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汝霖在中国近代史上可谓赫赫有名，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烧的就是他的家。曹是晚清留日学生，毕业后入清廷商部、外务部工作，参与对日交涉，在晚清即有亲日之名。民国后，曹汝霖出任袁世凯政府外交次长，全程参与了“二十一条”的谈判和签约，后来又在段祺瑞内阁中担任交通和财政总长，经办对日“西原借款”，丧权辱国，被国人斥为卖国贼。
这是作为官员的曹汝霖，也是人们一般印象和记忆中的曹汝霖。其实曹氏还有一个身份大家可能不太熟悉，有的甚至还一点儿都不知道，那就是作为律师的曹汝霖。
曹汝霖当律师是民国开国以后的事儿，新政府成立了司法部，制定了律师条例，规定法庭诉讼可以请律师。已辞去政府职务的曹汝霖申请律师证书，律师在当时是个新鲜事儿，也很少，他的编号是民国第一号。
在日本留学时，曹汝霖曾就读于东京法学院，该校毕业生大多在法律界任职，当时很多法官都是曹汝霖的同学。为了避嫌，曹尽量减少和他们交往，即使见面“亦决不谈讼事”。据曹氏回忆，当时“各省法官亦蔚成风气，绝不闻有受贿情事。此种风格，直维持到北方政府终结为止”。曹汝霖记述的这种情况与我们印象中的北洋政府截然不同，也属一家之谈，值得研究者重视。
曹汝霖当律师不久便接了一桩特殊的离婚官司，说这桩离婚官司特殊是因为一方当事人是个太监。原来当时一位退休出宫的老公公羡慕正常人的幸福生活，于是便花300两银子买了一个“妻子”。这位太监“娘子”名叫王月贞，她嫁给老太监不过是权宜之计，辛亥革命后王氏带着金银细软离家出走，并将老太监一纸诉状告上了法庭，坚决要求解除婚约。王月贞聘请的律师，正是辞职下海的曹汝霖。
王月贞背弃诺言卷财而逃，为当时的主流社会所不容，但曹汝霖却巧妙地为她打赢了这场官司。原来在法庭辩论中，曹汝霖认为买卖人口在前清就是非法，更何况在民国，如果要求王氏还回300两银子，就等于认可人口买卖合法，所以银子不必还;再说王月贞带走的财物大都是其个人首饰等私人用品，属于夫妻婚后的合法财产，如果以此为理由不许他们离婚，便与共和体制以及民国法律精神相悖。最后审判官接受了他的辩护意见，曹汝霖初出茅庐就大获成功，连他自己都没料到。
曹汝霖“成名”后，平津一带都知道北京城出了个侍郎律师(曹在前清曾任外务部左侍郎)，“曹氏律师事务所”从此门庭若市。有一次曹汝霖到保定出庭，当地人听说后都想一睹风采，审判厅旁听席上人满为患，甚至连过道里都站满了人，据说其粉丝大都是保定法政学堂的学生。
曹汝霖回到旅馆，见旅馆里也张灯结彩，大书“欢迎曹大律师”的字样。晚饭后曹出庭散步，见院子里跪满了一群喊冤的乡民，原来乡民不懂法律，告状过了上诉期，于是来求曹大律师为其申冤。通过这件事，曹汝霖认识到普及法律知识的重要性，回京后他向大理院建议，鉴于乡民不通法律，在法官宣读判词后，应大声向当事人说，你们如果不服，应在法定期内上诉，过了二十天即不能上诉。此间如果当堂声明不服，也算上诉，事后可再补递呈状。后来大理院根据曹汝霖的提议通告各级法院一律照此办理，此亦曹氏一功也。
民国二年，袁世凯欲重新启用曹汝霖主持对日外交，便召其入府谈话。袁对曹说，何必做律师呢?律师不就是以前的讼师吗?曹汝霖正色回答道：“律师与讼师绝对不同，律师根据法律保障人权，讼师则歪曲事实，于中取利。”后来袁又问曹汝霖做律师收入如何，曹说每月2000元左右，当时此数约为政府总长薪金的两倍，袁沉吟良久才以严肃的口吻对曹说：“你们年轻人不应只图安乐，应该替国家效力。”话已至此，曹汝霖无法再推脱，只好答应出山担任外交次长一职。
实事求是地说，曹汝霖的职业律师生涯虽然不长，却相当出彩。如果继续干下去，他的个人命运肯定会改变，中国近代史的轨迹也极有可能因此而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