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作为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写实作家，千百年来，享有“诗史”的美誉。杜甫之受人尊重，令人景仰，除了其诗歌本身的艺术魅力外，更在于其作品散发出来的温煦的人文情怀——尽管杜甫一生穷愁潦倒，但他的诗歌却能给人一种温暖、一种振奋，一种精神。关于这一点，前修时贤已多有论述。本文拟从人们尚未充分注意的杜甫习惯性用语“安得”出发，窥探杜甫诗歌特有的人文情怀。
“安得”一词，最早在诗歌中使用当是屈原。屈原在《天问》中有“安得夫良药，不能固臧”①。后来，东方朔在《七谏•哀命》中有“和抱璞而泣血兮，安得良工而剖之”②，嵇康在《五言赠秀才诗》中有“安得反初服，抱玉宝六奇”③。至唐之前，只有几位诗人在诗作中使用过“安得”一词。主要有：陆机4次，陶渊明4次，鲍照3次，谢朓3次，萧统1次、何逊1次，江淹2次，但最有影响的当数汉高祖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壮士兮守四方。”④唐以后，诗人在诗作中也屡有“安得”一词的使用，如陈子昂3次，张说3次，张九龄4次，孟浩然2次，王维1次，储光羲3次，都不算多。只有到了李白，可以说在诗歌中才大量使用“安得”一词，共出现20次。而到了杜甫，则使用更加频繁，影响更加深远，总共在28首诗中使用了28次“安得”，分别是：《九日寄岑参》、《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三川观水涨二十韵》、《望岳》（七律拗格）、《早秋苦热堆案相仍》、《洗兵行》、《夏夜叹》、《遣兴三首》之一、《凤凰台》、《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之三、《题壁上韦偃画马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石笋行》、《石犀行》、《大麦行》、《光禄坂行》、《寄题江外草堂》、《喜雨》、《客居》、《赠郑十八贲》、《往在》、《王兵马使二角鹰》、《昼梦》、《晚登瀼上堂》、《阻雨不得归瀼西甘林》、《久雨期王将军不至》、《后苦寒行二首》之一、《上水遣怀》。⑤
就上述统计可以发现，杜甫是迄他为止使用“安得”一词最多的一位诗人，达到了一个高峰。在这些诗中，“安得”俨然已成为杜甫的一句口头禅，成为他感时抒怀、悲天悯人、向往和平、祈求风调雨顺的一个专门术语，一种具有范式化的个性化诉求，一种融真、诚、爱、怜、恨、痴于一体的特殊语境。一句话，在杜甫的心中，氤氲着浓郁的“安得”情结。
综观杜甫的这些诗，可以说蕴藏了很深的人文情怀。浦起龙说杜甫：“天资惇厚，伦理最笃。诗凡涉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都从一副血诚流出。”⑥从杜甫“安得”这一小小的用语，亦足以窥见杜甫的这副“血诚”。
（一）感同身受的悲天悯人
杜甫受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影响极深。儒家强调“仁爱”，强调推己及人，即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⑦。杜甫忠实地践行着儒家的这一思想，堪称“醇儒”、“大儒”。
