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知识分子不但是书写历史的主体，同时也是历史书写的对象，他们通过历史记忆来接续和重塑文化认同与价值体系，而其自身在历史情境里的行动、选择、言语与心态又成为后继者发掘精神资源的重要媒介。在古代中国，这自然反映了一种知识与权力的互动关系，知识为权力提供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而权力进一步确保知识的神圣性和有效性，其集大成者就是科举制度与普遍王权的内在结合，可以说，在古代中国，知识人既是社会的立法者，又是道德原则的阐释者，是背负着双重使命的社会精英。
但知识分子的这种角色，在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和1912年帝制崩溃后，便日益黯淡，乃至解消。在二十世纪的一系列革命和运动中，我们可以窥见的是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的迅速边缘化，在经济、政治乃至文化上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边缘化1，知识分子不但丧失了作为权力的立法者的身份，甚至连阐释者的角色都无法扮演，最后沦落为完全服从型的理论工作者，丧失了所有的独立性和批判性。造成这种状况的除了众所周知的政治权力对知识分子的羞辱、迫害和压制外，也同时伴随着部分知识分子的自我边缘化，在精神上不断矮化自己，自我羞辱，将自身所具有的贵族精神曲解成与平民精神、民主方式相抵触的人格特征，自动或被动地接受了反智主义、民粹主义的粗鄙文化，最终流氓精神、痞子文化主宰了政治文化，权术全盘压倒道统，学术沦为政治的婢女，结果是二十世纪中国人心灵生命的萎缩与精神世界的崩塌。2
也许，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才可以更清晰地理解近些年来在中国大陆方兴未艾的民国知识分子史的热潮。克罗齐曾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人们对于民国知识分子历史的兴趣，所折射的也许不仅仅是对于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群体的一种缅怀与哀悼的情绪，更多的是指向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是希望通过这种对于民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生命、学术世界与社会生活的书写，来为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乃至今天的中国文化灌注一种“隔代的养分”。这种对于民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书写，至少具有双重的启蒙作用，它既是对于一直以来被官方历史所掩盖、忽视或者曲解的民国知识分子历史的重新发掘，是在拆卸政治文化强加给历史书写的意识形态后的重新照亮，与此同时，这种对民国知识分子的书写与记忆也是对现状的启蒙与照亮，它从民国知识分子的言语和行动里借来精神的火种，把那一套自由、民主与人权的启蒙话语重新引进今天的中国社会，以承接这个未完成的启蒙任务。
民国知识分子史成为一个聚焦点，吸纳着各种力量的积极参与，也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在学院体制内，余英时对于知识分子边缘化的整体分析、王汎森对于近代知识分子自我形象转变之区分、钱理群对于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精神史的持久关注、许纪霖对于二十世纪前半叶知识分子的心态史与政治思想的研究、罗志田对于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与文化的一系列论述、章清对于胡适派自由知识分子阶层的书写等，这些学者的著述无疑代表着学院体制内对于民国知识分子历史的最成熟的研究；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年来，学院体制外，也悄然兴起了对于民国知识分子史的研究热潮，到目前也蔚然大观，获得了一个广泛而稳定的读者群体。他们往往并非历史系科班出身，但是却对于民国知识分子历史有着强烈的兴趣，而且广泛搜阅史料，形成密切互动的共同体，用力甚勤，涉猎范围甚广。