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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眺望历史的狂潮

  

  访许倬云

  ◆艾温 文字工作者

  

  撑着拐杖缓缓行走、一辈子衣食起居都要旁人照料的许倬云,谈到自己时却说:「我是个有福之人。」

  

  ★生平

  

  1930年7月10日,许倬云生在江苏无锡。他四肢先天畸形,手掌与脚掌内翻。在民国初年的中国,这样四肢残缺的孩子可能一辈子只能沦为乞讨,甚至根本没机会长大。但是许倬云幸运地生在大户人家,父母也都观念开明,学问广博的父亲,以及慈爱善良的母亲,构成了他人格的架构。

  抗战期间父亲担任湖北沙市的荆沙关监督,许倬云的童年时光也多半都在湖北度过,「那边属于前线,差不多每年要逃一次难」。由于身体残障无法上学,由父亲教导读书,最早读的史书就是《史记》的〈项羽本纪〉,也由于随着父亲往来各地,提前就亲历了《三国演义》里的各个场景。而自己不能去上学,整天除了看书之外,就是观察附近农民的耕作与生活。当时的他当然没有想到,自己后来一辈子都在「观察」、并且乐此不疲。

  抗战胜利后回到无锡,许倬云进入当地著名的辅仁中学,生平第一次进学校。辅仁的校风十分自由:由于许倬云的中文与史地都不错,英数理比较差,学校就让他尽量上比较弱的课程,并且由其他同学设了一个「辅导群」帮忙他的课业。他至今还是很感念这段岁月,形容对自己有「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的效果。

  1948年,局势江河日下,许家决定迁来台湾。许倬云在南二中读了半年,毕业后考进台大外文系。他的国文与历史考卷还被推荐给当时的校长傅斯年,一手创立中研院史语所的傅斯年特别召见,建议他转念历史,还鼓励他「将来到史语所来工作」。因此,原本考虑到自己身体不方便,念外文或许可以靠翻译为生的许倬云,走上历史学之路,达一甲子之久。

  当年台大文学院有许多来自大陆各地的大师级学者,学生人数又少,因此师生之间的交流频繁度,以及学生选课时遍及其他科系,都比后来要高得多。许倬云在课业上表现的才华,与身体上的残缺,都使得老师们花更多的时间教导他。而孪生弟弟许翼云当时就读台大化工系,兄弟俩住在同一宿舍,弟弟除了照顾哥哥的生活,有时还用脚踏车载哥哥上学,「他等于是我的手脚」。

  1953年大学毕业进入研究所,「那时硕士班还没有分系,是中文、历史、考古合一的『文科硕士』,像我喜欢上古史,就有接近一半念的是考古系的课。」「指导教授李玄伯(宗侗)先生研究的是古代社会史,另外考古学是跟李济先生学的,跟董彦堂(作宾)先生学甲骨文……有些老先生不愿意出门的,就让我到他们家去讨论问题。」

  后来他到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芝加哥大学也是很奇怪的学府,不大在意你读什么系,学生的课程自己设计」,选课的范围遍及经济学、中古史、考古学、宗教学、社会学等等。同时芝大身为韦伯理论的重镇,原本就研究中国社会史、自认「把历史当材料、别的学科当工具」的许倬云,对于研究历史的工具,当然更是练就信手拈来的工夫。

  1962年回国之后,进入台大历史系任教,许倬云成为当年文史学界红极一时的青年才俊。1964年,34岁的许倬云年不但当选「十大杰出青年」,还成为台大历史系主任,创下空前的纪录。

  这段时间对他个人来说,另一个最重要的「成就」是赢得另一半:刚刚从台大历史系毕业了两年的的孙曼丽,两人从师生变成情侣,最后步上红毯。许倬云提到太太,对于她在生活、学术上对自己的帮助,还是充满感激。「我这辈子有三个最重要的『守卫天使』,就是母亲、弟弟、太太。母亲生我养我,弟弟扮演了我的手脚,太太更是全心全意为我付出、跟我合在一起。」许倬云说,「所以我说自己是一辈子幸运:老天起初对我不好,不过后来对我真是非常好。」