比如，被人们广为传诵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就是杜甫这种由己及人的悲天悯人思想的典型表现。该诗作于乾元三年(760)秋，诗人此时正寓居成都草堂。这是他饱经战乱，历尽艰辛之后的一个短暂旅居时期。这一年的春天，在亲友的帮助下，杜甫在这里盖起了一座茅屋，总算有了一个栖身之处。谁知到了八月，一场秋风吹破茅屋，接着大雨又至，“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诗人一家的窘困可以概见。然而，就在这最倒霉、最沮丧、最无助、最需要得到关怀的时候，诗人却发出这样的慨叹：“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诗人置自己的现实处境于不顾，却生出这样的一桩豪情。这虽是诗人的冥想，或者说幻想，但却在寥寥的数语中将人性的温暖、光辉无限放大，不仅让自己因为有这份希冀和憧憬而变得充实安宁，更让全天下的人读到这首诗，顿生无限的温暖、温馨和温情。自身难保的穷诗人杜甫，因为这几句充满大爱的诗句，感动了且将继续感动无数的人。这种胸怀，这种境界，足以让杜甫流芳百世。“安得”一句的设问，如惊天巨雷，千百年来，在无数人的心中炸响，它让“安得”一词与爱、与情永远结缘。
关于杜甫的仁慈之心，人们常引用“人溺己溺，人饥己饥”的典故来概括，这固然不错。但杜甫的忧民情怀，常常是源于自身的感受而推己及人的。这和“物伤其类”的悲悯不大一样。“人溺己溺”，原文为“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⑧在禹和稷那里，他们自己没有溺、饥的体验，可贵之处在于他们能在不溺不饥的处境中，体会到人溺人饥，而肩负起拯民溺、饥困境的重任。杜甫是“窃比稷契”，祖述尧舜的。禹、稷的这种担当道义的精神和博施济众的胸怀无疑深刻地影响了杜甫。杜甫在唐代，虽然出生并非寒门，但他毕竟又不同于稷、契，而是一生坎坷的文士，他中年以后的时光，大部分是在流离状态中度过的。他的生活也时时处在不安定之中。杜甫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他一方面为自己的“溺饥”生涯忧患重重，另一方面却又为广大的民众忧愤怜惜，甚至常常是在自己最困难艰苦的时刻，不由自主地想到天下的百姓，想到灾难深重的民族和祖国。正是这种发自内心的，不假雕饰的，不带功利的忧患情怀，使杜甫的诗篇富有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使诗人的形象永远闪耀着人道主义的光辉。他的推己及人，也是根源于自身的悲剧性境遇。这样，当他为人而悲吟时，他不是带着优越感居高临下悲天怜人，而是感同身受推己及人。《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正是这种感同身受推己及人的典型代表。
（二）民胞物与的博大胸襟
“民胞物与”出自张载《西铭》：
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几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⑨
“民胞物与”，意即人民（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同胞；一切有生命的或无生命的物体都是我的朋友。语虽出宋儒，但其思想却是自古就有的。孔子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⑩孟子提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11)墨子则讲兼爱：“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12)这是民胞思想的记载。杜甫的民胞物与情怀，显然是源自于这样一种文化背景。杜甫关心人，爱护人，核心是关心人的生存、安全和幸福。如《洗兵行》写于乾元二年(759)春二月，即两京收复后，相州兵败前，作于洛阳。当时战争形势很好，大有一举复兴之势。诗人是“颂其已然”，同时他并未忘记民生忧患，从而又“祷其将然”：时值春耕逢旱，农夫盼雨，而“健儿”、“思妇”尚未得团圆，社会的安定、生产的恢复，均有赖战争的最后胜利。诗人勉励围攻邺城的“淇上健儿”以“归莫懒”，传达着殷切的敦促和企盼。这几句话虽不多，却显示出诗人对人民的关切。正由于这样，诗人在篇末唱出了自己的强烈愿望：“安得壮士挽天河，尽洗甲兵长不用！”萧涤非先生在这联诗的注释中这样写道：“战事一天不结束，战士便一天不能团聚，社会也一天不能安定，故杜甫有此愿望。杜甫当他表达对天下后世的迫切愿望时，总是在诗的结尾用‘安得’两字。这里他是切盼他所表扬的二三豪俊能成为这样的一个‘壮士’的。”(13)的确，没有战争的社会，这是一个人人向往的社会——尽管这是一种理想，一种企盼，但却道出了杜甫心中的宿愿，彰显其人性的光芒。
