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我想简要地谈谈以下几个问题。
一、在认识长江日报记者、江汉大学城市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余坦坦以前，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写口述史的问题。因为第一，我生平虽然遭遇一些坎坷、一些波浪，但最后基本上都能化险为夷，波暂平而浪暂静；而且这种转化过程不够雄壮，不够突兀，传奇性不足。其次，我虽然只要条件许可，就“不用扬鞭自奋蹄”，夜以继日地劳作，希望而且实际上也为国家、为人民做出点滴贡献，但微不足道。因此，我自认为，我的生平事迹没有记录下来的价值。第二，由于主观、客观原因，我生平浪费了大量宝贵的时间。从1979年起，近30年来，我自认为是很少浪费时间的。我总感到我有许多工作要做，时间不够用。2002年完成了《美国通史》的撰写和主编工作以后，我纵观国际国内形势，认为应该把余年全部献给呼吁民主与法治，反对儒学的糟粕，没有时间和精力从事其他工作。自从上世纪90年代认识余坦坦后，经他的反复劝说、鼓励、督促和具体帮助，这种情况渐渐地有所改变。到2006年，我终于同意和他合作写我的口述史，即《刘绪贻口述自传》。他说服我所用的一些理由，虽然我觉得有些过誉，但也不是毫无根据的。这些理由，在他为本书所写的“后记”中，有比较详细的叙述，我这里就不重复了。总之，如果我没有认识余坦坦，就不会有这本《刘绪贻口述自传》。
二、我认为，写口述史必须绝对说真话，还要勇于揭露自己的缺点和问题。我觉得我是基本上做到这一点的。说“基本上”，是因为我担心伤害他人、忤逆他人，在极个别问题上还是有所省略、有所禁忌的。
三、完成这本口述史上卷后，我已95岁半。虽然想继续写下卷，但下卷内容主要涉及我的学术思想和政治思想的复杂演变过程，主观客观的困难和障碍不少，加上年老力衰，而又不能忘情于国事、天下事，不能专心一志，所以要完成下卷，还是要自己下大决心并得到家人和朋友的大力支持的。
四、余坦坦希望除《刘绪贻口述自传》之外，还加个书名。我平生颇慕龚自珍之为人，他生于1792年，1841逝世，正是清代内忧外患兴起并日益严重的时期。他不仅清楚而深刻地先于一般人认识到这种危机，还忧国忧民，力图匡济，倡议改革。当他的这种抱负和志向被官僚大地主阶级反对和压制时，他愤世嫉俗，深感无奈。他把这种思想感情的发展变化用文学形式予以表达时，写出了以下的诗词佳句：“来何汹涌须挥剑，去尚缠绵可付箫”；“绝域从军计惘然，东南幽恨满词笺。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怨去吹箫，狂来说剑，两样销魂味”。有位友人还给他画了一幅“箫心剑态图”。因此之故，我和余君商量，为表达我对龚氏的倾慕，将这本口述自传加个书名：箫声剑影。
五、《刘绪贻口述自传》上卷之得以写成和出版，我应该深深感谢我的老伴周世英、大女儿刘东教授、小孙女《武汉晚报》记者刘元聪、私淑弟子深圳大学徐建华副教授和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毕业生赵晓悦同学的帮助和鼓励，我还要特别感谢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及其负责人的大力支持。
2009年9月30日于珞珈山
