刘西渭（李健吾）就对这部散文集的思想与艺术特色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湘西》作为一部方志式的游记散文向读者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范例，即如何把一个地方的“死的，静的，平的变成活的、动的、立体的”。认为，沈从文通过他的众多乡土小说，虽然向人们诉说了一系列“老的，荒唐的，佛经里的，现世内的，杀人的，调情的，忧郁而又淳朴的”，“保留在世纪的 褶里的”大大小小的故事，但是“一直当做背景在烘托”这些大小故事的最大故事，直到写作了《湘西》，才被“尽情”地说了出来。《湘西》最突出的艺术特点是“风景不枯燥，人在里面活着，他不隐瞒，好坏全有份，湘西象一个人”。它的创作动机是“透破乡土的囿见，促成民主的精神的团结。”[12]对照刘西渭的评论，可以说新时期以来有关沈从文湘西散文的评论还很少有如此切中肯綮的。
注释：
[1][2]《长河•题记》，1949年2月开明书店修订本。
[3]《散文选译•序》，《沈从文文集》第11卷， 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
[4]载《湘潭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
[5]论文原注，引自《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1934 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版。
[6]参见《首届沈从文研究学术座谈会发言摘录》， 《吉首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
[7]载《吉首大学学报》1991年第1—2期。
[8]两文均发表于《吉首大学学报》1992年第3—4期。
[9]载《雷州师专学报》1984年第1期。
[10]载《湘江文学》1983年第2期。
[11]《沈从文小说选集•题记》，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12]参见《李健吾创作评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