《九日寄岑参》是写给朋友岑参的，诗由连绵的秋雨堵住诗人拜访朋友的去路引起，进而由淫雨不止想到淫雨中的苍生稼穑：“吁嗟乎苍生，稼穑不可救！安得诛云师，畴能补天漏？”这种升华，使他于一己的私情中，看到天下的大爱与大情。
宝应二年(763)春天，杜甫在梓州、阆州间，时春旱严重，忽有夜雨降临，作者喜不自禁，作了这首《喜雨》：
春旱天地昏，日色赤如血。农事都已休，兵戎况骚屑。巴人困军须，恸哭厚土热。沧江夜来雨，真宰罪一雪。谷根小苏息，沴气终不灭。何由见宁岁，解我忧思结。峥嵘群山云，交会未断绝。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
该诗一波三折，由天旱想到农事，由旱灾想到兵祸。突然的夜雨降临，让诗人喜出望外。作者清楚，久旱之后的一场雨还难以真正解决问题，所以有“谷根小苏息，沴气终不灭”之说。对作者而言，老百姓安宁的生活尚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开始，作者心中郁积的愁思心结亦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解开。再进一步，作者由巴蜀，将思绪飞跃到吴越，用饱含深情的笔墨，吟诵道：“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作品原注有“浙右多盗贼”句。据《旧唐书•代宗本纪》所载，宝应元年八月，台州人袁晁陷台州，连陷浙东州县。”(14)远在巴蜀的杜甫，刚刚因为一场及时雨缓解了这里的旱情而眉头略为舒展，转眼之间，又担心起数千里之外的吴越之民来了。这种情怀，确实让人不得不感喟。孙季昭曾云：“杜诗结语，每用安得二字，皆切望之词。‘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此用‘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皆是一片济世苦心。”(15)“诚哉斯言！杜甫以“雷公”救巴蜀于苦旱得到欢颜，希望“雷公”再拯救处于动乱之中的吴越人民。虽然一是天（旱）灾，一是人祸，但在杜甫心中，都是救民于水火，故借题发挥，联想自然，感情真挚。
《夏夜叹》乃夏夜之喟叹，由“炎蒸毒我肠”，自然想到“安得万里风，飘飖吹我裳”，似乎诗人只在关注自己的炎热难耐，但诗人并没有停留在一己的感受上，而是由己思人：“念彼荷戈士，穷年守边疆。何由一洗濯，执热互相望。竟夕击刁斗，喧声连万方。青紫虽被体，不如早还乡。”在炎热天，闲夫野人已觉难受，更何况那些披甲戴盔的戍边战士，他们不但要克服天气炎热给生理带来的负担，更有艰巨的军事任务。作者哀时伤怀，于是，“激烈思时康”。一首夏夜苦热的诗作，就这样得到情感的升华，不能不令人动容。
（三）国泰民安的虔诚祷祝
《凤凰台》作于杜甫弃官客秦州同谷县时。诗以同谷县凤凰山起兴，以国泰民安为矢志不渝的理想追求，由虚而实，由实而虚，折射出令人景仰的普世情怀：
亭亭凤凰台，北对西康州。西伯今寂寞，凤声亦悠悠。山峻路绝踪，石林气高浮。安得万丈梯，为君上上头。恐有无母雏，饥寒日啾啾。我能剖心血，饮啄慰孤愁。心以当竹实，炯然无外求。血以当醴泉，岂徒比清流。所重王者瑞，敢辞微命休。坐看彩翮长，举意八极周。自天衔瑞图，飞下十二楼。图以奉至尊，凤以垂鸿猷。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深衷正为此，群盗何淹留。