其中比较突出的有傅国涌、谢泳、范泓、张耀杰等人。傅国涌的著作已成为近些年出版界一个持久的热点，他对于民国知识分子史的私人述说，既注重史料的叙述，又不乏理性的分析，同时还有一种激情荡漾其间，尤其是其写作的速度之惊人令许多同行只能望其项背而兴叹。谢泳更曾是一个“老牌的学院体制外学者”，他从一本刊物（《观察》）、一个人（储安平）一所学校（西南联大）扩展到对整个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研究，他的著述介乎学术论文（往往是呆板无味的学术黑话）与历史随笔（有时游谈无根的戏说历史）之间，既有一以贯之的精神志趣，又有扎实的史料采掘和分析功底，而且文字平实简洁，不故作夸张之词以耸人听闻，可又能让读者领会到文字背后的深沉的关怀。范泓对于雷震和《自由中国》知识群体的研究更是为大陆的知识分子书写增添了来自台湾的精神养料。张耀杰对于历史背后的知识分子与政治势力、政党文化繁复的关系的再现，也为我们提供了宏大叙事的历史之外的现场感和细节性。还有一种虽然身在学院体制内，但其知识分子史的写作更接近学院体制外的研究者，而且其交往网络更偏向学院体制外的同人，比如南京晓庄学院的邵建。
民国知识分子热的典型表现就是出版物的繁荣。这些年，大凡书名中有“知识分子”字样的，大都成为图书市场上的热门图书。比如余英时的《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从知识分子个案的角度梳理历史中的隐秘的内心世界；许纪霖在继《中国知识分子十论》获得国家图书馆首届文津图书奖后，结集出版的民国知识分子个案研究《大时代中的知识人》也获得好评，其所编辑的《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更成为知识分子研究的必读书；罗志田的《激变时代的文化与政治：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将这个时段的知识分子在文化与政治之间的困惑与取舍做了细致的爬梳与解读；章清的《“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是学院体制内对胡适这个自由知识分子群体的集中研究；傅国涌的《1949：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为理解那个大转折的年头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钱理群的《1948：天地玄黄》虽是早期著作，可仍旧是理解抗战结束后、内战结束前各类知识分子的心态与选择的最好文本之一；谢泳的《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和《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已成为研究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典范之一了；其他诸如邵建的新著《20世纪的两个知识分子——胡适与鲁迅》、范泓的新书《隔代的声音——历史劲流中的知识人》、张耀杰的《历史的背后——政学两界的人和事》、徐百柯的《民国那些人》、马嘶《百年冷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生活状况》等都是以民国知识分子作为书写对象的著作，并且都在图书市场上较受欢迎。
与书籍出版的繁荣相对应的就是发表关于民国知识分子的文章的刊物的兴盛。可以说，对于民国知识分子的书写与出版，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链条。学院体制内的学者往往可以“双管齐下”，既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史林》这种史学专业杂志发表学术体的研究知识分子的论文，也可在《读书》等非专业学术刊物上发表具有研究性的历史随笔。而学院体制外的学者、作家往往大都是《读书》、《随笔》等同类刊物上发表对民国知识分子的研究。这种思想文化类刊物是承载民国知识分子史的主体力量。《读书》、《随笔》等都是从八十年代就享誉知识界的老牌文化刊物，发表关于民国知识分子的文字是它们的一个主要特征，尤其是前者，更是八十年代到今天读书人一个共同的精神园地，而民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成为读书人从这本刊物吸取精神力量与思想养分的重要来源。