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史”乃我国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后世为前代修史，私著变官修，迄于清代，迄于《明史》。清朝既是我国最后一个帝制皇朝，也是全方位为今日中国提供过厚实遗产与资源的一个皇朝，后人虽有《清史稿》，却尚未为它提供一部可同二十四史相衔接的所谓“正史”，皇朝“正史”的文化工程由此残缺。就此而言，倘若借助于政府财力与史家学力，在《清史稿》的基础上，新编一部填入“正史”的《清史》，堪称必要。再说，如今大众传媒对紫禁城的“戏说”已近乎泛滥成灾，历史果真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或大姑娘。如果通过清史编撰，变“戏说”为细说与实说，提升民众之于历史的鉴赏水准与文化素养，亦属必需。
无论是官方认可的“正史”，还是风格各异的私家论著，资料储存的丰富性与准确性，解释历史现象的中立与适度，均属衡量史书质量的关键所在。在目前关于清史编撰问题的讨论中，体裁问题面临两难抉择。现代章节体固然线索分明，主次有序，史学主体可以驰骋万里，取舍自如，符合当代学术发展之大势，但主观性较强，保存资料的容量有限；传统纪传体固然容量较大，便于储存史料，然而，诚如章学城所言，“类例易求，而大势难贯”，还有张扬“帝统”、“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复古之嫌。
窃以为，任何体裁与体例都有其相应的局限性。新编清史究竟用什么体裁比较合适，当取决于对新编清史的定位。既然清史是作为延续二十四史的“正史”性文化工程而被提上日程，又是为我国最后一个帝制皇朝修史，当以体裁的连续性与资料的丰富性为首要目标，职是之故，应以纪传体为宜。
对于纪传体中的“本纪”，人们批评较多，认为它是崇尚帝制体系的正统史观与等级史观所致，充斥着“封建糟粕”，应予废弃。其实，再写“本纪”，并不等于就是承认帝王时代的“正统”，同复古没什么关系。这是因为：第一、今人已告别和厌倦帝制是一回事，专制帝王之于帝制时代的核心地位与功能的存在是另一回事，倘若带着反满战士与民权先驱的激情去修史，求真云云便无从谈起；第二、年号也是历史形成的，清朝与明朝一样，一个帝王用一个年号，时序分明，以年号为单元记载历史，这本身就是历史，如果新编清史采用年号顺序，既遵守时序，又尊重历史，未尝不可。再说，司马迁当年创立“本纪”时，未必有那么多所谓“封建糟粕”。 正如清末史家陈黻宸《独史》一文（《新世界学报》1902年第2期）所云：“夫纪非尊称也。太史公作纪传世家，有年可纪曰本纪，有家可述曰世家，无年可纪、无家可述曰列传。而后世以本纪世家为君臣尊卑之分，是班史之作俑也。”只因后人误解了司马迁，才批评他不该把未曾建成帝业的项羽列入“本纪”，或者褒奖他打破了帝统界限与成败界限。旧瓶亦可装新酒。如果觉得“本纪”之名依旧陈腐，不妨改名“朝纪”，或“顺治纪”、“康熙纪”，按一朝一纪。各纪并不妨碍填充事关社会变迁与民众动向的其他要事。“载纪”内容可以编入其中，以免重复。如果用编年式的大事记形式代替“本纪”，似无必要。因为“本纪”原本就属于编年体，即便是新编的大事记，恐怕也不能离开有清一代十朝帝王的起止活动为线索。当代史学研究者似应有充分的理由与条件展示更多的学术包容性，与自身求真功效的相对性理念保持一致。否则，关于体裁的争论就容易流于意气之争。
图、表、志等部的内容可望根据已有的专题研究成果、新的资料与技术手段而大加补充。关于天文志、灾异志等篇什，新编清史不必完全废弃《清史稿》，已有的资料应尽量保存备查，适当填补所阙，尽力确保新编清史在资料上超过旧编。倘若用科学主义的姿态鄙视和任意舍弃某些在今天看来不合时宜甚至十分荒谬的现象与人事，则终究与求真无涉。任何一部史书写成“当代史”之日，便是被明日的“当代史”取代之时。如此代来代去，宁有底止？