杜甫由凤凰台而想到凤声，又由凤声想到西伯，再由山峻想到人迹罕至的山顶，并进而玄想山顶有失母的幼雏。诗笔至此，杜甫情感的闸门彻底打开，不可自禁。诗人愿剖心沥血，饮啄抚慰这孤独的“雏凤”。这想象中的“雏凤”是什么？是作者心中的君主、国家和人民！诗人渴望君主神明、国家安宁、人民幸福，借凤凰以托己意。“安得”二字，挽起诗人千钧的心事。浦起龙说：“是诗想入非非。要只是凤台本地风光，亦只是杜老平生血性。不惜此身颠沛，但期国运中兴。刳心沥血，兴会淋漓。……要之，中后两段，悉是空中楼阁，只用‘恐有’二字领起。而‘恐有’二字，却从‘安得’、‘上上头’引出，其根则从‘凤声’悠悠生出也。”(16)王嗣奭也说： “公因凤凰台之名，无中生有，虽凤雏无之，而所抒写者实心血也。”(17)此乃知言。
由《凤凰台》，可联想到杜甫的另一首写山的拗格七律《望岳》：
西岳崚嶒竦处尊，诸峰罗立如儿孙。
安得仙人九节杖，拄到玉女洗头盆。
车箱入谷无归路，箭栝通天有一门。
稍待西风凉冷后，高寻白帝问真源。
这是杜甫贬官华州时所作。这里的岳，乃西岳华山。这首诗写得较为隐晦。诗人失意彷徨，仍视西岳为尊。诗人想象能借仙人九节杖，直抵神秘的华山祠。无奈“车箱入谷无归路”，但毕竟“箭栝通天有一门”。“车箱入谷”与“箭栝通天”、“无归路”与“有一门”，两两相对，象喻味道极浓，令人揣度玩味。这无路与有门之间，洞见诗人拳拳的报国情怀和蹭蹬失意的现实打击。这种情怀，甚至可以从诗题“望”字中得到提示。浦起龙阐释该诗时这样说：“从贬斥失意，写‘望岳’之神，兼有两意：一以华顶比帝居，见远不可到；一以华顶作仙府，将邈焉相从。盖寄慨而兼讬隐之词也，笔力朴老。”(18)其实，第二层意思在这里并不明显。杜甫念念不忘的是他对自己报国无门，报国无路的伤感和着急。这里的“安得”，有明显的急迫、忧愁的况味在里面。
《大麦行》作于代宗宝应元年(762)，时党项羌攻梁州，吐蕃陷成、渭等州，麦熟而为羌胡所割。诗人忧时感怀，写成这篇谣歌：“大麦干枯小麦黄，妇女行泣夫走藏。东至集壁西梁洋，问谁腰镰胡与羌。岂无蜀兵三千人，簿领辛苦江山长。安得如鸟有羽翅，托身白云归故乡。”杜甫远在成都，但心却在集壁梁洋四州，因为那里的人被寇流亡，眼看一年辛勤的劳动被掠走，而蜀兵却鞭长莫及，难以为助，诗人突发奇想：“安得如鸟有羽翅，托身白云归故乡”。这归故乡的，既有军人，更有乡民，还有诗人的心。这种对国家的忠爱，对军队的企盼，对人民的关切，在字里行间渗透弥漫，令人景仰。
《昼梦》大历二年(767)作于夔州，作者借春天饶睡，折射当时社会的困顿和无序：
二月饶睡昏昏然，不独夜短昼分眠。
桃花气暖眼自醉，春渚日落梦相牵。
故乡门巷荆棘底，中原君臣豺虎边。
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
“故乡门巷荆棘底，中原君臣豺虎边”，虽为想象之词，但亦是安史乱后的实景。当时洛阳数百里化为丘墟，此乃“荆棘底”之谓。而吐蕃入侵，藩镇跋扈，宦官弄权，不亦豺虎？所以，诗人高唱：“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没有战争，没有官吏借口军需而进行的财物勒索，老百姓安稳地从事自己的生产与生活，这就是杜甫的梦想。在杜甫看来，这点小小的愿望，可能也是镜中月，谈何容易实现，故用“安得”设问，显出几许无奈。
《石犀行》以上元二年(761)秋天，成都附近发生的水灾为背景，以蜀人刻石作五犀牛镇水患为话题，讥刺这些石犀“不经济”，以致洪水“恣凋瘵”。作者盼望“安得壮士提天纲，再平水土犀奔茫”。所谓“壮士提天纲”，“正谓贤相操国柄也”，而云“安得”，则“伤时无贤相也”(19)。可见，作者以时事寄怀抱，以自然寓社会，希望国泰民安，天地祥和。