值得注意的是从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一些新出现的思想文化或文化休闲类刊物也是发表民国知识分子研究的阵地，比如曾经由周实主编、一度崛起的《书屋》杂志，发表了傅国涌、范泓等学院体制外学者的大量文字，尤其是对于民国时代的报人知识分子给与了充分的关注，按照傅国涌的说法，是追寻失去的传统，并重现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捍卫并扩展言论自由的历史现场。《万象》系由《读书》老主编沈昌文所策划，也刊发了一系列的对于民国知识分子的追忆或研究性文章，虽然被指责过于小资情调或者风花雪月，但不可否认其追溯、重建的知识分子的贵族精神对于改变今日中国的痞子精神有着极大之意义；一些以书代刊的出版物，比如《良友》和《温故》等，装帧精美，设计独特，文字细腻，时有对于民国知识分子的口述史，往往以叙述题材为主，具有很强的可读性，而且它们往往可以突破《读书》和《随笔》等正式杂志的篇幅限制，发表长篇历史随笔，成为出版界的一枝奇葩；其他像《历史学家茶座》、《国家历史》等刊物以不吝篇幅刊发对民国知识分子的书写文字，前者是历史学家的同仁杂志，所发表的文章往往是专业的历史研究学家治学之余的“吉光片羽”，涉及到民国学人的点滴故事，常常耐人寻味，后者则是新锐历史性休闲刊物，侧重对民国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历史的书写。除了这些专业杂志和非专业杂志是出版民国知识分子研究的园地外，还有一类兼具学术研究和“非学报论文类写作”的思想文化杂志，也发表了一系列的对于民国知识分子的研究文章，例如香港的《二十一世纪》和广州的《开放时代》，我们可以看见这两个刊物似乎具有最大的包容性、公共性和前沿性，几乎所有在民国知识分子研究领域有所成就的人，都曾在这两个刊物上发表过文字。
除了这些杂志以外，一些报刊也是发表民国知识分子研究的空间。比如《中华读书报》、《南方周末》的“往事”版，《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文汇图书周报》、《湘声报》的“文化沧桑”版。这些报纸的发行量大多数都胜过上述杂志，所以往往能够为研究民国知识分子历史的学者、作家开拓更多的读者市场。事实上，我们也可以看见这些报刊与前述杂志有着良好的互动关系。现在的一个总体趋势就是，学者、作家先是在这些报刊或专业杂志上发表对于民国知识分子的一系列文字，然后出版社将这些广受欢迎的文章结集出版，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在民国知识分子史的热潮里，有一股支流也值得给以特别的注意，这就是经历过民国时代的知识分子的回忆录，这些回忆录不管是自己撰写，或者口述，因为是亲历历史者的私人回忆，富有强韧的历史现场感和生动鲜活的细节，并且由于这些老人又都经历过反右、文革等惨绝人寰的历史悲剧，所以这些对于民国的追忆在众多的民国知识分子史中显得尤其珍贵。随着时间的推移，经历过民国的战乱，体验过民国的学术繁荣、享受过民国时期的一定程度的言论自由的学者自然会逐渐凋零，因此，如何抢在这些阅历丰富的老人谢世之前，做一批口述史来保存史料，实在是值得重视和付诸实践的“抢救历史”的行动。这其中引起广泛注意的是西南联大毕业的、后任教于清华大学的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这本薄薄的口述史与同样毕业于西南联大的许渊冲先生的自传《追忆逝水年华——从西南联大到巴黎大学》，为读者了解西南联大的知识分子的读书、学术与政治生活提供了直接的原生态的史料，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气节、关怀、独立人格以及大学内的相对自由的学术言论空气都跃然纸上。另外，就是华裔历史学家何炳棣的《读史阅世六十年》，其中涉及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清华大学的校园生活、学术氛围、知识群体，让我们充分感受到清华在那个时代人文之荟萃，印证了钱穆先生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一书中的一个论断，即1930年代的北平学术界已经巍然大观，形成了严格且高标准的学术共同体，假以时日，绝对可以引导中国学术走上世界前沿。3可惜，抗战爆发折损其元气，西南联大时期仍存，而建国后则清华被改成工程师的摇篮，斯文扫地，文气荡然。
