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利安·班达的《知识分子的背叛》是一部名著，这部书出版于1927年，基于个人独立思考的立场，他把知识分子的使命规定为远离世俗实践，只是追求真实、真理与正义的抽象观念，并以此批评一战中那些支持国家主义的右翼知识分子，认为知识分子是最容易堕落的阶层。
自从此书发表之后，知识分子本身便成了一个问题。西方左翼批评知识分子陷入专业化、技术化的泥沼，缺乏对社会与真理的关怀，精神极度平庸，眼里只有金钱利益;右翼则抨击知识分子提倡关怀社会与真理，追求崇高理想，但在实际生活中却缺乏个人道德，极端自私自利，总是损害他人来满足自己的私欲。
问题之所以严重就在于，双方全都一致认为，知识分子应当是社会的良知。因此，无论是逃避责任还是道德堕落，都是对知识分子志业的一种背叛。那么，在前东欧知识分子眼里，知识分子的背叛又是什么呢?
1934年，纳粹在德国上台，许多知识分子立即背离曾约束他们行为的专业和学识，支持种族主义，当时捷克作家恰佩克对此指出，没有什么比知识分子的背叛更坏的了，这使人们对知识的作用产生了可怕的想象。“只要有人性暴力的地方，总能找到知识分子。他们大言不惭地以意识形态为借口，集体成为帮凶。”恰佩克的观点为后来的东欧知识分子所见证，在他们看来，知识分子最大的背叛不是逃避社会责任，也不是缺乏个人道德，而是赤裸裸地鼓吹暴力和愚味。
在当代捷克作家克里玛的回忆录《我疯狂的世纪》中，他例举了许多曾参与极权建立或进程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大都具有天赋和社会影响，但却扮演了暴力的帮凶。例如，捷克著名诗人诺依曼曾发表过一篇《反纪德》的小册子，攻击纪德的《访苏归来》，后者在此书中真实描述了苏联社会的特权、物质匮乏和压制思想自由。尽管诺依曼从未去过苏联，但他却拒绝承认纪德的描述，并为斯大林的大清洗辩护：
“苏联的做法是为了消灭腐朽阶级。这样携手抗击所谓蛀虫的教训比比皆是，其中有主客观条件。有人多少有些投机取巧，也有阴谋家和腐败分子。有的地方消灭蛀虫采取的手段是将其吸纳进政府，在苏联是将他们枪毙。无产阶级专政出现了，并焕发出勃勃生机，苏联正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最纯粹的民主(!!)国家。”
从这本写于1937年的小册子中，可以预见到东欧各国后来的同样命运。但最让克里玛感到不解的是，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对斯大林体制一直抱着同情的态度。当斯大林大规模清洗托派分子时，托洛茨基的妻子曾写信向许多世界一流的艺术家们求助，其中就有罗曼罗兰、萧伯纳和德莱塞等人，但只有德莱塞给她回了信。信中说：“我深切同情托洛茨基的追随者。”但他同时又说自己很为难：“不论在今天的俄国实行何种形式的独裁，胜利才是最重要的。”为了珍惜他的信念，他宁愿世界上另一部分人遭受暴力。
这样的知识分子当时在全世界比比皆是，为了反对美国在南美的影响，智利诗人聂鲁达成为苏联政权最热情的支持者，英国坎特伯雷主教约翰逊则在其著作中对苏联制度大加赞扬，认为它比西方制度更人性化，他并且用1946年苏联的选举作为赞美的证据。在那次选举中，99.7%的人参加了投票，而有99.18%的投票者支持候选人。约翰逊也因此被称为“坎特伯雷红色主教”。对此，克里玛不无讽刺地写道，难怪伊里奇要说这些西方人是“有用的白痴”。
在那个年代，这些西方左翼知识分子的表现到了近乎荒谬的地步。在一本由多名欧洲学者及专家编辑的专著中，编者引用了法国诗人克劳德·罗伊的回忆，他曾与几个法国知识分子玩过一个政治审判的游戏。罗伊在审判中扮演被告，一位左翼人士扮演检察官。根据检察官的指控，罗伊犯有10项罪，仅以破坏思想斗争这项罪名，就应当被判处死刑。旁听席上的女观众听了如此宣判，竟然吓得精神失常。
然而，对克里玛来说，这场游戏就像是一场活报剧，仿佛这些西方人很享受疯狂的历史激情，而此时在遥远的东方，许多人真的就因为思想罪被处以死刑。就在这部著作出版后不久，一家法国左翼报纸便宣称，在苏联的大清洗中没有死那么多人，奥斯维辛之后就不应再有纳粹，但古拉格之后苏联体制仍然应当存在。克里玛对此沉痛地写道：“知识分子的背叛必将导致野蛮蒙昧。”
班达在他那部名著中曾写道，两千年来，知识分子虽然没有在行动上阻止仇恨与杀戮，但他们至少在思想上阻止了形成仇恨和杀戮的观念，使得人类虽然行恶，但毕竟崇善。而在二十世纪的极端年代，这一切都被颠倒了，知识分子公开宣扬崇恶的理念，他们的背叛是彻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