宝应元年(762)七月，成都少尹兼御史徐知道叛变，蜀中局面混乱。杜甫带着家眷避乱到梓州，《光禄坂行》就记述了这一路的惊险：“山行落日下绝壁，南望千山万山赤。树枝有鸟乱鸣时，暝色无人独归客。马惊不忧深谷坠，草动只怕长弓射。”在这荒寂的山陵峭壁， “马惊不忧深谷坠”，即不担心马受惊坠深谷，“草动只怕长弓射”，只怕草丛中突然窜出蟊贼乘险劫人。其实，马坠深谷，对人而言，何尝不是一件恐怖的事，但对作者而言，此时已经无暇顾及，因为那些随时可能窜出的蟊贼更让人防不胜防。写到这里，作者发出慨叹：“安得更似开元中，道路即今多拥隔。”开元被称为盛世，时“海内富安，行者虽万里不持寸兵”(20)。这一时期，杜甫曾漫游吴、越、齐、赵。今昔对比，杜甫由衷发出感叹，希望那样的太平盛世还能再现。
（四）敢于担当的责任意识
杜甫虽为一介书生，但却有强烈的责任意识。在诗中，杜甫不时抒发这样的满腔豪情，愿为天下太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安得覆八溟，为君洗乾坤”（《客居》），这样的想象与气度，颇有李太白的风采。诗人由客居他乡而想到故国未归；由时局动荡不宁（吐蕃患剧，藩镇拥兵）而想到欲倾覆八溟之水，一洗乾坤污杂，为天下扫除祸患。此虽为诗中想象，亦足见作者奋勇当先的责任意识。
安史乱起，国运中衰，生灵涂炭。杜甫作为亲历者，看在眼里，痛在心头。但杜甫并没有停留在揭示伤疤，咀嚼苦痛上，而是着眼未来，奋勇当先。《往在》这首诗就很好地表达了这种思想，其中的“安得自西极，申命空山东”，就是其形象的表述。西极，即京师。山东，代指河北诸镇。作者希望能让寰宇清净，免受骚扰，天下祥瑞：“尽驱诣阙下，士庶塞关中。主将晓逆顺，元元归始终。一朝自罪己，万里车书通。锋镝供锄犁，征戍听所从。冗官各复业，土著还力农。君臣节俭足，朝野欢呼同。中兴似国初，继体如太宗。端拱纳谏诤，和风日冲融。赤墀樱桃枝，隐映银丝笼。千春荐灵寝，永永垂无穷。京都不再火，泾渭开愁容。”这幅图画就是杜甫心中的理想，他愿为这一理想的实现而求索不已，奋斗不止，这就是“安得”的真实内蕴。
（五）亲情友情的真诚呼唤
杜甫是一位非常重情的诗人，这些深情，除了前面所述的对国家、君主和人民外，还包括那些亲人、友人。这种亲情、友情，在他的“安得”类诗歌中也有充分的体现。
《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是杜甫乾元二年十一月所作的一组诗。此时正值安史之乱，国家板荡，诗人亦穷愁潦倒，狼狈不堪：“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头乱发垂过耳。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中原无书归不得，手脚冻皴皮肉死。”（《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之一）白头乱发的杜甫，过着一种衣不蔽体，即所谓“短衣数挽不掩胫”（之二），食无着落，即所谓“岁拾橡栗随狙公”的悲惨生活。杜甫有弟四人：颖、观、丰、占，此时只有杜占跟着杜甫。就在自身难保的背景下，杜甫仍惦记着自己的兄弟，这就是第三首诗的内容：
有弟有弟在远方，三人各瘦何人强。
生别展转不相见，胡尘暗天道路长。
东飞驾鹅后鹙鸧，安得送我置汝傍。
呜呼三歌兮歌三发，汝归何处收兄骨。
兄弟天各一方，动乱中的手足情，更显珍贵。杜甫已经自顾不暇了，但还对远方久无音讯的兄弟放心不下，感叹谁能“送我置汝傍”。无奈之下，结语生离已作死别，凄怆哀惋，令人感喟。
韦偃离开草堂时，曾在草堂的东墙壁上为杜甫画马，杜甫因此作《题壁上韦偃画马歌》：
韦侯别我有所适，知我怜渠画无敌。
戏拈秃笔扫骅骝，歘见骐驎出东壁。
一匹龁草一匹嘶，坐看千里当霜蹄。
时危安得真致此，与人同生亦同死。据《唐朝名画录》所载：“韦偃，京兆人，寓居于蜀，以善画山水、竹树、人物等，思高格逸。居闲尝以越笔点簇鞍马人物、山水云烟，千变万态。或腾或倚，或龁或饮，或惊或止，或走或起，或翘或跂，其小者或头一点，或尾一抹；山以墨斡，水以手擦，曲尽其妙，宛然如真。亦有图骐驎之良，画衔勒之饰，巧妙精奇，韩幹之匹也。画高僧、松石、鞍马、人物，可居妙上品，山水人物等居能品。”(21)韦偃临别前给杜甫画了这么一幅精美绝妙的马图，顿时让草堂蓬荜生辉。杜甫唏嘘感叹，结语生出浩叹：“时危安得真致此，与人同生亦同死”。这生死之愿，既是杜甫对朋友韦偃的一往深情，更是对身处危时的国家和人民的深情。也难怪浦起龙有“结联，见公本色”之慨。(22)公之“本色”，不就是对家国天下的眷念与衷情吗？
