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代文学都脱离不了特定的历史文化氛围，唐代恢宏的史绩、壮丽的文化，确实决定了文艺的空前繁荣。苏轼《书吴道子画后》即云：“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出此同类心理，清人王芑孙《读赋卮言·审体》论唐赋创作：“诗莫盛于唐，赋亦莫盛于唐。总魏、晋、宋、齐、梁、周、陈、隋八朝之众轨，启宋、元、明三代之支流，踵武姬汉，蔚然翔跃，百体争开，曷其盈矣。”然而，任何一种文体又脱离不了特定的创作样式以及自身的历史演进轨道，故由此角度，明、清赋论家又大倡“唐无赋”说〔1〕，遂成一悬而难决之公案。
本文无意陷此两难之境，仅拟绾合唐赋创作与理论，勾画出其既渊承赋史、又印合时代的历史形态〔2〕。
一
唐代赋学继楚、汉之后，总八代之成，故于创作内涵形式，皆呈多元态势；然论其赋学思想之构成，又具有动态的历史演变过程。关于唐世文章，宋臣修《新唐书》于《文艺传序》持“三变”〔3〕之说， 颇得要领。而唐赋创作与理论虽介乎诗文之间，但观其自身发展，也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
（一）初唐赋学：于俪语中见古拙之气、藻采中生壮浪之情。
初唐赋承六朝余韵，以骈体为主，然继其俪语藻采而变其纤靡柔弱，正体现了唐初君臣赋学观之双重内涵：一则直承杨隋改革文风思想，由对六朝“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李谔《上隋高祖革文华书》）的清算，到对辞赋文学浮华的反思。如唐太宗曾对房玄龄云：“比见前后汉史载录扬雄《甘泉》《羽猎》，司马相如《子虚》《上林》，班固《两都》等赋，此皆文体浮华，无益劝诫，何假书之史策”？（《贞观政要·文史》）即为明证。一则又接受隋代“高祖少文，炀帝多忌”（《隋书·经籍志》）教训，改变文化偏至政策，既重文艺“经邦纬俗”之用，又好诗赋娱乐之意〔4〕，
这也决定了唐初赋学的繁荣。若探究初唐变魏晋以降之赋风的历史动因，又有三者：
1、帝国强盛，复兴颂德赞美之赋风。
与南朝相左，唐初宫廷文人、馆阁词臣已非处偏安小阈，而是面视“前王不辞之土，悉清衣冠；前史不载之乡，并为州县”（《唐大诏令集》卷十一“太宗遗诏”）的辽阔疆土和一统气象，所以赋家在传承六朝骈体小篇时，又每每阐发大汉时代“颂上德而尽忠孝”（班固语）的思想。虞世南《狮子赋》的“大唐武功”、魏征《道观内柏树赋》的“四时一心”、谢偃《影赋》的“波清风止”、颜师古《幽兰赋》的“明月澄天”、王绩《游北山赋》的“丘壑新趣”〔5〕， 无不以清景写壮思，表现出初唐“艺术家创造的才能是与民族活跃的精力为比例”（丹纳《艺术哲学》）的文艺规律。
2、寒士崛起，振发慷慨任气之赋情。
唐初以“均田”制、“科举”制打破魏晋世族门阀制度，寒士从政，既为社会灌注了生命活力，也为文学繁荣起了推动作用。以初唐“四杰”为代表的寒士赋，正典型地显示出以六朝赋体写当世赋情的创作特征〔6〕。而观其赋作，不外乎两种情绪：一是报国之壮志； 如骆宾王诗体赋《荡子从军》，仿效前人同类题材（如庾信《荡子赋》），却变其“闺怨”而为一篇征战疆场、建功立业的慷慨文字。清人陈熙晋评谓“借子山之赋体，摅定远之壮怀”（《骆临海集笺注》），堪称破的。二是不遇之悲心；如骆宾王《萤虫》、王勃《涧底寒松》、杨炯《幽兰》、卢照邻《悲穷通》，皆结合其凄惨身世，发抒郁闷不平之悲心。时人李峤作《楚望赋》，序称：“夫情以物感，而心由目畅，非历览无以寄杼轴之怀，非高远无以开沉郁之绪，是以骚人发兴于临水，柱史诠妙于登台，不其然欤！”可以说，正是“四杰”等赋家走出宫廷，将笔墨泼向江山寒漠，方由纤弱变广大，成为齐梁向盛唐赋学的转扭。
3、三教会同，拓开广博宽容之赋理。
浦铣《复小斋赋话》云：“唐人赋好为玄言，宋元赋好着议论，明人赋专尚模范《文选》，此其异也。”从表象看，唐人赋因承魏晋学术，好为玄言，而从赋学内涵来看，魏晋人好以微物体察天道，故赋风琐屑，唐人崇尚壮思，博通天地，故赋意宏整，气象开阔。而唐赋所谓“玄言”，实包括“科学赋”（如杨炯《浑天赋》等）和“哲学赋”两方面。仅就“哲学赋”而论，如刘允济《天行健赋》取儒家《易传》之意，谢偃《尘赋》取《老子》“和光同尘”之趣，高迈《鲲化为鹏赋》取《庄子》逍遥之境，张说《虚室赋》近释氏脱悟之心，均与唐代初叶即施行“尊道”“礼佛”“崇儒”之文化政策应合，展示出“隐显之情奚尔，造化之理何穷”（阎朝隐《晴虹赋》）的恢阔的心胸。