人的活动毕竟属于历史的主体，篇幅最大的仍将是列传。后世研究者秉承春秋笔法，并且推而广之，在褒贬清代人物、作阶级定性、功过定量等方面投入精力颇多，追求终极真理式的所谓盖棺定论，近乎不厌其烦，似已养成臧否人物之嗜好。及至回头检视那些形形色色的人物论著，可知废话最多的偏偏是那些曾经热闹非凡的定性分析与价值评判，最经久耐用的还是那些平淡无奇的事实记载，事实果真胜于雄辩。个中教训，弥足珍视。
新编清史不是关于清史的大拼盘，不是资料丛书加研究丛书之和，溶纪传体与章节体于一炉的所谓综合体亦大可不必。倘若将夹叙夹议的数百万言“通史”内容纳入“正史”，不仅容易掺杂编者的主观色彩，削弱新编清史的生命力，而且在体裁上显得有点不伦不类，不啻把清史作为研究丛书来编，行同节外生枝，难免引发纷争与诟病。这是因为，既然政府之于清史园地可以这样投入，宋明、隋唐、秦汉等领域岂非亦可重来，怎能厚此薄彼？一旦都来申请“重修”，岂非没完没了？
清史编撰者所面临的两难抉择还很多。例如，既要把浩如烟海的清史档案文献资料遴选出来，从容不迫地证实与证伪，使新编清史建立在坚实可靠的资料基础上，又要按照国家重点工程的预算计划，于10年之内如期“竣工”，速则难达，缓则不允；既要尽量向学术自由的国际规则靠拢，使学术超然于政治，淡化甚至摒弃“正史”观念，凸显个性，又势必在官督民修的“正史”工程中受到非学术因素的制约，兼顾多方，强化共性；既要考虑二十四史的整体篇幅与各史篇幅，限制所编字数，又要兼顾清代一朝的历史资料与历史内涵空前丰富的特点，扩充篇幅；既要考虑到二十四史与清朝历史与文献本身的基本特征，尽量用文言文去书写，又需尊重当代国学基础已今非昔比的现实条件——无论是面壁有年的作者们，还是程度不一的快餐式读者群，毕竟都是仰仗五四前贤所呼唤的白话文而批发出来的。若用白话文去从延伸“二十四史”，变更有清一代那些原本简明扼要和优美得体的官书与私函 ，不仅徒增篇幅，而且显得有点不伦不类。如果强行要求用文言文去书写，却不仅为绝大多数编者望而却步，也会使读者觉得滑稽，徒遭舆论围攻。凡此种种，都是左右为难。皇权当道时，一言钦定即可，谁敢勇发道旁筑室之议？如今学术主体日趋独立，学术思想如天马行空，活力尤显，置身于信息时代，众口更难调和。面对诸多两难抉择，就难免顾此失彼。
两难归两难，超越也不难。前人的国学根基与敬业精神固然至今使人无法漠视《清史稿》的存在，而今日修史的诸多学术优势与便利毕竟是前人难望项背的。例如，俯瞰古今中外的历史变迁，史学主体的宏观把握与学术洞察力似应强于前人，此其一；其二，资料储备比以往更充分，研究手段较从前更便捷；其三，清史研究已成为一门比较成熟的学科，而且是一门国际性的学科。学术基础之厚实，多方人力之调配，可望盛况空前。
据说，清史编撰工程已经不可逆转地开始启动着。站在赵尔巽等人的肩膀上，享受现代工业文明与信息革命的优越性，新编清史的资料价值与学术水准将在整体上超过《清史稿》，那大概是可以做到的。至于能超越到什么程度，能达到多高的水准，也许既取决于编者解读档案文献资料与伏案撰写的潜心投入能达到什么程度，也取决于价值评判的语言习惯能限制到什么程度，以及历史解释的主观性、学术词汇的现代性与随意性等能限制到什么程度。我个人既不对新编清史抱过高的期望，不指望它能解决所有关于清史的知识问题与学术问题，但真诚地希望清史编撰工程能迅速成为打破资料壁垒的契机，让有关档案文献资料尽快清册上网，实现资源共享，使中华学术切实成为“天下之公器”。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齐心协力，切实投入，抵御日趋弥漫的浮躁学风，清史编撰工程定将如期完成，能以衔接二十四史的一项学术文化成果，特别是作为构筑清史研究新起点的基础工程载入史册。
选载《社会科学报》（上海）2003年5月29日第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