纵观这些对于民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书写，可以管窥到一些共同特征。从研究者来看，对于民国知识分子史进行研究的大都是学院体制内的自由知识分子，或者学院体制外的认同自由民主价值的学者和作家，这个研究群体多数是少年时代经历过文革，在恢复高考上接受教育，并且大都在1980年代参与过新启蒙运动，在对于反右、文革的反思和文化热中重新确立自由和民主作为普世价值的现代理念，其知识结构、家庭出身、生活经历与话语方式虽然多种多样，但若仔细考究，却存在一种认同、发掘与扩展启蒙价值的“态度的同一性”，对于代表世界潮流的自由与人权有着大体一致的认可，他们都自觉地与主流的政治意识形态抱持着或者拒绝或者疏离或者反抗的姿态。
从研究对象来开，这些历史著述绝大部分集中在民国知识分子中偏向自由主义的群体，或者是对民国知识分子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的重新书写，这样研究注重分析在以往的官修史书中被忽视的两个重要分支，通过对这些知识分子的言论、学术精神、自由意识、交往网络、思想观念、公共活动、政治选择等各个层面的分析，试图展现其整体性的或个体性的人格气象与真实面相，
从而使得民国知识分子不再是一个单一的或者完全两极化（非左即右）的知识群体，让历史中的知识分子挣脱其强加于其的标签与符号，呈现出其内在的紧张与精神的多元。
从研究志趣与写作特征来看，这些历史作品大都具有可读性，充满细节与叙述，强调让叙述“说话”，强调对于民国知识分子的行为、言论与选择有一份“同情之理解”，知识分子的历史书写日渐脱离政治意识形态的油彩，也摆脱被理论话语宰制的被动状态，知识分子史首先是关于在“不是生，就是死”的大时代里的个人或群体的故事史，讲故事或者说历史叙述的艺术重新成为写作者关注的焦点，自然，这种知识分子的故事不同于说书艺人的故事或者虚构性的历史小说，而是建立对于研究对象的所有相关材料的细致的文本细读的基础之上，是用可靠的史料串联而成的故事，而不是以自身的价值与判断来裁剪历史。这也是民国知识分子史为何能获得读者广泛认可的原因，它们让读者在一个个知识分子的故事里获得启蒙、感受气节、认识历史。
从学院体制内外的比较视野来看，学院体制内的学者所撰述的知识分子史往往有一种比较明确的、甚至是比较固执的问题意识，他们探寻历史真相时有着浓厚的知识取向，换言之，他们常常在严格的学术标准下强调核心概念的界定与分梳、材料与论述的结合、局部细节的透视与整体历史的观照的相融合，而学院体制外的学者和作家的知识分子史写作，往往更注重在历史材料里发掘跟我们固有的认知模式相异的部分，他们大都没有将知识分子史理论化、学术化的冲动，而喜欢讲述不同历史时空的知识分子的个人或群体的故事，尤其注重采掘知识分子在面对政治强权时所表现出的气节与精神，以及如何争民主和自由的细节，因此，可以说学院体制外的知识分子史具有鲜明的道德取向，致力于发掘具有道德人格完整性与纯粹性的知识分子历史。或许正因为这样的原因，前者往往不满足于仅仅讲述故事，而倾向于分析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行为的来龙去脉，后者往往对于所研究的对象的人格有着一份深切的认同，或者批判，侧重对于知识分子在历史夹缝里的心境与心态的描摹。这就导致前者的文本的政治立场往往是草蛇灰线，无迹可寻，后者的文本则如梁启超的时务体，“笔锋常带感情”，痛快凌厉，直指人心。
从知识分子史热的时代背景来看，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民众，在面对威权主义的政治文化，和全面兴起的消费主义文化和犬儒主义文化时，他们在阅读民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时产生了一种深深的共鸣。五四新文化运动所诉求的自由、民主、科学与博爱等普世价值仍旧没有深深地扎根于政治制度与社会生活之中，民国知识分子重建其作为社会重心的努力、以及建设一个独立于政治之外的学术社会的奋斗历程4，都让今天内外交困、进退失据的知识分子有着深切的理解与认可，民国知识分子在面对当时的政治与社会困境所展现出来的智慧、经验乃至教训，也成为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接续“启蒙运动”的起点，甚至包括民国知识分子所使用的知识资源与道德话语，都成为这群知识分子史写作者批判性地直面今天的中国现实的精神与意义之源。换言之，民国知识分子史热，表面上是“历史的热浪”，其实背后翻腾的是“现实的潜流”，是知识分子在新的语境下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方式。怀旧不是目的，推陈出新才是根本关怀。