  

  ★赴美与退休

  

  不过声誉鹊起的许倬云,也不免卷入学术圈的斗争、甚至情治系统对学术圈的渗透与操纵:1970年他在同僚攻击的压力下离台,以访问学人名义到美国匹兹堡大学,从此再也没能回台大任教。

  往后,许倬云除了在匹兹堡大学的历史系与社会系执教之外,也曾经受聘为美国夏威夷大学、美国杜克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校的讲座教授。尽管失去台大教职,但他在台湾的学术界一直有其重要地位,也曾经多次在蒋经国时代应邀回国参加国建会。1980年当选中研院院士,1986年当选美国人文学会荣誉院士。

  许倬云自匹兹堡大学退休后,近年来往来于台湾、大陆、美国三地。其中大陆主要是在南京:由于老友《中国时报》创办人余纪忠是南京的中央大学校友,后来中央大学在共党建国后被分为南京大学与东南大学。余纪忠晚年回到南京,成立「华英基金会」资助这两所母校,请许倬云任董事,并主持「余纪忠暨夫人讲座」。

  

  ★深入浅出的社会史家

  

  社会史的兴起,该算是20世纪世界史学发展的大事之一,从此学者不再只重视帝王将相的英雄事迹,而更懂得利用社会科学治史,更懂得分析数字。固然新派史学矫正了传统史家「只把历史当成伟人传记」的弊病,但是矫枉过正的结果,往往是相关著作只剩下数据的堆积,失去了「历史故事」引人入胜的特色。例如就有人讽刺20世纪前半于法国兴起的「年鉴学派」,说他们可以知道18世纪法国某个小乡村的粮价,却不知道大革命发生在哪一年。

  对于同样强调社会学治史、同样强调「比较研究」的许倬云来说,这个问题却几乎不存在。口才滔滔、笔调浅显而富文采感情的许倬云,可以说颠覆了一般人对「社会史」枯燥乏味的印象,而像是信手拈来都可以讲出大串掌故的说书人。就刘知几《史通》书中提到的「史才」一项,在当代史家当中,许倬云绝对排得上名。

  更甚至于这位80岁的老先生,对于当今流行的网络文化,照样可以信口道来:例如他在访问中直接提及网络文化常用的「楼上」一词(指讨论区的上一篇文章),让笔者忍不住心想,恐怕有些只有他一半年纪的人,也未必懂得这一套。

  而到晚年,许倬云也把著述的方向,转往为一般读者所写的通俗作品:照他自己的说法,这是60岁时许下的愿望,希望能够拉近「学术研究」与「日常知识」之间的距离,以免许多学者穷毕生之力作了许多研究,一般民众还是一无所知,仍然被流行的错误观点所误导。反正自己年纪已大,也就不再那么在乎著作的学术地位,而希望扮演这项传播知识的角色。

  因此,继《观世变》、《问学记》、《从历史看人物》、《从历史看管理》等书之后,2006年他出版《万古江河》,以人类的各文化比喻成河流,由不同的源头一一汇聚,不断向前进展,同时吸收更多的源流。从中国的地理空间开始,论及史前时期中国文化的多元发展与分合,然后是中国文化在冲突与融合中的扩大历程,最后以中国文化面对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帝国压力下的「百年蹒跚」为结束。

  2008年,许倬云将近年的文章收成集子《江口望海潮》,也正式宣布封笔不再写政论文章,「我这把年纪已经没办法去管年轻一辈的事了」。对于从「万古江河」到「江口望海潮」,他解释:到了当今的全球化年代,不会再有各自发展、不受他人影响的文化体系,而是像大河入海一样,全球各文化产生剧烈的相互激荡,这种「一方面原有各文化都将终止其各自发展的轨迹,一方面各文化系统将合而为一」,着实令人既兴奋又是惶恐。

