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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曈:《尚书》:春秋治政文化的源泉

   《尚书》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政治历史文献汇编,保存了殷周时期若干文化记忆,历来被看成中国帝王的治国教科书。春秋时期,执事卿大夫阶层对于《尚书》的传播、阐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关于《左传》和《国语》所涉春秋时代人物对于《尚书》的征引状况,马士远先生在其所著《周秦〈尚书〉学研究》中做了详细统计。在《左传》所记二百五十六年的春秋史实中,总计有四十一人称引《书》或篇名五十三次,《左传》作者引“君子曰”“仲尼曰”等称引《书》者十六次,《左传》作者本人叙述称引《书》一次,总计称引七十一次。这些引用的具体称谓是:《书》《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夏训》《虞人之箴》《盘庚之诰》《史佚之志》《仲虺之志》《志》《前志》《故志》《周志》《太誓》《大誓》《郑书》《周文王之法》《康诰》《先王之命》《誓命》“命书曰”“仲虺有言曰”“史佚有言曰”“武王数纣之罪以告诸侯曰”等二十五种。在《国语》所载春秋史实中,总计有十四人称引《书》或《书》篇名二十五次。这些称引的具体称谓是:《书》《尚书》《夏令》《先王之令》《盘庚》《志》《大誓》《汤誓》《周制》《夏令》《先王之教》“西方之《书》”“史佚有言曰”“武丁作书曰”等。此时虽然出现了为《尚书》篇章命名的现象,但尚处于起始阶段,题目只具有相对稳定性。当然,古《尚书》已在秦代散佚,后来版本屡经辑佚、补充,内容上已与古本大有出入了。

   在这些引文中,除作者直接引用外,征引者几乎全属执政卿大夫阶层。《左传》所涉及人物太多,这里只按国别列举人数较集中者。晋籍人物十六人:卜偃、臼季、中行桓子、羊舌职、韩厥、范文子、郤缺、师旷、祁奚、随武子、魏绛、狼瞫、臾骈、叔向、叔游、子皮;鲁籍人物九人:孔子、季文子、大史里克、鲁庄公、武仲、惠伯、子臧、穆叔、鲁大史;卫籍人物四人:北宫文子、大叔文子、子鱼、宁瀛;周籍人物三人:周单襄公、苌弘、王子朝;楚籍人物三人:无宇、子干、申公巫臣。《国语》所记载春秋史实中,计有十四人引用《尚书》二十五次。周籍引《书》者凡七人,即内史过、富辰、单襄公、单穆公、太子晋、史伯、伶州鸠;晋籍人物引《书》者三人,为知伯国、知襄子、叔向;楚籍人物引《书》凡三人,为左史倚相、白公、楚昭王;齐籍人物引《书》为一人,为重耳之妻姜氏。

   执政卿大夫不仅能随口说出《尚书》中的章句,而且还能结合语境对内容加以恰当诠释,说明他们对其文字章句和精神内涵都有较为精准的把握。《左传》和《国语》对《尚书》的引用和阐释表明,春秋时的执政卿大夫们倡导的政治文化主要是一种礼文化,就像后来孔子所总结的,要“据于德”而“立于礼”,才能即完善个人人格,又使得天下大治。核心内容是强调“德政”,强调如何提高当政者的道德品质。

   据《襄十四》载,师旷引用《夏书》“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句,说的是执木铎者到民间征集诗歌以了解民情,警示为政者要了解他们疾苦,然后做出对策。《襄卅一》记录穆叔说:“《太誓》云:‘民之所欲,天必纵之。’……”《太誓》之文见于今传梅本古文的《泰誓上》。这句话实际上多次被引用,也点出了春秋时代的主要政治理想,那就是“民本”思想。这种“民本”思想首先认为政者能否施政以“礼”,关乎王朝兴衰。《成八》载韩厥和晋侯交谈,引用《周书》中“‘不敢侮鳏寡’的说法,说明当政者不论对象为何人,都应该保持公正立场,要不偏不倚。《庄八》中鲁庄公曰:“《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此处引文见于梅本古文《大禹谟》篇,“禹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黎民怀之。’”两者文字略有出入,意思是皋陶勉力种树德行,德行具备,他人自来降服,这里是强调要对百姓播撒恩德。《昭廿四》载苌弘引《太誓》曰:“纣有亿兆夷人,亦有离德,余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通过殷周对比,指出王朝兴衰取决于是否具有德行。其次,为政者并不把天命看成恒常之物,而认为它会随道德的变化而更易。《僖五》中认为一切事情“惟德是依”,引《周书》“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做例证,进而指出有德之人才能得到上天的维护。《成十六》载:晋入楚军,三日榖。范文子立于戎马之前,曰:“君幼,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书》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谓。”《礼记·大学》对这段引文做出了非常好的解释,该书认为“《康诰》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矣。”道德的优劣决定命运的好坏,强调统治者私人品质的重要性。从《国语》引《尚书》章句可以看出,它所倡导的基本政治文化观念与《左传》如出一辙。在那里,为政者责任感得到了进一步强调。《国语上》引《汤誓》:“吾一人有罪,无以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同一部分还引《盘庚》“邦之臧,维汝众;邦之不臧,维予一人又佚罚。”意思大致相同。

   由于反复征引,《尚书》所体现的各种文化主张、政治谋略、法治观念乃至军事思想,多被执政卿大夫阶层吸收融汇,深入地贯彻到社会实践中去了,对中国社会影响极为深远。

   春秋时期的执政卿大夫们通过对《尚书》的学习、引用和阐释,继承和发扬了三代以来形成的以德和礼为核心的政治文化,并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导精神方向固定了下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正是在这些执政卿大夫所创造的文化氛围的笼罩之下,孔子及其后继者的儒家“仁政”观念才得以形成;而法家、兵家等若干文化流派,也多受惠于这种围绕着《尚书》学所保存下来的文化遗产;实际上,战国时期以“士”为主体所开创的“百家争鸣”的文化局面,众多的精神基因也来自春秋时期执事卿大夫所开创的包括“《尚书》学”在内的大量文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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