（六）疾恶如仇的刚勇品质
杜甫一方面对国家、君主、人民和亲友充满感情，另一方面，对小人、奸臣、叛军等一切作恶为非的人亦深恶痛绝，不惜笔墨挞伐。《石笋行》借成都西门外两株石笋起兴，比喻那些危害国家的“小臣”得宠：“惜哉俗态好蒙蔽，亦如小臣媚至尊。政化错迕失大体，坐看倾危受厚恩。嗟尔石笋擅虚名，后来未识犹骏奔。安得壮士掷天外，使人不疑见本根。”作者对这种弄权误国的小人恨之入骨，企盼有大力士能将这石笋抛掷天外，以免再遗患后人。诚如王嗣奭所云：“此诗专为俗好蒙蔽，小臣献媚，有感而借石笋以发之。”(23)浦起龙亦说：“言俗人好怪，专喜此辈之巧为‘蒙蔽’者，不知‘石笋’享镇海之名，特如献媚小臣，政堕不知，厚恩空受，名直虚擅耳。恐俗人犹奔走而承奉之，不如投掷之为快也。”(24)
杜甫写于夔州的《王兵马使二角鹰》，以角鹰赞美王兵马，又希冀王兵马能群力为朝廷讨乱诛谗：“安得尔辈开其群，驱出六合枭鸾分。”王嗣奭曾这样评论说：“公时在夔，因角鹰触目发兴，奇崛森耸不待言；而尤得力在‘角鹰翻倒’句，随插入‘将军勇气’二句，承接得住。盖通篇将王兵马配角鹰发挥，而穿插巧妙，忽出忽入，莫知端倪，而各极形容，充之直欲为朝廷讨叛逆、诛谗贼而后已。他人起语雄伟，后多不称；而此诗到底无一字懒散，岂不雄视千古！”(25)而《久雨期王将军不至》，则幻想王将军能率众平祸乱：“安得突骑只五千，崒然眉骨皆尔曹。”诗人急迫的心情表露无遗。
自古儒家重视仁政，重视仁爱思想，主张在天下推行仁政。杜甫的这种“安得”情怀，其实就是一种“人文精神”和“人文情怀”的体现，是发扬儒家仁爱思想的一个历史结晶，这种伟大的人格感动了且还在感动着千千万万的人。王安石对杜甫非常尊敬，在一首题杜甫画像的诗里曾说：“惟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26)这种“死而不亡”的诗人，乃是其精神的生命力之所在。闻一多先生认为杜甫是中国“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27)这里所谓的“光彩”，不就是中国文化中的人文精神的表现吗？
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杜甫作为一名诗人，最好地诠释了这种精神。其难能可贵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总能透过一己的遭遇，联系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体验天下苍生的苦难。他的痛苦多是来自国家和大众的危难，因此面对无法排遣的痛苦，他没有躲进“象牙塔”中去咀嚼个人的悲哀，而是将自己的悲哀扩散开来，由自己而想到同样遭遇的他人。他的畅怀，同样来自国家和大众的安泰，因此即便自己并没有脱离困境，只要国家和民族有好的消息传来，他一样为之欢欣鼓舞。尤为可贵的是，只要诗人一息尚存，无论写作何种题材，其中念念不忘的总是那个令他魂牵梦绕的祖国和人民。杜甫真正将自己的脉搏与国家和民族的脉搏紧紧地连在一起跳动，孔子所谓的“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28)，或许即此。因此，通过杜甫的“安得”类诗篇，我们可以看到一颗伟大的心灵，一个高尚的人格，一种知识分子应当具备的良知。诗人试图用他孱弱的双肩，担负起自孔子以来优秀华夏儿女都曾试图担负的伟大使命。而诗人既韧且刚的性格、包容万有的胸襟、鞠躬尽瘁的品格、博爱慈悲的情怀，作为中国古代人文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铸就了华夏民族的脊梁。