  

  ★最佩服严家淦

  

  中国知识分子有入世的传统,就算自己未必真的有居于庙堂之上的当官野心,也都还是会有「淑世」的理想存在,许倬云当然也不例外。他虽然在中华民国一辈子当过最大的「官」只是台大历史系主任,中年以后还离台赴美,但也一直对现实政治很关心,并且利用各种的机会,或者公开撰文在报端发表、或者私下地向当道表达自己的看法,「我一辈子不当官,要保留我说话的权利」。甚至当初保钓运动后,许多同侪投奔大陆,但「北京台北之间选择哪一个?我选台北:北京,我颠覆不了他,台北,我可以影响他。」

  许倬云自述,进入中研院史语所之后,就协助院长王世杰办理涉外业务,从而也颇早就与不少政坛高层有往来,包括当时领导军方政战体系的蒋经国在内。1970年代虽然离开台湾,但随着蒋经国时代的到来,许倬云反而更因为国建会等机会,有向蒋经国、孙运璇等「最高层」人士建言的机会。

  在1970年代到80年代,许倬云多次单独与蒋经国、孙运璇深谈。对于蒋经国,他的评语是「了不起」:「这个人有非常权谋的一面,心机很重,但也有极度热血一面。他对民众的福祉非常关心,不过是那种出自于父兄角度的关心。」

  两人多次见面,谈话的题目经常是历史:「当初孙运璇要我去跟蒋经国谈,可不是要我去上历史课,不过反正我天不怕地不怕,经常就从希腊罗马的历史渊源,跟他解释自由民主的价值。蒋经国很有雅量,我一路滔滔不绝地讲,他总是静静地听,一暂停还会接腔:『还有呢』?」

  许倬云回忆,自己对蒋经国提出不少敏感的建议,例如提高民主化、解除戒严等,蒋经国当场未必接受,态度也还是很客气,通常会说:「现在不能做,我有我的困难。」或是「我不如此想。」

  整体来说,他对蒋经国的评语是:「很能干,非常重视工程师的重要性,但是读书不多:西洋历史他原本不懂,中国历史懂得也不算多。」

  相对于蒋经国,李登辉总统则是读书很多,自己的意见也很强,「他不肯安静听你讲,总觉得自己知道的比你要多,甚至还要教我历史」。许倬云回忆,自己最后一次与李登辉总统谈话,两人谈到不欢而散,自己愤而提前告辞,「总统府秘书长蒋彦士的脸都气白了,他送我出门时说:『许教授,有一天你会了解真正的李总统。』我说:『我已经了解了。』」后来两人虽然还曾在中研院的场子上碰面,但再也没有私下的谈话过。

  被他评以「最好」的,反而是始终低调的严家淦:「其实台湾欠他大人情,他真正的贡献远比表面看得到的大:他可以说是『才智德学』四绝,但默默做事、不揽权、不出风头。如果没有他一路在两位蒋总统身边就近提出各项规劝建议,台湾的发展没有今日的成绩。这个人见解高又淡泊,因此不会引人疑心。」许倬云回忆,当出自己每年回国一两次,几乎都会与严家淦见面,「聊美国的思潮、政治经济局势,还聊摄影:他的拍照、暗房技巧的水平都很高,而我也喜欢此道,所以我们这方面颇有话题。」

  

  ★未竟全功的两岸交流计划

  

  许倬云也透露一段「秘辛」:从1978年起,自己在获得孙运璇的授意之下,与李浩(民初广东大老李汉魂之子,当时在美国担任律师,在大陆高层有一定交情)合作,希望建立两岸交流的平台。「当时的方式想的是先让两边学者可以一起开会,让学者担任『白手套』。希望第一次会议在夏威夷开,我与李浩只作联系人。当时想,最先可以谈的就包括通航、引渡、救难等,接下来希望我们这边成立一个『大陆事务协会』,他们则是『台湾事务协会』,并且双方在香港设立常设办事处,可以作为沟通会谈的场所。在双方学者商谈的同时,官员在另外一边,随时可以跟会议上的学者沟通。」