不容否认的是，民国知识分子史热并非白璧无瑕，如果我们仔细比对、阅读和思考这些作品，以及考察这个作者群体，有些现象也值得我们提前警醒，以防微杜渐，使这股民国知识分子史热能够向着稳健而积极的方向发展。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其实在笔者前述文字的分析中已然初露端倪。民国知识分子是一个具有极大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的指称，就其所包含的知识群体而言，从宏观方面而言，至少有左、右之分，也就是左翼文人与自由派知识分子。众所周知，从90年代以来，自由、自由派、自由主义等语汇是中国思想界和知识界的核心词汇，乃至朱学勤在1998年宣称“自由主义浮出水面”，顾准热、陈寅恪热、胡适热等都应该在这个历史语境来理解。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对民国自由知识分子的研究和写作成为知识界和出版界的一个持久热点，受到自由主义社会思潮的影响和鼓励，对民国自由派知识分子或者底色是自由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的研究成为诸多学者、尤其是学院体制外学者乐此不疲的兴奋点。谢泳就曾经在接受《南方周末》的采访时，针对记者所引述的一些批评者认为谢泳与研究对象之间缺乏必要的距离，太过于正面肯定胡适等人，而丧失了批评的力度时说：“他们都倒霉，太倒霉了！历史愧对他们！”5而其朋友丁东更是直言不讳地说，谢泳并没有拔高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而是为其正名，从其一再被贬斥和侮辱的历史里拯救出来。这样一来，我们可以看见民国知识分子里的左翼阵营遭到有意或无意的淡化、忽略或否定。这样自然就损害了民国知识分子在整体上的完整性，导致“左膀萎缩”而“右臂发达”的不对称状况。这从谢泳、傅国涌、邵建等人的自由主义式的价值追求来说自然无可厚非，但作为一个整体的历史现象，民国知识分子史热应该更多元，更丰富。退一万步而言，在我们重建今日中国的精神世界的时候，从民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寻求知识资源和精神力量自然是至关紧要，但是左翼知识分子的话语方式、思想习性与行为模式，从其民国时期与共产党政治文化的暧昧，尤其是建国后直接与政党文化的联姻，其实对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也创深痛巨，不对这一翼来一个刮骨疗毒式的精神反省和历史反思，也会制约自由、民主、平等等普世价值在当代社会的生根发芽，更何况左翼文人话语和思想并不都是糟粕，其对平等与公正的追求在今天的中国仍旧有其意义和价值。因此，民国知识分子史的热流应该左右开弓、双管齐下，这样才能从正面和负面为今日的思想和文化建设提供助力。
其次，民国知识分子史的热潮虽然是出版界和知识界的一股“劲流”，但是这些作品大都依据知识分子所留下的日记、书信、言论、报刊杂志、相关档案、公文来展开的，这些研究者对于民国知识分子史的历史脉络大都有“具体而微”的了解，对于相关史料也比较娴熟。对于知识分子的兴趣是引动他们进行阅读、分析和写作的基本驱动力。但是，我们仍旧得注意，知识分子史是无法脱离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的，如果对于近代中国历史之变动以及发展之方向，包括各阶段之差异，缺乏一种宏观的理解与审读，仅仅就知识分子而探讨知识分子史，则会限制知识分子史的胸襟与气度，最后就似乎变成知识分子在“自说自话”了，这就导致知识分子史的作品显得琐碎与断裂，缺乏一种史华慈所言的在处境、意识与行动的三维架构里来理解历史的张力6。从这个角度而言，知识分子史研究需要与近现代中国史的研究者进行更密切的合作与交流，尤其是学院体制外的知识分子史研究者，更需要与学院体制内的近现代史研究者进行互动。而这些目前显然做得不够。