（二）盛世赋学：广征博采、经世致用的情感世界。
唐代赋学自开元至大历间最为隆盛，帝王、宰臣、高士、文人，众体创作，百态纷呈，然赋心挥拓，又在致用。李白《大猎赋序》认为：“白以为赋者，古诗之流，辞欲壮丽，义归博远。不然，何以光赞盛美，感天动神。”所以他以诗人纵放之情，嘲笑相如、扬雄“竞夸辞赋”、“穷壮极丽”，乃“龌龊之甚”，以阐发大唐“四海为家”、赋家“大道匡君”之意。杜甫《进鵰赋表》亦以“鵰”为喻，“引以为类，是大臣正色立朝之义”，同样表现出厚重的匡世之心。唐赋创作的兴盛，固与科举制及进士科诗赋取士关系密切（详后），但从盛世赋学精神的拓展来看，又可落实于当时文人赋创作的诸方面：
1、宫殿赋之复兴。宫殿、校猎、典礼类大赋，汉世极盛， 魏晋偶或为继，均因国势颓而壮气衰，所以盛唐出现的如李白、任华《明堂》、李华《含元殿》、杜甫“三大礼”等赋，皆越《三都》而逼两汉。〔7〕从赋史的意义来看，此类宫殿大赋的复兴，要在改变汉、
晋小赋“俳优”“雕虫”地位，故当时文人写文作赋，于“魏晋以来，未尝留意”（萧颖士《赠韦司业书》）。而反观李华《含元殿赋》“身居元眇，心与万姓同畎亩之劳”的议论，梁合《晴望长春宫赋》“视河外之离宫，信寰中之特美”的赞词，以及杜甫《朝献太清宫赋》“九天之云下垂，四海之水皆立；凤凰威迟而不去，鲸鱼屈矫以相吸”的气势，无不于颂唐国美中寓致用之意。
2、咏物赋之奇纵。 盛唐咏物赋一变魏晋六朝咏物诗赋“言务纤密，象其物宜”（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的方式和“习小而弃大”（同前《比兴》）的风格，而以奇逸纵放为美。如动物赋创作，李白“以鹏自比”（祝尧《古赋辨体》），发意庄子，展示“五岳为之震荡，百川为之崩奔”（《大鹏赋》）的雄浑境界。杜甫《鵰》与《天狗》两赋，一咏鸷鸟，有“横杀气而独往”之慨，一颂猛兽，有“卷毛血之崩奔”之势，自由横放，脾睨一切。诗人高适作猛禽赋两篇（《苍鹰》《鹘》），如写苍鹰晨出之状：“排空汉，飞绝岛，奋之鼓之，载击载讨，凌紫气而蔽日，下平皋而覆草”，于纵横气势中，又透露出当世赋家通过描写猛兽雄禽以表达对謇谔直臣、剑客侠士的推赞。
3、边塞赋之壮势。 以“边塞”为主题的唐赋自骆宾王《荡子从军》肇端，至玄宗开边拓疆、武功强盛之际而蔚然成风。然论其创作思想，一如边塞诗，如李白写边关险峻，即有《蜀道难》《剑阁赋》的同类创作。在当时边塞赋作中，张嵩〔8〕、 吕令问同题《云中古城赋》叙述边陲景色、形势、历史、气象，极绚丽而悲壮。如张赋写边塞之景：“风马哀鸣，霜鸿苦声；尘昏白日，云绕丹旌；虏障万里，戍沙四平”，颇为惨烈；然其主旨又在“感时伤古今如此，报主怀思奈老何”的历史文化内蕴。由于边塞文学之盛，赋家又多颂扬坚兵利器，如达奚珣《丰城宝剑赋》、乔潭《裴将军舞剑赋》，一写“杀气森映”的剑光，一写“幽燕劲卒”的豪迈，充分显示了盛唐时代的尚武精神。
4、游艺赋之风采。盛唐宫廷游艺赋的出现， 标志了当时中外文化的交流与都市文化的繁荣。而这种在汉代京都大赋（如《两都》《二京》）中有关市井技艺片断描写的独立成篇，既显示了汉、唐盛世赋学精神的遥协，又表现了盛唐赋艺向专题化发展。如薛胜《拔河赋》即仿司马相如《上林赋》中“千人唱，万人和”的气象，描写“千人抃，万人咍，呀奔走，坌尘埃”的竞技场面，并旨归于“超拔山兮力不竭，信大国之壮观哉”的颂美思想。同时赋家如胡嘉隐的《绳技赋》〔9〕、王邕的《勤政楼花竿赋》、阎宽的《温汤御球赋》、
敬括的《季秋朝宴观内人马伎赋》、佚名《舞马赋》等，兼括各种技艺，写出华庭纵赏、万人观仰的盛况。
（三）中唐贞元以降赋学：“古文运动”催变中文人写志赋与应举考试赋的对抗、交互及流衍。
唐室至贞元、元和时期，因宦竖、党争、藩镇诸多政治矛盾，使社会疲惫，遘衰难挽，故而韩、柳之倡“古文”，元、白之倡“新乐府”，开启了一场以改革诗文创作为标志的政治文化革新运动。这场文化运动对文学“明道”“匡时”的要求，同样使赋学兴起一股黜浮求实、经世致用思潮，然在其催激过程中，却使这一时期的赋学成为唐代最为复杂的阶段。概言之，一方面韩、柳等倡导古文，以打破应制律赋之束缚而强调文为世用，另一方面，元、白等倡扬律赋，并以之为载体表现文为世用的思想，从而形成中唐应试律赋的空前繁荣局面。仅就韩、柳“古文运动”对唐赋的促变而言，有三大显征：