  许倬云回忆,1983年母亲在台北病危,自己赶回台湾。在母亲去世前三天,孙运璇亲自到中心诊所探望,并且告诉自己:「经国先生觉得两岸开始谈判这件事太重要了,他得亲自主导,连交给我都不够放心。但是身体最近不好,在美丽岛事件后,国内政局这阵子又不是很稳定,所以他觉得要先缓一缓。」接下来孙运璇自己也中风病倒,蒋经国的身体状况也一直没恢复,因此两岸交流的脚步,就因此被延宕了将近十年。

  

  ★中国大陆「开明专制还要两三代」

  

  谈起中国大陆的领袖,「毛泽东是心理有病之人,他的自大来自于自卑:他的才气够高,但是到北大当图书馆员,被人瞧不起,认为只是湖南来的乡巴佬。等到掌权之后,从此就觉得自己无所不可为,无法无天,变成神了。从『沁园春』就看得出来这个人有多得意:他居然敢到重庆与蒋介石会谈,结果安然而退,老蒋也没把他抓起来杀了。」而中国文化长期帝王权威培育的万岁思想、对权威让步、奴颜的习惯,也助长了他的权威心理,更造就日后的灾难。

  另一方面,「这个人的学问有偏差:他其实主要懂得的,就只是中国的霸王思想。他有野心,对于共产主义其实理解也有限:如果要说他真有共产主义理想的话,也只是一个素朴、原始的的平等理想:但是这个『平等社会』要如何达成,就不在他的知识与智力范围之内——甚至也不在他的谦虚范围之内。」

  至于长期被视为「完人」的周恩来,则是「小忠大奸的伪君子」:「他对人好、对党好,对人的小恩小惠非常多,但是大节有亏,就是『姑息养奸』,对毛泽东百分百投降。从遵义会议被毛泽东恶整之后,周恩来就扮演一个『伥』的角色:党内任何人要挑战毛,他都是第一个跳出来全力护毛的,

  即使他知道毛有错也一样。这就像心理学上有个例子:苏菲亚罗兰当年演过一部片,女孩子被强奸之后,却全心全意屈服于施暴者。另外金庸小说《射鵰英雄传》里杨康的妈妈包惜弱,也可以说是同样的模式。」

  至于谈到大陆的政治改革,由于中国经济迅速起飞,而台湾推动民主所产生的脱序与弊病,也不断被北京拿来强力放送,作为「民主政治不适合中国人」的例子。「如果没有重大因素影响,我猜想『开明专制』大概还要维持两代领导人,恐怕得20到30年。」

  不过「其实大陆还是在变:像是对毛泽东、周恩来、国民党、蒋介石、抗战等等的评价与诠释,这几年其实都已经有不少新的看法出来。」另外,随着经济进步,「老百姓的愿望是会成长的,会想要具体生活保障,尤其中产阶级富起来之后,就会想要保障自己的身家财产,就会重视自己权利的维护,就会体会到法治的重要。」

  他也提到自己在大陆讲学的经验:「公开的言论自由还没有,但是网络上的讨论,往往比台湾这边的网络讨论还有内容。另外年轻人也都会去挑战尺度:像是我在南京,看不到台湾的网站,学生们都会帮我去找各种可以绕过『网络金盾』的方法;又如同一些年轻报纸记者,像是《新京》、《南方》等等,他们常常跟我谈,然后用尽努力在夹缝当中,想把一些思想表达出去。」整体来说,他仍然对大陆的改变抱持审慎乐观。

  

  ★「不要说故乡的水甜」

  

  对于昔日的高足杜正胜,在担任教育部长期间的言行政策,「我当初写了一篇文章〈萧峰的难题〉,特别提到这种认同的困境。杜正胜对我说:『老师您在困惑,不过我的选择很清楚。』我回答:『你不在世界上,你只在台湾。』」