杜甫爱用“安得”呐喊，后世文人多受其濡染。查阅相关文献可以发现，自杜甫在诗歌中大量使用“安得”之后，后世诗人对这一词语可谓情有独钟，使用之频繁，超过以往。仅以唐宋两朝而论，唐代诗人踵继杜甫，对“安得”一词表现出特别偏嗜的有四人，分别是韩愈、柳宗元、元稹、白居易。而宋人则更多，王禹偁、范仲淹、宋祁、刘敞、刘攽、曾巩、梅尧臣、欧阳修、王安石、王令、苏轼、苏辙、黄庭坚、张耒、晁补之、周紫芝、陆游等对“安得”一词都颇为钟情，特别是苏轼和陆游，诗中频频出现这一词语。宋以后，诗人作品中对“安得”一词的偏爱就几乎数不胜数了。
浏览这些诗人的“安得”类诗作，可以说随处都可见到杜甫的“影子”。可以这样说，“安得”从某种角度言已成为杜甫精神品质的象征和缩影。后世文人缅怀凭吊杜甫，
甚至也用“安得”连缀意蕴，直入杜甫“诗心”。如裴说的《题耒阳杜公祠》：
骚人久不出，安得国风清。拟掘孤坟破，重教大雅生。皇天高莫问，白酒恨难平。悒怏寒江上，谁人知此情。(29)
还有韩维的《读杜子美诗》：
寒灯熠熠宵漏长，颠倒图史形劳伤。
取观杜诗尽累纸，坐觉神气来洋洋。
高言大义经比重，往往变化安能常。
壮哉起我不暇寐，满座叹息喧中堂。
唐之诗人以百数，罗列众制何煌煌。
太阳垂光烛万物，星宿安得舒其芒。
读之踊跃精胆张，径欲追蹑忘愚狂。
徘徊揽笔不得下，元气混浩神无
方。(30)
这种杜甫精神，已演变为后世文人潜意识中的皈依和膜拜；而“安得”所指向的，正是这样一种崇高的人伦之美和人伦之境。杜甫的伟大与不朽，庶几亦正在于此。
注释：
①（宋）洪兴祖撰《楚辞补注•天问章句》第三，中华书局，1983年。
②（宋）洪兴祖撰《楚辞补注•七谏章句》第十三，中华书局，1983年。
③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魏诗》卷九，中华书局，1983年。
④（清）沈德潜《古诗源》卷二，中华书局，1963年。
⑤（清）仇兆鳌《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79年。
⑥（清）浦起龙《读社心解•发凡》，中华书局，1961年。
⑦⑩杨伯峻撰《论语译注•颜渊》，中华书局，1980年。
⑧杨伯峻撰《孟子译注•离娄章句下》，中华书局，1960年。
⑨（宋）张载撰《张子全书•西铭》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杨伯峻撰《孟子译注•梁惠王章句上》，中华书局，1960年。
(12)孙诒让撰《墨予闲诂•兼爱中》：《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54年。
(13)萧涤非撰《杜甫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
(14)（后晋）刘昫撰《旧唐书》卷十一，中华书局，1999年。
(15)转引自《杜诗详注》卷十二。
(16)（清）浦起龙撰《读杜心解》卷一之三。
(17)（明）王嗣奭撰《杜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18)《读杜心解》卷四之一。
(19)《杜臆》卷四。
(20)（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卷二百十四唐纪三十，四部丛刊初编本。
(21)（唐）朱景玄撰《唐朝名画录》，四川美术出版社，1985年。
(22)(24)《读杜心解》卷二之二。
(23)《杜臆》卷四
(25)《杜臆》卷六。
(26)（宋）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九《杜甫画像》，四部丛刊初编本。
(27)闻一多撰《唐诗杂论•杜甫》，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28)杨伯峻撰《论语译注•里仁》。
(29)(30)《杜诗详注•附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