一是抒心言志赋的涌现。这类出自古文家笔下的赋章，与他们在理论上对六朝骈赋、唐代律赋注重形式、内涵空疏的反思与排拒甚为一致。韩愈早年应试作律体《明水赋》，时谓“龙虎榜”，愈赋居第一，然犹悔之〔10〕；后作《复志赋》，排斥早岁“奔竞”，以坚明道之业。而同时梁肃《述初》、李翱《幽怀》、柳宗元《惩咎》、刘禹锡《砥石》诸赋，皆自抒心志，阐发义理，成一时审美风尚。
二是骚怨精神的宏扬。就创作而言，中唐古文家宏扬骚怨精神，与其生存环境相关；然从赋学之建构来看，又无疑内涵了赋家惩于当世俗下文字渊承汉晋摛藻绮靡之风，而上复古骚之情的历史意识。韩愈的《闵己》、李翱《释怀》、刘禹锡《伤往》皆为仿骚典型。而柳宗元于贬永州时“为骚文十数篇”（《旧唐书》本传），其中《解祟》《惩咎》《谅生》《梦归》《囚山》五赋，最得骚学神髓，以致唐以后文论家言骚学传统，无不奉柳赋为巨擘〔11〕。
三是向新文赋的衍替。因赋学内涵之变，形式也出现反骈、律以至“磔裂章句，隳废声韵”的散文化风气。韩愈《进学解》《送穷文》等大量类文赋创作、杨敬之《华山赋》散文化描写、刘禹锡《秋声赋》骚散结合对欧阳修同题文赋的影响，杜牧《阿房宫赋》半骈半散为苏轼所激赏，不仅兆示中唐赋风之变，而且成为北宋新文赋创作的逻辑起点。
另一方面，“古文运动”并未冲垮唐代律赋创作系统，相反，应制律赋于时最盛。赵璘《因话录》卷三载：“李相国程、王仆射起、白少傅居易兄弟、张舍人仲素为场中词赋之最，言程式者，宗此五人。”此可见当时争鹜律赋风习。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律赋作手亦多文学革新中人，古文家、赋家共有文为世用思想；二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古文、律赋的并行不悖〔12〕。正因如此，晚唐赋学沿此两条路向流衍：一是文人（骚、散）赋在元和“中兴”落幕后转向讽刺、揭露之小品赋（如李商隐、陆龟蒙、罗隐诸家），一是应制律赋在部分偏离应制（考试）、呈现怀古感伤情氛中风靡不绝，成为创作主潮（如王棨、黄滔、谢观诸家）〔13〕。
二
在唐代赋学整体结构中，确有不协调现象，即创作千家竞秀、百体争开（骚、散、诗、骈、文、律、俗诸体兼备），而理论则远不及前朝（如挚虞、陆机、刘勰、萧统、萧绎诸家赋论）丰富，仅表现于围绕律赋创作的思想论争。但是，也正是由唐人开启的古律之辨与赋体之争，改变了汉、晋赋论限于“丽则”与“丽淫”、“体物”与“讽谏”的思想分歧，
成为后期赋史（唐宋以降）一条艺术理论主线，而具有不可轻忽的历史价值。
唐人赋学的古律之辨，基于其律赋创作的发生发展。元人祝尧云：“唐人之赋，大抵律多而古少”（《古赋辨体》）；清人林联桂亦云：“古赋之名始于唐，所以别乎律也”（《见星庐赋话》）。就唐代律赋创作而言，同样经历了初兴、中盛、晚变的演进过程〔14〕，然对由兹创作孕生的赋论观作一考察，实不外两条线索。一是诗赋艺术的历史发展；徐师曾《文体明辨》论唐代诗、赋律化云：“唐兴，沈、宋之流，研练精切，稳顺声势，号为律诗；……至于律赋，其变愈下。始于沈约‘四声八病’之拘，中于徐、庚‘隔句作对’之陋，终于隋唐宋‘取士限韵’之制。”明显追溯于齐梁声律学。二是文化制度的现实意义；孙梅《四六丛话》评述六朝骈赋后复云：“自唐迄宋，以赋造士，创为律赋，用便程式，新巧以制题，险难以立韵，课以四声之切，幅以八韵之风。”甚明律赋与科举考试的关系。而唐代理论家对赋学的认识与论辩，也正是介乎声律与科考、内容与形式之间进行的。
1、科举试赋之前：古、律之辨的序幕。
唐初赋学思想，突出表现于创作的延承与理论的反省这重矛盾。一方面，初唐学士文人大量传承梁、陈余风，创制重声律形式的宫体诗、骈律赋，一方面他们又无一例外的出于对历史的反思，在理论上倡导文学的教化功用，以排斥浮华文风。如王勃为唐初骈文、律赋作手，其《春思赋》写感春情绪“皆李谔所谓风云月露、争一字之巧者”（李调元《赋话》），然观其对辞赋之态度，又见于《上吏部裴侍郎启》：“屈、宋导浇源于前，枚马张淫风于后”，以致“魏文用之而中国衰，宋武贵之而江东乱，虽沈、谢争鹜，适先兆齐、梁之危；徐、庾并驰，不能免周、陈之祸”。全然以政治历史的批判代替文学的批评。当然，这种批判意识更集中于唐初史学家的态度。令狐德棻《周书·王褒庾信传论》评庾信辞赋“其体以淫放为本，其词以轻险为宗，故能夸目侈于红紫，荡心逾于郑卫。”