  不过许倬云还是反复强调:「他(杜)最近正在重新想,非常严肃地想,不要替他盖棺论定。」而且不管选择什么,「我们要尊重他,这是每个人的选择,认同,就像爱情一样:谁爱谁没法理解,也没法解释,你只能尊重。」

  谈到台湾的省籍与认同问题,许倬云也提到自己的例子:「我在台南二中的半年,班上大约有四分之一是外省人。其实外省同学程度不见得比较好,但是都盘据了前面的名次。为什么?因为本省同学的中文不行,他们等于是有口难言,没办法表达。我可以理解到他们的痛苦与不服气。」

  到了台大,情况也一样,「我对他们很尊敬,但大多数外省人不理解,只觉得为什么你们听不懂中文、为什么你们那么欣赏日本?」当时外省学生多半只能靠公费维生,吃宿舍的差劲伙食,本省同学家境往往较佳,可以出去吃饭,「几杯啤酒下肚,三分醉七分装,他们就开始唱日本军歌,我们听得受不了。」

  回想起这些经历,他觉得最重要的是同理心,是懂得其他人看事情会有不同的角度,不要永远觉得自己的观点才是唯一正确的。到今天的两岸问题,亦复如是。

  许倬云并自述,自己到了50岁之后,才逐渐能从民族主义的情绪中走出来,愈来愈重视民主、人权的重要:「我慢慢理解到,国家与政权不能等同、民族与文化不能等同;民主不是多数决,而是多数少数之间的容忍。而且随着全球化区是愈来愈显著,我们会发现,其实人是移动的,人口的组成成分会变,民族的定义也是会变的。小区、社群、社会、族群、国家……都只是暂时性的,它们永远在接触之中扩大、修改。天底下没有一个永恒存在、必须认同到死的东西。」在一次接受大陆媒体访问时,他更直言:「不要说故乡的水甜!」

  因此,「在世间只有两样东西是真实不虚的:最小的『个人』与最大的『全体人类』,中间都是不断变换、也是不真实的,所以大的包容内应该允许小的差异。」

  

  ★要问「为何而活」

  

  而对于当今这个他所谓「大河入海」的全球化时代,又遭逢到几十年罕见的经济大风暴。许倬云显得忧心忡忡,强调人类在新科技不断发展的同时,心灵的境界也必须提升,而非沉沦于贪欲与愚昧。

  「我认为这一次经济大危机,不是经济学家想象的『周期现象』而已,而是启蒙时代发展到今天,modernity(现代性)的终了。从启蒙时代至今三百年,科技、商业、经济、自由民主、民族国家……的发展都非常蓬勃,但其最原始的动力是掠夺自新大陆的金银,以及基督教理想衍生出的哲学。现在已经全球化,你没有地方可以再去抢金银财宝,精神力量却也没有了。结果在经济上只剩下贪欲,没有伦理道德的约束,民主政治也走上歪路,没有终极关怀,等于『跑野掉』了。」

  他再度强调,现在正是江河入海的大转变关口:「现在的科学知道环境有危机,看得到地球这个『舞台』的危机,但是舞台上演员的心理危机他没看见:这需要要人文学者、宗教家、思想家、诗人、作家……去找,但问题是没有人去找。」

  对于有些人预见未来会是一个全面普罗化的社会,他也不已为然:「没有原则规律、完全自由,完全群龙无首:没错,其实『群龙无首』在易经里是上卦,但地球上真能如此吗?所谓的不要规律,必须是规律不在外面,而在你心里。所有的『龙』都知道自己的分寸,都不会去伤害其他的『龙』,才是真正的群龙无首。」

  『自由的后面一定要有责任,这是golden law!人类必须去反思,着手去缔造新文明,才有一个值得生活的未来!』

  80岁的老院士撑着拐杖,反复强调着结论。

  在那一瞬间,他原本矮小佝偻的身影,似乎顿时高大庄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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