再次，尽管民国知识分子史成为一个热点，写作者也赖此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可，但我们可以看见民国知识分子史的研究者虽是一个多元的群体，但却并非一个能够形成共识且能有效交流的群体。这里，最突出的是学院体制外的知识分子史研究者跟学院体制内的研究者缺乏必要的互动，甚至出现前者认为后者是在无意义地炮制“学术八股”和“学术黑话”，而后者也常常会觉得前者的作品虽然“叫座”，但却不会去“叫好”，因为那些仅仅是历史随笔，而非严谨的有开拓性和典范性的学术研究，甚且认为前者往往是为了达到文章“可读”而“以词害意”或“过度修饰”，他们会认为前者是“短平快”，产量惊人而质量良莠不齐，甚至进行重复性的写作，他们推崇的是慢工出细活，其实，出现这种情况也可以理解，前者是依靠读者市场、面向出版界寻求经济独立，所以得考虑编辑、受众和出版商的需求与喜好，而后者生活在学院体制内，基本上有一个生活保障，应对的是学术共同体的标准，以及学术刊物的尺度，自然得更靠拢“学术行规”来进行写作。傅国涌在接受采访时，就指出他们是“精神共同体”。7张耀杰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更是直接地批评了一些学院派的知识分子研究：“比如，现在研究鲁迅的学者，钱理群、陈平原这些中文系教授，其实完全是以自己的情绪去研究别人的情绪，这是不好的。我们需要的是用一种普世的精神，用理性的现代文明去照亮我们的文学。”他推崇谢泳、邵建等同道的研究：“邵建几乎所有的长短文章都堪称经典，而且他所研究的大部分的人物和事件，都与我有不谋而合之处。在胡适研究和鲁迅研究领域里，我与邵建的观点是高度一致的。”8由此可见，学院体制内外的知识分子史研究者之间存在着若有若无的“鸿沟”，所幸的这道鸿沟并非坚不可摧，谢泳以学院体制外的研究者进入了厦门大学的中文系任教，就说明了体制内外不是问题，问题是如何消除隔膜和冷漠，形成良性的思想和实践上的互动关系，以更好地推进对民国知识分子的研究广度、力度与深度。
最后，正如一句俗话所言，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可能比巨人看得更远。可是，要想站在巨人肩膀上可并非易事，就民国知识分子史的研究而言，今日的我们诚然可以依赖史料、推理乃至必要的想象，来重建当时知识分子的历史世界与心灵世界。可是，那个时候的很多知识分子既有传统国学的修养，部分从小就接受经典教育，也有在西方或者日本接受现代教育的经历，其中的一些顶尖者如胡适、鲁迅、陈寅恪、傅斯年等人确实是学贯中西，他们又处在一个最变动和复杂的年代，其思想、言论、行动与选择往往包罗万象，错综复杂。而我们这一代的研究者，大部分国学根基不深，甚至仅知皮毛，更缺乏耳濡目染的传统儒家生活，对于西方的知识、思想与信仰虽然从1980年代来一直在“恶补”，可也常常出现囫囵吞枣、食洋不化之现象，更别说对西方的整体脉络的理解了。所以识者如刘小枫、甘阳才提出“重新阅读西方”的号召9。只有在我们也对于国学与西学有了必要的了解之后，我们才可能真正地站在与民国最优秀的那批知识分子同等的精神层次上进行对话，也只有这样的对话才是最富有意义的，否则我们就只能不断地在哀叹那个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的灰飞烟灭，而徒然生发“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的思古幽情。我们不能仅仅是哀悼，也不能仅仅是皮相地从民国知识分子那里搬弄出一些口号与姿态，我们需要的是理解之后的批评性对话，是继往开来的思想和文化的万象更新。从这个角度而言，无论是学院体制内还是其外的研究者，事实上都需要持久地充实自己的知识结构，深化自己的思想根底，而不能被市场的神话所蛊惑而沾沾自喜，乃至固步自封。
（本文删节本刊于《南风窗》）
注释：
1 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1991年8月号。
2 江迅、马楠：《寻回中国贵族精神的轨迹》，《亚洲周刊》，2008年4月2日。
3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三联书店，2005年重印。
4 王汎森：《近代知识分子自我形象的转变》，《台大文史哲学报》，2002，（56）。
5 潘晓凌：《厦大“特招生”谢泳：做大学的一碟芥末》，《南方周末》，2008年2月1日。
6 许纪霖、宋宏编：《史华慈论中国》，新星出版社，2006年。
7 燕舞：《关注百年言论史》，《南风窗》，2005年3月17日。
8 张耀杰访谈，见《没有书房，只有“书床”》，载于《新京报》2008年2月13日。
9 甘阳、刘小枫：《重新阅读西方》，《南方周末》，2006年1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