魏征《隋书·文学传序》略广其词：“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李百药《北齐书·文学传序》复论齐梁文风：“两朝叔世，俱肆淫声，……莫非易俗所致，并为亡国之音。”而史论家刘知几《史通·载文》则由南朝追溯两汉，认为：“若马卿之《子虚》《上林》、扬雄之《甘泉》《羽猎》、班固《两都》、马融《广成》，喻过其体，词没其义，繁华而失实，流宕而忘返，无裨劝奖，有长奸诈。”尽管唐初史学家对齐梁文风的否定渐渐推衍于对屈宋辞赋传统的否定，但在创作上不仅这些史家（如魏征、李百药）亦好为骈律，而且自高宗以后朝廷宰臣、江左文士许敬宗大力维护“齐梁体格”（《新唐书》本传），渐开科举试赋之风。于是，一批经学家、古文家又将反辞赋浮华的历史眼光转移到经义取士与诗赋取士这一现实问题上来。
2、科举试赋：古、律之辨的争锋、对垒。
唐代科举考赋取法汉代“献赋”、魏晋以赋“擢士”和隋代“文才秀美”科取士，渐衍为以律赋“押韵为设制限，而采用于官吏登用之试”（铃木虎雄《赋史大要》）的制度。而在考赋制度中，特科试赋最早（高宗麟德年间），然影响不大，迨至常科之“进士”科改试诗赋，〔15〕不仅使该科成为显科，以至“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唐摭言》），而且于宏展唐代赋学最为关切〔16〕。对此，李调元《赋语》卷一指出：“唐初进士试于考功，尤重贴经试策，亦有易以箴论表赞。而不试诗赋之时，专攻律赋者尚少；大历贞元之际，风气渐开，至大和八年，杂文专用诗赋，而专门名家樊然竞出矣。”缘于唐中世试赋取士之盛，复古学者始有的放矢。开元十七年洋州刺史赵匡《举选议》即谓：“进士者时共贵之，主司褒贬，实在诗赋，务求巧丽，以此为贤。不唯无益于用，实亦妨其正习；不唯浇其淳和，实又长其佻薄。”继后，杨绾《条奏选举疏》再斥诗赋取士：“至高宗朝，刘思立为考功员外郎，又奏进士加杂文（含诗赋），明经加贴经，从此积弊寝而成俗。”古文家贾至亦上《议杨绾条奏选举疏》附议：“考文者以声病为是非，而唯择浮艳，岂能知移风易俗化天下之事乎”？而此现实鍼贬又与初唐史学意识相通， 所以贾至推导其源：“洎骚人怨靡，扬、马诡丽，班、张、崔、蔡、曹、王、潘、陆，扬波扇飚，大变风雅。宋、齐、梁、陈，荡而不返”（《工部侍郎李公集序》）。如此强烈的辞赋否定论并没能改变唐代科举试赋与好文尚美的文化思潮，相反，贞元律赋盛况空前。关于这一点，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从政治制度解析其因：“唐代士大夫中其主张经学为正宗、薄进士为浮冶者，大抵出于北朝以来山东士族之旧家也。其由进士出身而以浮华放浪著称者，多为高宗、武后以来君主所提拔之新兴统治阶级也”；而至“贞元以后，宰相多以翰林学士为之；而翰林学士复出自进士词科之高选，山东旧族欲致身通显，自宜趋赴进士之科，此山东旧族所以多由进士出身”。在此政治文化的大形势下，虽然不断有人反对律赋“偷拆经诰”（舒元舆《论贡举书》），“过于雕虫”（权德舆《答柳冕书》），且有文宗大和七年停试诗赋之举，然翌年“旋即依旧”〔17〕，可见经义派与诗赋派相争之失败。但是，这种争锋并未因此衰歇，而是在贞元以后衍为古体派与律体派的理论对垒与渗融。
先观律体派的赋学思想。作为唐赋正宗的律体派代表人物元稹、白居易等，他们不仅赞同试赋制度，而且自觉从事律赋创作，元稹的“以题为韵”、白居易的“分股制义”法，已成为律赋规则并为明清时文效仿。但是于此同时，元、白于制科考期间，尝“闭户累月，揣摩当代之事，构成策目七十五门“（《策林序》），其致用思想又使元和诗赋风格为之大变。这落实于他们的律赋理论，最突出的在于由“齐梁”体格向“六义”精神的转移。元稹以为“宋、齐之间，教失根本；……陵迟至于梁、陈，淫艳、刻饰、佻巧、小碎之词剧，又宋、齐之所不取也”（《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序》）。白居易作《赋赋》，一方面称颂应制律赋词义：“义类错综，词采舒布；文谐宫律，言中章句；华而不艳，美而有度”，一方面又将考赋制度与律赋创作纳入儒教“六义”范畴加以宣扬：“我国家恐文道寝衰，颂声凌迟；乃举多士，命有司，酌遗风于三代，明变雅于一时。全取其名，则号之为赋；杂用其体，亦不出乎诗。四始尽在，六义无遗”。这种把应试律赋视为“凌砾风、骚，超轶今古”的唐室“中兴”之文化象征，一则继承了唐初及盛世的重赋精神，一则扬弃了前此史学家、古文家以“诗教”否定“律赋”（应制）的观念，从而出现白傅应试《性习相近远》一赋，“新进士竞相传于都下”（李调元《赋话》卷九）的局面。
再看古体派的赋学思想。古体派代表人物韩愈、柳宗元等与唐初史学家及前期古文家有一大不相同处在于并不盲目排斥律赋，而是初造律赋登第，且尝“引致后进，为求科第”（《新唐书·韩愈传》）。“韩门弟子”皇甫湜曾作《答李生》三书，在反对“浮艳声病之文”同时，就出于善事须利器的思想规劝为进士之文，且以赞颂屈、宋、扬、马以驳正李生非辞赋的论点。由此可见，韩、柳古体派与律体派的对垒，其焦点已不在对试赋制度的商榷，而是出于对文体、文用的思考。韩愈《与冯宿论文书》因观其《初筮赋》而发感慨：“仆为文久，每自测，意中以为好，则人必以为恶矣。……时时应事作俗下文字，下笔令人惭，及示人，则人以为好矣。”这种对“俗下文字”的反思，显然出自作者倡古文反骈文的明道观〔18〕。出此思考，柳宗元曾自谓“小学为文章，中间幸联得甲乙科第，至尚书郎，专百宫章奏，然未能究知为文之道”（《与杨京兆凭书》），故对其早岁习尚的“眩耀为文，琐碎排偶”，“观者舞悦，夸谈雷吼”（《乞巧文》）的骈文浮华进行了深刻的揭批。然而，韩、柳赋学观并不仅限于前人反声律对偶的思想，其贡献尤在于对赋体本源的追寻与肯定。韩愈认为“楚大国也，其亡也以屈原鸣”，“汉之时，司马迁、相如、扬雄，最其善鸣者也”（《送孟东野序》）；柳宗元“尤精西汉诗骚，下笔构思，与古为侔”（《旧唐书》本传），并于崇尚屈骚之余，力主“文之近古而尤壮丽，莫若汉之西京”（《柳宗直西汉文类序》）。这种以楚骚汉赋为古体之赋学观〔19〕，不仅完成了与今体（骈、律）赋的理论抗衡，而且开启了赋学史“祖骚宗汉”的复古思潮。从韩柳古体派赋论建构来看，又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继承唐前期反骈律思想，而变其诋骚赋“亡国之音”，以高扬“骚怨”精神。二是以骚汉古赋形成与当世律体派的理论对峙，但其推崇古赋的“明道”“写志”思想又与元、白律赋“诗教”观渗融，显示出唐文化“中兴”期共有的致用精神与审美趣味。
3、科举试赋衰微：古、律之辨的流延。
中唐以后，因士子考试之需，在出现大量“杂采成语故实，备词藻之用”（《四库全书总目》白居易《白孔六贴》提要）的类书同时，也应运而生一批诗赋格律手册，形成这一阶段赋学追求形式的律化风尚。据《宋史·艺文志》等文献记载，即有张仲素《赋枢》、白行简《赋要》、浩虚舟《赋门》、纥于俞《赋格》、范传正《赋诀》、和凝《赋格》、马偁《赋门鱼钥》等，供考生饾饤獭祭，后人谓“陈陈相因，最无足观”（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然观今存唐佚名《赋谱》〔20〕，其对律赋创作的“句法”（壮、紧、长、隔、漫、发、送）、“结构”（头、项、腹、尾）、“韵律”（宽窄、长短、任用韵、限韵、官韵）、“体势”（虚实、古今、比喻、双关）的要求，显系大量创作实践的系统化总结，尤具唐律赋形式理论的审美价值。但是，这类形式理论所依托的律赋“中兴”随政治文化“中兴”的衰落，晚唐赋学古、律之辨又呈现出特有形态：晚唐律体派在继承应制律赋创作时，出现两种偏离或新变倾向：一方面偏离考试制度，出现以律体发抒个人心志情怀的文人赋创作，其间假怀古表悲怆之旨，显然接受了中唐古体派复古意识与骚怨精神的影响。另一方面偏离中唐律体派创作黏附“诗教”的观念，以对绮靡情绪、纤巧风格的提倡，表现出向“齐梁体格”的归复。与此今（律）体好“古”（怀古）不同，晚唐古体派的骚、散创作，更重现实情感。杜牧《上知己文章启》自述制赋之意：“宝历大起宫室，广声色，故作《阿房宫赋》；有庐终南山下，尝有耕田著书志，故作《望故园赋》。”皮日休《文薮序》亦自表赋心：“伤前王太佚，作《忧赋》；虑民道难济，作《河桥赋》；念下情不达，作《霍山赋》；悯寒士道壅，作《桃花赋》；《离骚》文之菁英，伤于宏奥，今也不显《离骚》，作《九讽》。”这种创作思想，一则传承韩、柳赋学之古意骚情，却变其委婉雅致，而为峻急直露文字；一则传承元、白赋学之现实精神，却变其“诗教”温厚，而为强烈的现实批判。
而由初唐启引、中岁滋盛、晚唐交变的古、律之辨，不仅成为唐代赋学的思想主线，而且作为转扭，开启了后期赋史对赋体本质的论争：北宋的诗赋与经义之争、南宋“祖骚”思想、元代考赋“变律为古”、明清复古派与趋新派的长期交锋〔21〕，正是这一理论的继续与完成。
三
从整个赋学史的发展来看，唐代赋学前不及汉晋、后不及明清的赋学理论建树。究其原因，有两点最为突出：一曰功利性。在唐代，无论是唐初学者排斥“齐梁体”反赋，还是中岁起用“齐梁体”考赋，无论古体派倡“明道”，还是律体派重“六义”，其缘起现实政治之功利，为其共通心态。所以颜真卿之赞赋，在“政之兴衰，实系于此”（《尚书刑部侍郎赠尚书右仆射孙逖文公集序》）；柳冕之抑赋，亦在“本于教化，形于治乱”（《与徐给事论文书》）。如此过份强调功利，必然导致赋体自身艺术价值的失落。二曰依附性。如果汉、晋赋论之于诗论尚有一定的前引性，则随着魏晋时代文学创作中心由赋体向诗体的转移，唐代赋学在建构伊始即表现出向诗学依附的特性。唐代赋学之律化，是依随齐梁诗学律化而来，其不仅于声律之平仄、对偶、黏合诸要求尽同于诗，而且结构之“首、项、腹、尾”亦完全效法律诗之“首、颔、颈、尾”，且衍为“四平四仄”定式〔22〕。而最具唐代赋论特色的《赋谱》《赋格》类论著，实质上亦仅是隋唐以来渐滋日盛之“诗格”附庸。同样，
唐代古文家对应制律赋的非议，也依附于对南朝骈文的廓除，是于复光秦两汉古文的基调上倡复骚汉古赋的。
缘于唐代赋学的功利性和依附性，决定其成为中古赋学向近古赋学的演渡；然在此演渡过程中又必然包含的一代赋学的自性，实与唐代社会文化有着多元而复杂的关联。倘撮要考究推动与制约唐代赋学形成、发展的文化因素，又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经学思想。唐代立国，固以三教同尊而宏展其势， 然惩魏晋政教之衰，复兴儒学诚为其文化复兴之逻辑起点。《旧唐书·儒林传》叙述贞观国学昌明：“是时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鼓箧而升讲筵者，八千余人，济济洋洋焉，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也。”如果说唐代诗歌艺术在受三教影响中尤不可忽略道、释（禅）的巨大作用，则其赋创作虽亦有说佛言庄，但其影响非常微弱，而占主导作用的显然是儒经思潮。换而言之，唐代赋学的思想起点就是矫正汉赋夸饰侈费、魏晋琐屑纤弱，而归复于《诗》之“六义”。孔颖达奉诏撰《五经正义》，于《诗》最重“论功颂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训”，以“发诸情性，谐于律吕”（《毛诗正义序》）。这种政教诗学观不仅是文人赋通经致用的衡量标准，也是律赋考试的历史动因。《唐会要》卷七十五《贡举》“永隆二年”引高宗敕文：“如闻明经射策，不谈正经，抄撮义条，才有数卷；进士不寻史籍，惟诵文策，铨综艺能，遂无优劣。自今已后，明经每经贴十得六已上者，进士试杂文两首，识文律者，然后令试策。”可见试赋初衷，要在广学博识，依经立义。中唐律体派之兴盛，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当时应制赋确实存在的“先文后理，词冶不雅，既不关于讽刺，又不足以见情”（刘秩《选举论》）之现象，再次强调赋为“诗人六义之余”（元稹《乐府古题序》），以“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白居易《议文章碑碣词赋》）的宗经思想纠学者赋家之失。所以在唐赋创作中，不仅是“白云起而帝歌，翠华飞而臣赋”（张说《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的宫廷大篇重通经致用，即如应制律体小制，也以“穿穴经史”（李调元语）为优。与律体派思想一致，古文家如柳冕、萧颖士、李华、权德舆等，反辞赋的程度虽或不同，但出于宗经文学观批判汉以来“淫丽之体”皆异口同声。清人翁方纲曾评韩愈《原道》：“自汉以后至于唐初学者多鹜广而不究其本，是以仁义道德之实往往失之”；“韩子作原道者，唐承魏晋六朝后群言散惑，不得不原也”（《复初斋文集·书原道后》）。此论重儒经之“本”，也是对古体派赋学观的本质诠解。
2、史学意识。唐初赋论多出自史家之手， 而唐代赋学亦由史学批评开启。这种以史学批评代替赋学批评的现象，与唐初立国亟欲复兴儒学精神，继承西周史官文化传统的重史意识紧密相关。唐高祖开国伊始，就接受起居舍人令狐德棻“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旧唐书》本传）的“修史”建议，下《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极重史学“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唐大诏令集》卷八一）的道德教化作用。太宗出于“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贞观政要》卷二《论任贤》）的“长治久安”思想，尤重“鉴前代成败，以为元龟”《新唐书·褚遂良传》），所以一方面敕令群臣修梁、陈、齐、周、隋诸史，重修晋史，一方面自撰晋宣帝、武帝两纪及陆机、王羲之两传的史论，其中不乏文学批评中的史学意识。而唐室于门下省置国史馆“专掌国史”的制度化与“记事记言，史官是职”（《唐会要》卷六四《史馆杂录》）的连续性，虽经安史之乱，终未衰歇。由此考虑，可以清晰看到唐初史家从反“齐梁体”到怀疑赋学的作用无不出于“以史为鉴”的心态。同样，盛唐赋家追摹两汉，扬休国美，也是出于超越魏晋齐梁的历史态度，以应契当世文化精神。这种重史意识在关于考赋制度的争锋中也表现突出。一方面，考赋制度与唐代文化制度（含史官制度）建立、发展并行不悖，意在纠改唐初“进士不寻史籍”（唐高宗语）之弊，故应制律赋较文人率意之作更重“穿穴经史”，以反浮薄〔23〕。白居易正是出于“讲《诗》者以六义风赋为宗”、“读《书》者以五代典谟为旨”（《救学者之失》）的经史观，倡扬考试律赋“酌遗风于三代，明变雅于一时”（《赋赋》）的因古鉴今思想。另一方面，当时学者反对因试赋取士带来的进士浮夸之风，同样出于史学观念。《新唐书·郑覃传》载：“（覃）不喜言辞，痛进士浮夸，建废其科。……（认为）南北朝所以不治，文采胜质也。士惟用才，何必文辞！”此又与唐初史家赋学观一脉相承。而随着中唐古文运动，韩、柳向楚骚的归复，赋家创作的小说化倾向（如沈亚之《梦游仙赋》、何讽《梦渴赋》等），以及“晚唐士人作律赋，多以古事为题，寓悲伤之旨”（李调元《赋话》卷九引《偶隽》），均可视为唐代赋学中史学意识浓厚的多方表现。
3、骚学精神。赋的形成与楚骚有不解之缘， 刘勰谓之“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碎”（《文心雕龙·诠赋》），为导源之论。而纵观赋史，西汉大赋的夸饰浪漫，建安赋拓开的情感世界，无不以楚辞创作为情结，骚学复兴为前提。然引人注目的是，唐代在中叶之前，除一些诗赋创作颇有骚情，其赋论思想则以经史排斥楚骚，成为楚辞学史最低落的时期。唐初自李世民评论屈原“孤直而自毁”（《金镜》），史家文士，皆将齐梁颓风与屈骚联系，展开批评，所谓“屈、宋导浇源于前，枚、马张淫风于后”（王勃《上吏部裴侍郎启》）、“孔子殁二百岁而骚人作，于是婉丽浮侈之法行”（卢藏用《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为一时思想主流。此衍于早期古文家理论，尤多对“骚人怨靡”（贾至）、“词侈而怨”（独孤及）、“文宏而靡”（李华）、“屈宋哀而以思，流而不反，皆亡国之音”“不根教化”（柳冕）的挞伐。唐代骚学唯至韩、柳，方传承李白“哀怨起骚人”（《古风》）的积极心态，阐发“不平则鸣”的“骚怨”精神，以建立起古体派赋学理论的。也正因此，明人出于复古心态反思唐代赋学而提出“唐无赋”时，又手摹心追韩、柳骚赋（如李梦阳），并奉仿骚达情之柳宗元赋为“唐之冠”（王文禄《文脉》）。可以说，在明清复古派赋论家眼中，正是通过韩、柳为唐赋争得一席之地的骚学精神，转而否定唐代赋学之功利性和依附性的理论思想。
综观唐代赋学形态，其时代特色在律赋及律赋理论的形成，其历史贡献又在以骚为古思想的出现，所以古、律之辨不仅成为唐代赋学的主题，也是了解唐以后赋史演变的一条重要的理论线索。
注释：
〔1〕详李梦阳《潜虬山人记》、何景明《何子·杂言》、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一。程廷祚《骚赋论》。
〔2〕关于唐赋的历史地位， 我与郭维森先生撰写《中国辞赋发展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时以“蓄流演渡”加以概括。本文撰写颇取意于此，其中材料、观点，多得郭先生教益，深表敬谢。
〔3〕唐人梁肃《补阙李君前集序》已就唐二百载文章以为“三变”，其《新唐书》仿此颇有异同。按：唐赋初、盛之后，第三变不宜类《新唐书》定于大历、贞元间，而在贞元、元和间元、白、韩、柳登场而形成。
〔4〕如唐太宗盛赞陆机“文藻宏丽”、 “心慕手追”王羲之书法，自制《小池》、《小山》诸赋，与后妃（徐贤妃）词臣（许敬宗）唱和。魏征文学主张致用，然对南朝文学（江淹、沈约）也有“缛彩布于云霞，逸响振于金石”（《隋书·文学传论》）的赞誉。
〔5〕王绩赋一如其诗，多田园清趣，然其赋学思想，颇有壮思。 如他评薛收《白牛溪赋》即云：“韵趣高奇，词义旷远，嵯峨萧瑟，真不可言。壮哉邈乎！扬、班之俦也”（《答处士冯子华书》）。
〔6〕闻一多《唐诗杂论·四杰》认为：“‘四杰’这徽号，如果不是专为评文而设的，至少它的主要意义是指他们的赋和四六文。谈诗而称四杰，虽是很早的事，究竟只能算借用。”
〔7〕李白《秋于敬亭送从侄耑游庐山序》：“余小时，大人令诵《子虚赋》，私心慕之。”又，《赠张相镐》“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赋料扬雄敌。”作意甚明。
〔8〕据马积高先生《赋史》考论，张嵩即张孝嵩。
〔9〕据《唐语林》记载，薛胜《拔河》、胡嘉隐《绳技》二赋，皆述唐玄宗御楼设戏事。
〔10〕详参李调元《赋话》卷三的记载。
〔11〕如严羽《沧浪诗话·诗评》云：“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骚学。”祝尧《古赋辨体》评柳氏《梦归赋》“全是就骚体中脱出。”林纾《柳文研究法》论柳赋“摹楚声，亲骚体，为唐文巨擘”；又于《春觉斋论文》谓“《骚经》之文，非文也，有是心血，始有是言。……后人引吭佯悲，极其摹仿，亦咸不得似；似者唯一柳州。”
〔12〕程千帆先生《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上海古籍1980年版）指出：古文与时文对立，但古文家多进士出身，不排斥进士科举，甚至“必须也学会做时文来通过进士科举这一关”，从而出现以“古文”为行卷，律赋（甲赋）为科考的并行现象。
〔13〕参见邝健行先生《唐代律赋对科举考试的黏附与偏离》，见香港第二届国际赋学会论文。
〔14〕参见曹明纲先生《唐代律赋的形成、发展和程式特点》，载《学术研究》1994年第4期。
〔15〕关于“进士”改试诗赋时间，说法甚多。据王定保《唐摭言》、叶梦得《避暑录话》、赵翼《陔余丛考》、徐松《登科记考》，皆定为“永隆二年”。
〔16〕在特科、常科外，制科亦曾试赋。如《册府元龟》天宝十三年：“十月，（玄宗）御含元殿，亲试博通坟典、洞晓玄经、词藻宏丽、军谋出众等举人。……其词藻宏丽科问策外更诗、律赋各一首。制举试诗赋，自此始也。”
〔17〕关于中唐科举停、复试赋情况，可参徐松《登科记考》卷十一“建中二年”条。
〔18〕李兆洛《骈体文钞序》云：“自唐以来，始有古文之目，而目六朝之文为骈体”。
〔19〕祝尧《古赋辨体》卷三云：“古今言赋，自骚之外，咸以两汉为古，已非魏晋以还所及。心乎古赋者，诚当祖骚而宗汉，去其所以淫而取其所以则也。”
〔20〕《赋谱》抄本今存日本，详（美）柏夷《〈赋谱〉略述》（《中华文史论丛》第49辑）。
〔21〕参见拙文《论宋赋的历史承变与文化品格》（社会科学战线1995.3.）、《南宋辞赋艺术初探》（南京大学学报1995.1.）、《元赋风格论》（文学遗产1993.1.）、 《明清辞赋艺术流变论》（江汉论坛1993.8.）。
〔22〕李调元《赋话》卷四以为“唐人赋韵以四平四仄”为常式，而或为“五平三仄”，则“大为识者所诮”。按：唐赋律法一如律诗，由松而严、由宽而窄，以致时人有“许浑诗”“李远赋”并称，意谓律法烂熟。
〔23〕考赋重经史经晚唐五代中衰，至北宋尤复其盛。如魏泰《东轩笔录》卷十载：“孙何榜，太宗皇帝自定试题《卮言日出赋》。顾谓侍臣曰：‘比来举子浮薄，不求义理，务以敏速相尚。今此题渊奥，故使研究意义，庶浇薄之风可渐革也。’语未已，钱易进卷子。太宗大怒，叱出之。自是科场不开者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